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假期還是要加強學習，本次有幸邀請到友人鳶尾，從專業研究者的視角帶我們回顧一段并不算遙遠的過去，一段交織著性別議題、時尚和鳥類保護的歷史。祝大家閱讀愉快，佳節開心！

鳥類羽毛在服飾中的裝飾性應用自古有之。從中國古代的羽毛緞、清朝官員的頂戴花翎所用的孔雀尾羽，到各少數民族的羽毛服飾，如臺灣原住民的“繡羽冠”、白馬藏族的“白雞毛荷葉邊氈帽”等；從歐美軍隊軍帽上高聳的羽毛到貴族婦女夸張的羽毛帽子；從尼泊爾國王加冕儀式時帽子上的天堂鳥羽毛到新幾內亞土著人在慶典時使用的大量羽毛服飾；從中國京劇里用白冠長尾雉尾羽制成長長的“雉翎”到西方頂級時尚設計中用到的羽毛，即便在大力提倡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現代社會，羽毛在服飾中的使用也從未停止過。然而，歷史上從未有哪個時期像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這段時間，羽毛在時尚界風靡一時，愛美人士的追捧到了瘋狂的地步，全世界的野生鳥類尤其是有著漂亮羽飾的種類在這幾十年內深受其害。這個時期的羽毛主要用在女帽業，促成了全球羽毛貿易的興盛，對于鳥類的大肆破壞也隨之引發了早期最重要的保護運動，在時尚與保護之間，女性始終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冷血虛榮的女性時尚

人類佩戴羽毛有著悠久的歷史，但直到18世紀下半葉，用羽毛裝飾女帽才成為流行時尚，到了19世紀下半葉達到高潮。1775年，路易十六的皇后戴著用鴕鳥和孔雀羽毛裝飾的夸張帽子出現在凡爾賽宮的舞會上，由此掀起了巴黎以及歐洲其他城市貴族女性對羽毛裝飾帽子的追捧，然后一發不可收拾。這種風氣到了極端乃至畸形的地步，不僅是華麗的羽毛，甚至將整只鳥皮的剝制標本（或者幾只鳥和其他與之搭配的自然物一起）固定在帽子上。據傳夸張的羽毛帽子讓貴婦們甚至不得不跪在馬車廂里或者必須把頭伸到窗外才能坐車，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止瘋狂的時尚。作為羽毛帽子的消費者，女性很快在保護浪潮中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即便是那些從佩戴羽毛的消費者轉變為鳥類保護積極分子的女性，也同樣認同女性消費者是鳥類遭受滅絕威脅的主要因素。報刊雜志和各種保護組織的宣傳冊子里充斥著女性愛慕虛榮的夸張故事和作者們的憤怒情緒。

圖 1 . 1864 年《倫敦周六評論》上的女帽廣告

圖2.1911年一幅諷刺畫《持槍的女人》，圖中的女性手持步槍獵殺白鷺，她戴著夸張的羽毛帽，兩只代表“法國女帽商”的獵狗把獵殺的鳥類堆在她腳邊

1893年，《泰晤士報》一則讀者來信講了一個小故事，說的是在游輪上一位老婦用面包誘捕了乘客們都很喜歡的一只小鳥，并讓船上的屠夫幫她殺了小鳥，準備帶回家做成標本放在她的帽子上。動物學家威廉·霍納迪（William Hornaday, 1854－1937）講訴了在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商店里看到的可怕情形：11只羽毛完整的大天堂鳥標本擺在櫥窗，價格從30到47美元不等，碰巧一位身形臃腫的女人走進店里，指著其中一只標本冷漠地對同伴說“看！我想要一只，而且我也會有一只的！”帽子的設計與身份和時尚并行，絕非為了實用，了解時尚趨勢并知道如何緊跟潮流進行穿搭，似乎成了上層女性的必備技能，而帽子上稀有昂貴的羽毛則充分彰顯著財富和時尚品味。

