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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走向世界”“國際傳播增效賦能”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實現有機統一、深度融合，可有效地推動國際傳播的理論升維與實踐創新。

本期推薦的論文指出“平臺世界主義”融攝了中庸、和合與天下觀，為國際傳播的理論升維和實踐創新奠定了基礎。本文提出，應從傳播技術維度構建中華文明國際傳播的數字基建，從傳播內容維度借“文化雜糅”賦予中華文明新生活力，進而通過打造“第三空間”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推動新全球化時代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認識論、實踐論、方法論與目的論的四維一體。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亦是國際傳播工作中的“講故事”“傳聲音”“樹形象”的不竭源泉，也構成了知華、友華、愛華的“全球朋友圈”認識與感知中華文化的基本框架。如何圍繞“人類文明新形態背景下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的時代要求開創新思路，迎接新挑戰、規劃新路徑，成為今后一段時間內國際傳播轉型升級的突破口和著力點。

“平臺世界主義”主張基于跨國數字媒介平臺，各參與主體進行充分而平等的文明交流互鑒與友好協商對話，最終助力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理論視域根植于中華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主動”與“文化主體”特征。

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在信息傳播高質量發展、通信技術布局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上取得創造性突破，此前弘揚中華文明與傳統文化出海所遭遇的渠道偏少、內容單一、傳播不暢與接受度偏低等諸多“瓶頸”終將被打破，進而開創國際傳播工作的新局面。

國際傳播呈現“深度平臺化”的特征與趨勢，在“平臺世界主義”的理念指導下、在全球數字媒體平臺主導傳播秩序的變革中，逐步形成復調傳播矩陣和智能傳播網絡。

中華文明觀推動國際傳播的理論升維

以“中庸”“和合”及“天下”為核心理念的中華文明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當前國際傳播認識論升維的思想之源，為國際傳播的認識論升維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

以“中庸”化解國際傳播沖突矛盾，以“和合”重構信息傳播新秩序，以“天下”推進網緣政治的交往體系與格局建設、寫就新時代“世界文學”或“全球媒介文化”，三者融攝形成了平臺世界主義視域下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的基本認識框架。

中庸：化解國際傳播的沖突型敘事

《莊子?齊物論》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

首先，建基于平臺世界主義的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應當遵循的是“中和之道”與“中庸”理念。“中庸”為不偏不倚，蘊含著中華傳統文化及思想對何為“真、善、美”的根本認知與價值判斷。中庸調和了目標與過程，連接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講究“恰如其分”，因“情勢”不斷地調校、修訂。

中庸思想是應對個人危機、時代困局與全球變局的基本原則，客觀而公正地認識矛盾、但不激化矛盾，在矛盾的對立統一之中找到紓困的出路。而英美主導的國際傳播“沖突論”則將國際傳播的物質根源歸結為主權國家間的權力與資源爭奪，由此將“地緣政治的他者”作為敘事沖突的建構對象，推動對立與競爭進而強化強化了以西方為坐標原點和參照系的“世界秩序”和“文明等級”。

中庸思想可有效化解國際傳播中的沖突型敘事，這也是平臺世界主義的基本主張。不同民族、文化、個人之間的認知固然存在差異和矛盾，但同時也有共通之處。特別是在平臺媒介中，展演式的、情感化的與音視頻化的傳播方式更有助于呈現并承載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為核心的全人類共通的價值追求。找尋這些共同點與公約數，利用“文化接近性”原則放大其在國際傳播中的“橋接”功能，正是中庸之道的體現。

基于全球平臺媒體的傳播與溝通應體現多維的時間性、歷史的多向性、多重的主體性與承認關系、多樣的普遍性愿景，以及多元的生產性標準。

和合：重建全球信息傳播新秩序

“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

平臺世界主義倡導以“和合”為重，重構全球傳播新秩序。“和合”是和諧觀與合作觀的融合統一。人與人、群與群、文化與文化、國家與國家之間應崇尚多樣性、平等性與包容性。此外，應重視“合作”在團結人心、主張大義中發揮的作用。

從國際傳播的角度看，“和合觀”與“國際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理念構想和學術辯論不謀而合。后者的核心論點意在最終出臺既相互獨立、又合作共贏的“美美與共”國際傳播新方案，但其無果而終，一方面是因其側重于理念而無法改變現實，另一方面則是其核心話語更多來源于政策領域，而缺乏對日益復雜的媒介技術生態的考察。

