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云南講武堂時期有一位同學叫金漢鼎，兩個人不但是同窗好友，還結拜為兄弟。

1928年蔣介石任命金漢鼎為湘、贛兩省“剿匪”副總指揮，主要任務就是清剿以井岡山為中心的紅軍。

金漢鼎因此多次與朱德對陣，但是自詡“一生恪守這個義字，沒有做過一件傷害朋友的事”的金漢鼎，對于朱德始終是“明打暗助”采取消極“剿匪”的態度，讓蔣介石十分不滿，金漢鼎的職務也是一降再降，后來干脆撤了軍職，到中央軍事參議院擔任高級參議，最后又去了全國禁煙委員會。

其實，從“沒有做過一件傷害朋友的事”的金漢鼎，曾經一次不經意的建議，后來成為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中的指導辦法，最終迫使中央紅軍從中央蘇區突圍，最終走上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道路。

原來1929年，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魯滌平在南昌召開全省“清剿”會議，商討如何消滅江西境內的紅軍。

當時的金漢鼎在會上隨口一提，當年云南少數民族曾用建碉守卡的辦法給前來鎮壓的清軍重大的打擊，后來清軍也用這種辦法政府了云南的少數民族。

所以，他說不如采用這種土辦法，建議江西“剿匪”的時候也可以效仿此方法，鞏固進剿部隊陣地，進而逐步壓縮蘇區，以實現消滅朱德與毛澤東的目的。

其實，金漢鼎自己都不會想到，國民黨政府會采用這種土得掉渣的辦法，也許在金漢鼎看來，“剿匪”應該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全力以赴就能實現，自己“剿匪”不成，主要是自己不愿意去打。

實際上，不但金漢鼎沒把這條計策當真，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所有國民黨將領都沒有在意，認為仰仗軍事上的巨大優勢，掃平井岡山還不是易如反掌。

然而四次“圍剿”下來，蔣介石終于無計可施了。

第一次“圍剿”，蔣介石調集10萬大軍長驅直入，分進合擊被紅軍輕而易舉的以優勢兵力針對而擊敗；

第二次“圍剿”，蔣介石調集20萬大軍，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一字長蛇陣壓了過去，結果被紅軍找準薄弱點，一下把“蛇”截斷；

第三次“圍剿”，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再次分路圍攻，長驅直入，卻被紅軍在井岡山上兜圈圈，最終疲憊不堪的情況下，在撤退的時候被還追擊一下；

第四次“圍剿”，蔣介石更是親自掛帥，調集重兵前去作戰，結果還是被打敗。

頭發都掉光了也想不出對策，這個紅軍怎么會這么難打？

1933年6月，蔣介石再次在南昌召開“剿匪”會議，讓國軍將領建言獻策，全場鴉雀無聲，誰都沒了好的辦法。

這時一個叫柳維垣的行營參謀提出堡壘策略，蘇區面積不過五萬平方公里，用構筑堡壘的方式一年之內就可以完全占領匪區。

其實，國民黨的堡壘政策，早在金漢鼎提出之后就有將領付諸實踐，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就是18師52旅旅長戴岳，在第一次“圍剿”作戰中，戴岳就在贛東實行了起來。

當時紅軍沒有重武器，無法拔掉國民黨的碉堡，因此卓有成效，但是當時的18師師長張輝瓚沒把紅軍放在眼里，孤軍深入導致第一次“圍剿”功虧一簣。

戴岳逃出來后并沒有死心，用了兩天的時間寫了份《對于剿匪清鄉的一點貢獻》呈給何應欽，試圖東山再起。

何應欽看后十分贊賞，文章中寫道“重要的地點，不能不駐兵，而又無多兵可分派，就選擇一個良好的敵視，用石砌成碉堡，使少數兵守之”；“紅軍不能擊破，并能以少數的部隊擊潰多數的紅軍，同時可以阻絕紅軍的交通和活動，逐漸把蘇區縮小。”
何應欽隨即將此文章印成小冊子，并且親自序言，發給“圍剿”部隊，碉堡戰術開始推廣開來。

到前四次“圍剿”失敗后，柳維垣重提當年金漢鼎的碉堡戰術，獲得包括蔣介石在內的諸多國民黨將領的認可。

為此蔣介石特意設立專門研究碉堡政策的部門，為全面實施碉堡戰進行理論上的研究。

到1934年10月紅軍主力不得不突圍時，中央蘇區周圍的碉堡多達14294座。

正是這些碉堡，使得缺乏重武器的紅軍無法攻克，連游擊戰也無法打，最終只能被迫突圍，選擇長征。

可以說，金漢鼎當初隨意的一番話，差點要了老朋友朱德的命，所幸中央紅軍歷經千難萬險，經過兩萬五千里的長征后，涅槃重生，反而比以前更加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