批判者常常毫不留情直指女性消費者是加速鳥類減少和滅絕的罪魁禍首，“女性直接加速了大量漂亮的野生鳥類滅絕，因為她們著魔似地不斷購買和穿戴羽毛，”“（女帽業）這個冷血的產業在愛慕虛榮和鐵石心腸的婦女支持下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痹谝黄}為《女人的鐵石心腸》文章里，作者對穿戴羽毛表達了無比的憤怒，聲稱女人的虛榮心比暴風雨和北極的嚴寒還要可怕，呼喚海鳥能夠飛到遠離人類的地方去。

鳥類學家威廉·哈德森（William Hudson, 1841－1922）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大量關于鳥類保護和羽毛貿易的文章，強烈批判了女性佩戴羽毛服飾，覺得她們毫無美麗可言，只會招來男性的反感。哈德森甚至引用了斯賓塞的過火言論，認為女性遠遠落后于男性，難以與其并肩，在智力尤其是審美上處于文明的男人和野蠻的原始人之間，而男性對于鳥類只有科學興趣。哈德森對女性的偏見和對男性的偏袒由此暴露無遺，這種偏見甚至到了本質主義的地步，他直接忽視掉了羽毛貿易中獵人、商人等男性角色，為男性以科學的名義對鳥類的獵殺加以辯護。對女性的批判常常與當時的社會性別意識形態緊密聯系在一起，因為賢妻良母才是女性的理想角色，穿戴羽毛與社會對她們的期望背道而馳。如女帽業經常會用到的鷺類婚羽（通常來自白色系鷺類和蒼鷺）需要在繁殖期殺掉成鳥來獲取，這會導致巢中嗷嗷待哺的幼鳥常因失去親鳥喂養餓死。女性本該具有母性的同情心，卻因虛榮和貪婪，冷漠無情地消費，讓無數幼鳥失去至親而罹難，她們的消費是主動地選擇，并非像佩戴鷺羽的騎兵們只是聽命行事。

對女性消費者的另一個批判在于，當鳥類保護成為社會關注熱點時，她們似乎陷入集體沉默。社會把矛頭都指向消費者的同時，大量為保護奔走的女性所做出的努力卻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甚至連女性保護主義者也如此認為，“50個（女人）里也找不出來一個愿意把頭頂的鳥兒立刻取下來”；“幾乎沒有女性站出來反對這個大規模的屠殺?！阌怪靡桑@是女性的問題，我們的虛榮心刺激了貪婪的商業行為，我們的錢讓鳥類獵殺者在國內外繼續他們的殘忍行為。”在19、20世紀之交的二三十年里，羽毛貿易成為《泰晤士報》的熱點話題，編輯部、鳥類學家、保護主義者、消費者、商人紛紛撰文表達自己的觀點，然而消費者的聲音似乎是最弱的，甚至有人質疑為什么本應該是對此話題最感興趣、最渴望發聲的女性卻保持了沉默。

為女性辯護

對女性消費者的批判也招來了一些不同的聲音，她們為女性辯護，認為消費絕非導致鳥類破壞的唯一原因，最為尖銳的聲音來自著名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1920年伍爾夫在女權主義雜志《婦女領導者》（The Woman’s Leader）發表了《羽毛法案》（The Plumage Bill）一文，以反駁鳥類保護者、《民族周刊》（The Nation）主編亨利·威廉·馬辛厄姆（Henry William Massingham, 1860－1924）對女性消費者的批判。她用諷刺的筆法描述了時尚云集的攝政街上的貴婦形象：愚蠢的面目、厚厚的脂粉、華麗的裝扮、貪婪的目光如同下午茶時的哈巴狗，得意地把新買的檸檬色鷺羽戴在頭上去劇院看演出，顯示出她對羽毛穿戴的反感。她也描述了被獵殺的鳥兒慘狀，但她要表達的重點卻是把矛頭指向男性，“那我們可以公平地認為鳥類是被男人們親手殺死、餓死和折磨死的，沒有其他人代理”，貪婪的商人也是男性，下議院那些掌權的男性則應該為保護立法負責。由此可見，伍爾夫并不反對停止羽毛貿易，也支持女性拒絕羽毛服飾，但她強烈抗議把對鳥類的傷害完全歸咎于女性消費者，批駁了馬辛厄姆的厭女癥。作為一位女權主義者，在羽毛貿易的爭論中，她更關心的是女性，而不是鳥類，“相比鳥類的遭遇，我更在意婦女遭受的不公正，這不是比折磨鳥類更嚴重的罪孽嗎？”