在平臺世界主義的認知框架中，“和合”的實現離不開基于全球性平臺媒介的和睦交流與國際合作。

讓“和合”理念真正落地生根，需要深刻地認識到美西方機構化媒體和數字媒體平臺在“信息帝國主義”語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徹底地與霸權性質的國際傳播觀念“脫鉤”。推動中國、印度等“后發”國家的數字基建，發揮平臺合作匯聚的創造性力量，以“公地意識”建設更具普惠和包容性的平臺媒介，通過友好對話、協商溝通、凝聚共識，實現和合理想與媒介現實的良性互動，促成“跨地方”的數字文化傳播。近年來，以TikTok為代表的中國互聯網平臺企業和“數字華流”的強勢崛起也為改變現有的國際傳播秩序提供了數字基建的物質保障。

天下：構建網緣政治體系創造“全球媒介文化”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天下大同”“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平臺世界主義蘊含的“天下情懷”，主張通過推動中華傳統文化復興與出海，促進全球不同文化平等交流、和諧共生，實現“文之為德，與天地并生”的想象，并基于當前時代書寫國際傳播的“世界文學”——即智能傳播時代的“全球媒介文化”。

虛擬世界主義基于“初代”互聯網時期的傳播生態，汲取了康德等歐洲古典哲學家的世界主義構想，認為在普遍友好的原則基礎上，遵守道德律令，將有助于推動“普遍公民狀態”、世界和平與“至善”的實現。然而其失于對現實政治情境與傳播規律的把握，落地難度大而過于理想化日漸成為一種遙不可及的“烏托邦”想象。

在“一帶一路”倡議穩步推進的時代背景下，社交媒體平臺重塑了全球交往方式，由此逐步邁向“平臺世界主義”，這成為數字智能時代國際傳播的新認識論。平臺世界主義強調全球與本土文化之間的雙向互達，突出個人化的用戶與網絡化的社群的共享和參與，踐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天下大同”的理想，最終進入“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跨文化傳播新境界。

平臺世界主義的天下觀致力于打造網緣政治交往的新體系格局。平臺化時代傳播渠道建設成本大大降低，但渠道供給與競爭壓力卻在變大。以中美貿易戰、信息戰等為代表的“平臺之爭”已經延伸到5G、通信網絡等“技術戰”領域。推動中國媒體平臺出海，相應的中國主張、中國文化與中國價值觀能夠拓展自己的傳播空間，形成網緣政治邏輯下“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體，并帶動更多“后發”國家實現文明互鑒與共同發展。

“數字華流”賦能國際傳播實踐創新

以平臺世界主義為視域，推動中華文化在智能傳播技術的加持下實現“出海”“破圈”，有助于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

依據“賦能”理論，個體或組織的知識框架與行為能力，是一種可獲得、可培育、可經營的過程與結果，“賦能”最終將帶來社會整體的變革與發展。過去十多年來“文化走出去”的實踐主要依靠簡單化的元素拼貼和產品展示，如將古典樂器加入流行音樂中，或是套用一個傳統典故的外殼來講現代個人主義的故事，相比之下，基于平臺賦能的跨文化傳播則是依靠用戶的參與、共享和體驗，淡化國族中心主義的表達和呈現，基于全人類共同價值，借由多重傳播方式的并置與融合，利用短視頻、游戲等綜合性的平臺媒介，延展“中國制造”的作品生命線，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2021年以來，由本土互聯網企業融合中華傳統文化打造的“數字華流”成為中華文明海外傳播的新路徑。如古代宮廷的“雕花”被運用至口紅設計并通過直播帶貨成為“爆款”。中國游戲《太吾繪卷》走向海外，將武俠精神與中國功夫等傳統文化以“玩樂”的方式傳達給海外受眾。

對于數字媒體平臺而言，如何與中華文明國際傳播、傳統文化出海形成深度嵌合關系，結合政策迭代、資本入局與文化發展等視角進行思考，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從學理角度把握這一新趨勢。

總的來看，平臺世界主義可為中華傳統文化在新時代以嶄新風貌出海“賦能”，從傳播技術、傳播內容、傳播效能等維度入手，推動實踐論意義上的路徑創新，并開辟“第三空間”促進不同文化與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推動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傳播技術：建設傳統文化出海的數字基建

從媒介技術及其“基礎設施化”的角度看，整合相關資源與傳播要素，打造跨文化傳播的新平臺，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當代演繹與海外傳播提供不可或缺的數字基礎設施。

在數字化引領的工業4.0時代，跨國數字社交平臺上的信息與數據集散變得更加頻繁，基于“用戶參與”的跨文化傳播日益增多，算法、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傳播技術已經深刻改變了傳統的“一對多”傳播方式與規律。國際傳播的生態格局也相應地變得更繁雜，向著年輕化、用戶化、移動化、無縫化與智能化的趨勢演進。