另外，伍爾夫還舉出了另一個例子來反駁馬辛厄姆：維多利亞時期歐美流行的飛蠅釣。飛蠅釣擬餌通常會用到各種野生鳥類的羽毛，這種釣魚方式不僅讓釣者（都是男性）也成為了羽毛的消費者，同時還是鮭魚的殺害者，但沒有人批判釣者，也沒人同情鮭魚，因此伍爾夫帶著諷刺的幽默說道，“我猜鮭魚也有它們的感覺吧?！蔽闋柗虻倪@個例子不無道理，皇家鳥協會刊在1917年已經就飛釣的羽毛消耗作了批判，作者從科學的角度論證了使用鮮艷的稀有鳥羽來制作擬餌完全沒有必要，鮭魚根本無法識別擬餌的顏色和材質，他用制作蠶腸線的廢棄蠶蟲拿來染色做成擬餌，一樣容易讓魚上鉤。在陳腐的性別標準里，受到譴責的只是女人追求美的樂趣和無知，男人對狩獵、女人和錢的追逐卻被當成理所當然的事。在后一輪的激辯時，伍爾夫甚至直言“我不是以一只鳥的身份在反駁，甚至不是作為鳥的擁護者，而是作為一個女人在辯護”。在她看來，無論從哪個角度講女性都比鳥類要重要，而且男性是羽毛的生產者，是女性的消費者，她從羽毛貿易把矛頭直指父權制的家庭結構和男性的欲望，呼吁女性的獨立和平等權利。

圖3 1850年《鮭魚之書》里的卷首插圖，用羽毛制作的飛蠅擬餌。

圖4 《羽毛大盜》封面，中文版譯為《遇見天堂鳥》，可以當作懸疑小說讀的博物館羽毛盜竊案，主角是癡迷的飛蠅愛好者

其實，在伍爾夫之前已有零星的不同聲音。如1875年的一篇文章認為虛榮的確是女性的問題，但時尚有著自身的發展模式，并非女性能左右，況且除了女帽業，農業也大規模獵殺鳥類而忽略了鳥類與昆蟲的平衡。也有人意識到，狩獵和為賺取利潤（食肉、鳥皮、羽毛）殺死鳥類同樣殘忍，雖然羽毛貿易造成的殺戮更快更多，但貴族將狩獵當成地位和權力象征的傳統價值觀也該受到質疑。在針對哈德森在1897年圣誕節發表的《鳥羽的貿易》一文時，12月28日《泰晤士報》刊登了不少讀者來信，表達了不同觀念：有人質疑為什么騎兵軍官的羽毛帽子從來沒受到過指責；一位消費者認為女性是被女帽商誤導的，因為她們被告知羽毛是生產出來的而不是從鳥身上拔的，而且生產這些羽毛為婦女和女孩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還有讀者認為時尚引領者（如當紅明星）以及巴黎、倫敦的大帽商才最有責任，如果商人不提供羽毛帽子就不會有女性消費，漂亮的天堂鳥羽毛在商店里出現之前，沒人想過要把天堂鳥拿來放帽子上；還有位母親抱怨，商店里全是羽毛帽子，不買都難。一些消費者甚至根本不知道她們的消費會帶來什么后果，即便知道會獵殺鳥類也會有消費者覺得反正鳥都死了，自己不買也會其他人買，言下之意依然覺得是羽毛供應者的責任。確實，大多數女性不過跟隨明星、時裝商店、時尚雜志和家庭報刊推崇的時尚風格而已，尤其是到了19世紀，報刊雜志越來越便宜，走進千家萬戶，它們對時尚的推動作用愈發顯著。

的確，女帽業并非是造成鳥類減少或滅絕的唯一原因。稀有的鳥類被標本剝制師獵殺，做成標本用來收藏和展示，或者做成為一系列的鳥皮藏品，鳥蛋也被一排排陳列在動物學家的標本柜里。職業捕鳥人在田間、灌木籬墻到處設置陷阱，各種鳥兒被變成盤中餐或者寵物。還有同樣盛行的飛釣，制作擬餌消耗的羽毛也不可忽視。況且羽毛貿易造成的獵殺過程中，女性只是其中的消費者和雇工角色，羽毛商、女帽商、羽毛獵人、時尚商店、媒體等亦是重要角色，甚至鄉村男孩也成為誘捕者，他們會將所獲鳥類拿去跟女帽商換取玩具和糖果。隨著鳥類保護運動的興起，各種反羽毛法案的誕生，羽毛被打上殘忍、不合法和不時尚的烙印，所有羽毛產品被不加區別地冷落，即使不在禁令名單里的飼養鳥類。

略顯諷刺的是，人類世界的可怕戰爭卻帶來了出人意料的改變。一戰時，由于大量青壯男性投入了戰場，歐美的許多女性得到了走出家門，參與社會生產工作的機會，由此夸張的羽毛帽飾自然而然地被簡潔實用的緞帶帽飾和鐘形帽所取代。由此可見，時尚的趨勢并非完全由消費觀和消費者選擇所決定，政治經濟等社會大趨勢才更加具有決定意義。

鳥類保護的女性先驅

早期的自然保護運動中，女性是重要的參與力量，這在鳥類保護運動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此以最具代表性的美國奧杜邦協會和英國皇家鳥類保護協會兩個組織為例，簡析女性作為主導力量如何影響和推進鳥類的保護。

首先，女性構成了兩個組織的主要成員，并且承擔著實際的管理者、領導者以及會刊主編等重要職責。《森林與溪流》（Forest and Stream）周刊主編喬治·伯德·格林內爾（George Bird Grinnell, 1849 –1938）在1886年時第一次成立奧杜邦協會僅僅維持兩年便以失敗告終，現在的奧杜邦協會是由哈麗雅特·海明威（Harriet Hemenway, 1858－1960）和明娜·霍爾（Minna Hall, 1860－？）成立的馬薩諸塞州奧杜邦協會發展而來。海明威的成功并非來自她一己之力，而是女性的集體努力，包括：愿意抵制羽毛時尚的上流社會女性，傳播協會信息和理念的女性教育者和作家，為保護立法游說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女性，以及在世紀之交構成各州奧杜邦協會80%會員的女性等，這些女性成為奧杜邦運動的中堅力量。

奧杜邦協會會刊《鳥類知識》（Bird-Lore）的協會專欄也是由康涅狄格洲奧杜邦協會主席、鳥類學家、科普作家梅布爾·奧斯古德·賴特（Mabel Osgood Wright, 1859－1934）負責，賴特在推動學校鳥類學教育、建立鳥類藝術博物館和保護區以及協會組織工作方面都具有突出貢獻，被認為是奧杜邦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女性。此外，協會也積極拉攏各種婦女組織，以獲取她們的支持，讓女性在保護運動的作用更加突顯。而皇家鳥協在成立后的幾十年里，一直都是女性掌管協會的運作：第一任主席波特蘭公爵夫人（Winifred, Duchess of Portland, 1863－1954），任職長達65年；副主席愛德華·菲利普斯夫人（Mrs. Edward Phillips, 1823－1916）同時是協會會刊主編，任職直到去世；還有秘書，會計等無一例外都是女性。這并非當時的普遍現象，女性雖然常常是各類保護組織的多數成員，但真正能成為組織的管理者和領導者并不多見。例如抗議活體解剖的維多利亞街協會（Victoria Street Society），70%的會員是女性，但主席和副主席一直都由男性擔當，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情況也類似（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第二， 兩個協會的主要目標都是反對羽毛時尚，把重點放在女性消費者上。格林內爾創立奧杜邦協會時，首要的目標就是反對女帽業使用羽毛，雖然也提及了制止破壞鳥巢和盜走鳥蛋的行為以及非食物目的的其他破壞行為。十年之后，海明威和霍爾成立的馬薩諸塞州奧杜邦協會明確指出其目標是“為了阻止購買和穿戴任何野生鳥類的羽毛，以保護本土鳥類”?？v觀早期奧杜邦運動，其核心工作就是反對羽毛時尚，而沒有把矛頭指向破壞鳥類物種的男性行為。皇家鳥協的前身鳥類保護協會在1889年成立時，也是“以期能夠吸引人數可觀的各階層和年齡段的女性，聯合起來抵制女帽業和其他純粹為了裝飾目的導致的大規模鳥類破壞”。協會的榮譽秘書弗蘭克·萊蒙夫人（Mrs. Frank Lemon, 1860－1953）甚至星期天去教堂記錄穿戴羽毛的女性，然后給她們寫信，勸說她們加入協會，抵制羽毛時尚；協會的各種宣傳冊子也以此為核心。