在出海過程中，對中國的數字媒體平臺而言，無論是游戲還是短視頻平臺，抑或一些正在初創的“元宇宙”平臺，如何突出技術賦能優勢，為中華傳統文化革故鼎新和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鑒搭建舞臺至關重要。

以近年來在海外大火的TikTok為例，借助于短視頻、直播、算法推薦等數字技術“抖擻”傳統文化形成“數字華流”，推動傳統文化與現代媒介的跨界演繹，匯聚起更為數字化、國際化、時尚化的“新國潮”。借助于TikTok等數字平臺，傳統戲曲、非遺手工、武術等傳統文化借助短視頻平臺實現了有效傳播。與“#hanfu（漢服）”相關的短視頻播放量超過3億次。西安大唐不夜城與芙蓉園等歷史文化遺跡借助“網紅”在TikTok上收獲了百萬流量，評論區充滿來自世界各地網民的贊譽之詞。

視頻平臺賦能傳統文化出海的關鍵，正在于其為用戶與自媒體提供了“簡單易上手”的“格式許可”框架與視頻剪輯模板，人人皆可傳播、模仿并“跟風”，以“千號萬群”組成的傳播矩陣能為傳統文化的“出海破圈”之勢添彩，這種以人格化、圈層化為特征的傳播在手段和效果上也克服了以往國際傳播“機構化國族中心主義”的局限性。

傳播內容：借“雜糅”賦予傳統文化活力與新生

從傳播內容維度上看，中華文明國際傳播的實踐創新通過“文化雜糅”，推動跨文化傳播從“跨”到“轉”的升級，在幫助中華傳統文化走出去的同時，也吸納其他文化與文明的優良與精粹，為自身注入更多活力，同時也為文明互鑒互學構筑傳播與溝通的橋梁。

以游戲為例，《原神》等游戲在人物設定、背景設計與場景描繪等多方面實現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游戲化”加工與展演。在此基礎上，游戲充分融合了多重文化符碼，既實現了文化雜糅的傳播效果，同時也為“動畫化”的中華傳統文化走出去賦予時代新生。例如游戲中的“璃月文明”可被視為明清時期的中國，稻妻是對日本文化的復現，而蒙德地區則建構了中世紀的歐洲圖景。這樣充滿“雜糅”性質的游戲背景，在最大程度上吸引了不同國家與地區的玩家沉浸其中，感受中華傳統文化，體驗不同文化相互雜糅產生的“動態性張力”，也加深了對不同歷史文明的感知和理解。

以游戲為代表的“數字華流”的成功，離不開對不同文化語境下的爆款產品的借鑒與學習。然而，從模仿借鑒他國成功案例，到打造有著全球傳播可通約性的“類型化”游戲，再到推出真正蘊含“中國風格”“中國精氣神”的游戲產品，才能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去、走更遠。

值得注意的是，“國風”表述，不應僅體現在外觀設計上，而要通過對“國風”元素的多模態呈現，實現中華傳統文化的“在場”與“可感”。找準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同頻共振點”也是決定傳播效能的關鍵。

傳播效能：以“第三空間”賦能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旨在打造不同于“歐美中心論”的“第三空間”，為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做出了探索。第三空間是一種靈活的空間呈現策略，超越了傳統的空間認識二元論，融通了“第一空間”的真實世界與“第二空間”的想象世界，實現了二者合一。

從后殖民主義的角度看，第三空間有助于反抗文化霸權意義上的“文化差異的圍堵”、美西方中心主義傾向與“東方主義”想象。在溢出效應的加持下，來自中國的數字平臺開辟了跨文化傳播的媒介空間，將藝術性與趣味性相互結合，在中華傳統文化的推陳出新上做出可貴的探尋。

總的來看，“傳統性”如何與現代性兼容，本身就是數字平臺與技術革命賦能傳統文化出海，構筑文化傳播新形式的突破性嘗試。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基于“文明等級論”，強調文化的異質性，認為文明是一種“秩序結構”和最高的文化歸類。相比之下，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創建的“人類文明新形態”，要打破以單一“強勢”文化“化全球”的單向度邏輯，以“聯通全球”的開放胸襟夯實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真正實踐平等、普惠、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平臺出海的實際行動，促進不同文明的共生共榮、互鑒互學與發展創新，進一步實現多重“文化互化”，為構建公平公正、廣泛參與的全球傳播新秩序作出貢獻。

立足“文明交流互鑒”助推國際傳播效能提升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路徑規劃中，從“能力建設”到“效能提升”，這是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今后一個時期國際傳播工作的轉型升級提出的新要求。“效能”導向是以系統論為理論框架，以“系統—協同”為邏輯基礎，進行整體性的“系統謀劃”。

國際傳播效能的全面提升，即國際傳播理論與實踐在數字媒體時代效果的最大化實現與能力的全方面施展，以及從政府、媒體、公眾等不同參與者的角度的全方位評估。

傳播效果：互通互融提升“元軟實力”

國際傳播的實際效果體現在國家形象是否得到改善，國家的軟實力、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否得以增強。數字平臺可以成為國家形象與“元軟實力”的重要構成。

突破地緣政治與國家疆界，信息技術產業、數字媒體平臺與文化創意產業等愈發成為信息時代國家軟實力與現代化建設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增強國際傳播效果與打造國家品牌的“奇招”。

隨著“韓流”升級為“元宇宙韓流”，阿聯酋、烏克蘭等國發布“非同質化代幣”（NFT）來塑造國家形象、提升國家認同，中國數字媒體平臺如何推進中華優秀文化出海，改善中國海外形象值得進一步關注和期待。

需要指出的是，數字平臺賦能文化出海，面向的主要是海外Z世代用戶。與老一代相比，他們看待中國的發展時鮮少“自戴”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灰黑濾鏡”，因而成為我國國際傳播增效賦能的突破所在。

以網絡文學的海外傳播為例，大量優秀作品從古典文學中獲得啟發和靈感，助推茶文化、瓷器文化的海外傳播，吸引全球年輕讀者。在“受眾遷移”的語境下，作為傳播媒介的“起點國際”等“網文”平臺，應充當好“內容聚集池”的角色，利用人工智能翻譯技術打破語言障礙，在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也能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搭建平臺。

傳播能力：依靠平臺推動新型戰略傳播

推動國際傳播成為戰略傳播，要依靠數字媒體平臺的“民間”力量，形成矩陣與合力。

新全球化時代中國所倡導的戰略傳播，不訴諸倚仗“心理戰”“新聞戰”與“輿論戰”等手段，更強調融通中外、爭鳴互鑒、友好對話、和諧共進的傳播關系構建。

此外，新時代中國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更依靠數字媒體平臺上的每一位普通用戶與玩家。當短視頻平臺上響起古箏的悠揚旋律，當《原神》角色哼出優美動聽的唱詞時，在個體敘事、集體敘事、家國敘事與全球敘事連通、共鳴之際，用戶如何“真情實感”地理解這些傳統文化內涵與文明精神，就會如何“情真意切”地去表達自己的態度——而這也是新型國際戰略傳播、人類文明新形態建設與平臺“賦能”的題中之義。

傳播測評：產學研一體化實現國際傳播效能提升

數字平臺成為國際傳播與文化出海的生力軍，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理論創新工作不斷推進，國際傳播“產、學、研”一體化的步伐加快，加強對國際傳播效能的測量與評價，以及對具體案例優勢與短板的分析也提上日程。

一些文化元素可能對中國用戶而言更具吸引力，如何給海外受眾講愿意聽、聽得懂、還想繼續聽的故事更重要。

《大圣歸來》《中國奇譚》等“國漫”，雖主要面向國內受眾，但其植根傳統文化的內涵精神同樣有著無遠弗屆的感召力。如何借助跨國數字平臺，向世界級的優秀動漫作品“取經”，發揮文明互鑒、文化交錯穿行的“雙行道”作用，延展其海外效應值得探索。

對當前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效能而言，評估工作可以改進和創新的方向包括：

一方面，需要定量地統計并監測短視頻、游戲、網絡文學等平臺上有關傳統文化出海內容的“轉、評、贊”等數據；

另一方面，又需要定性地剖析并解讀具體文化出海案例的傳播能力，以構建平臺世界主義為目標，更好地實現傳統文化出海、中華文明傳播與各國文明互鑒。

總結與展望

中國式現代化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國際傳播的意義上推動“世界現代化”的理論突破與實踐更新。

概而言之，立足“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時代交匯點，提升中國國際傳播效能，促進各國文化的對話交流，以“平臺世界主義”為視域，必須抓住數字媒體平臺發展的歷史新機遇。

國際傳播由機構媒體過渡到平臺媒體主導，應當與時俱進地賦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守正創新地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產生更強勁的海外影響力與感染力，推動中華文明傳播，構建并夯實基于全球平臺的傳播共同體、話語共同體、敘事共同體乃至文化共同體，這也將最終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復興之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筑牢傳播與文化領域的根基。

作者介紹

史安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朱泓宇：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標題《人類文明新形態背景下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理論升維與實踐創新》，本文內容有刪改和編輯，原載于《新聞與寫作》2023年第7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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