第三，主導協會的女性具有顯著的階級特色和強大的社會關系網絡，其核心成員都是來自頗具影響力的貴族階級。海明威自己來自波士頓的名望家族，她的社交圈里多為能夠消費稀有羽毛的時尚女士，包括她自己在成為保護人士之前也穿戴羽毛，所以她和霍爾成立協會的第一步就是直接聯絡有可能穿戴羽毛的上層女性，勸說她們支持鳥類保護、加入協會。而且，海明威的丈夫在馬薩諸塞州立法部門任職，她很熟悉如何處理有爭議的政治性工作，她也具備把政要和鳥類學家們召集起來的影響力。而皇家鳥協第一任主席波特蘭公爵夫人和其他核心成員也都來自上層社會，她們通過影響皇室和政要階層的女性去影響更多的女性。協會在1898年向英國陸軍總司令遞交了一份軍隊羽毛禁用倡議，1899年9月維多利亞女王便下令騎兵和步兵軍官不再使用鷺羽裝飾軍帽，轉而用鴕鳥毛替代。同年，維多利亞女王宣布自己不再佩戴羽毛，1904年她的兒媳亞歷山德拉王后也表態抵制羽毛時尚，這對羽毛的主要消費者起到了積極的帶頭作用?；始银B協在1909年市政選舉結束后向英格蘭和威爾士主要城市的市長夫人們寫了公開信，呼吁她們能夠帶頭制止穿戴鷺羽服飾，這個呼吁得到了150位政要夫人們的積極回應，甚至一位未婚的市長也表示支持協會的工作。在這些回應中，不少女性表示都要向亞歷山德拉王后學習。

最后，女性在保護運動中，通常會在感性上打情感、道德和審美牌，在理性上使用科學和經濟學的策略?！傍B類應該被保護，它們漂亮的形體、顏色和動作都能愉悅我們的眼睛；甜美的歌聲也讓我們有聽覺享受。” 有種觀點認為，最迫切和行之有效的辦法是讓英國和美國的女性建立普遍的情感意識，集體反對獵殺。一旦她們意識到錯了，她們就會制止這樣的行為。在莎拉·朱厄特的小說《一只白鷺》中，女作家塑造了熱愛鳥類的善良女孩和殘忍的鳥類學家形象，她最終沒有被鳥類學家收買，拒絕透露他們想獵殺的白鷺蹤跡。同時，女孩偷偷爬上大樹看白鷺和其他鳥類的場景充分展示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及自然之大美，讓讀者無論從情感、審美還是道義上都會傾向于保護，即便是以科學為目的的獵殺也不該鼓勵。引用科學家們的研究和科學數據也是增加自己公信力的方法，萊蒙夫人在國際婦女大會演講時引用了每年被獵殺的鳥類統計數據、兩位知名鳥類學家對海鳥獵殺的詳細描述、詩人和藝術家的強烈呼吁，在情感和科學上向全世界的女性宣揚鳥類保護的重要性。另外，女性作家們在書寫鳥類博物學時，她們真實的博物觀察和記錄也體現著科學性的一面。保護者們也常常強調鳥類的經濟價值，例如婦女俱樂部總聯合會的鳥類保護委員會主席在一篇文章中開篇就指出如果沒有鳥類控制昆蟲，植物將被徹底破壞，也將沒有動物包括人類，并列舉鳥類如何保護莊稼的實際例子，表明保護鳥類的實用價值。

結語：女性與鳥類關系中的階級和性別

階級和社會性別意識形態在羽毛時尚和鳥類保護中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無論是作為博物學踐行者、消費者、女工還是保護者，她們身上都有鮮明的階級特色：除了女帽廠的女工在社會底層，其他的幾種角色都是中上層階級的女性，尤其是稀有鳥羽的消費者則基本是貴族階級。階級和財富與教育機會、社交網絡、消費能力等直接聯系在一起，決定了那個時代在與自然互動過程中，不同女性角色的階級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上層女性在從消費者到保護者的轉變中也體現出了階級優越性，她們責備還在購買羽毛（通常是相對便宜的鴕鳥、家禽等羽毛）的窮人，嘲笑女仆戴著雞毛帽子，認為下層女性缺少道德感和女人味，不值得尊重，為自己的同情心和美德驕傲。

社會性別意識形態決定了女性與鳥類的互動模式。例如，作為鳥類博物學家，她們與參與博物學其他分支的女性一樣，未接受正規教育或專業的訓練，多為“業余愛好者”，關注身邊的常見鳥類，更多的是寫科普作品、繪圖等與女性的傳統角色看起來更符合的參與方式。作為時尚的消費者，她們的消費行為與男性欲望、自身的依賴和從屬地位相聯系，所以當女性走出家庭去工作時，夸張的羽毛裝飾被簡單實用的風格所取代。當她們的消費被批判時，其中一個依據也是這種消費帶來的殺戮違背了她們該有的母性和同情心，而且女性大多也認可這樣的觀點，甚至有男性批判者以此作為她們智力和審美不如男性的例證。保護行為也充滿了性別色彩，女性把她們的保護看成家庭職責的延伸——從管理家務（housekeeping）延伸到管理市政（municipal housekeeping），美麗、健康和后代都被認為是女性該關注的事，以至于當時參與保護的男性通過各種方式避免自己被當成女流之輩，沒有男子氣概。在那個嚴謹的鳥類學田野研究還依賴槍彈的時代，女性的保護行為被羽毛產業的既得利益者貼上矯情、極端主義和俱樂部婦女的心血來潮等標簽。皇家鳥類保護協會最初的工作重心放在女性上，因為主創者們覺得去改造姐妹們是她們的職責，而不是把鳥類保護當作一項女權主義事業，為女性爭取更多的權利。而女性自身盡管有伍爾夫那樣的女權主義者，但大多都是認可傳統的性別分工的，她們很少會挑戰當時的性別二分，而是認可自己是家庭、丈夫和孩子的守護者，所以對于保護而言，她們的出發點也是維護女性（使之作為女性的傳統角色）、守護家庭和孩子的三步曲。

此外，要了解鳥類與女性在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之所以構成這么復雜的互動關系，還需考慮當時維多利亞時期博物學和科學發展的歷史語境。作為博物學的物質載體，動物標本成為自然博物館、家庭裝飾、個人收藏的熱門，并形成了龐大的市場，鳥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從時尚看，鳥羽狂熱展現的是當時人們對自然風格的審美追求，不僅是鳥類，昆蟲也是重要的時尚元素：閃亮的甲蟲經常用作首飾或縫制在衣服上作為裝飾，甚至活的昆蟲也被固定在頭發或衣服上，頭發里閃爍的螢火蟲比鉆石還耀眼。帽子上的鳥羽承載著那個時代審美與時尚、物質與財富、商業與貿易、科學、性別、自然觀等方方面面的元素，展現了女性與鳥類的復雜關系，以及更一般性的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

作者介紹：鳶尾，觀鳥愛好者，博物學史研究者，尤為關注女性、性別與博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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