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梁啟超為戰國時的楊朱翻案，表明“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并不等于自私，打算以此為中國的“個人主義”奠基。據此，梁啟超甚至說，楊朱之學可救中國。然而十二年后，當利己主義在中國開始蔓延，梁啟超驚呼：“今舉中國皆楊也。嗚呼，楊學遂亡中國！”

楊朱之學從“救國”到“亡國”，表明梁啟超的個人主義，雖以自我為本位，但卻是有公共擔當的自我。然而這種人，不僅中國歷史少有，放眼世界也鳳毛麟角。直到新文化運動（大五四）爆發，這樣的人物才井噴式涌現，也創下中國歷史第二次百家爭鳴的思想解放運動。

一百多年過去了，無論大五四還是小五四，似乎早已蓋棺定論。不過，在歷史三峽仍處在風高浪急處的今天，還有一個值得審視，但卻一直語焉不詳的現象，那就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集體性表現出來的，既不同于古代中國士大夫群體，也不同于西方知識分子的一種特殊性。正是這種特殊性，既讓20世紀的中國思想文化群星璀璨，也讓中國的歷史命運悲壯曲折。

“五四”運動：

中國知識分子特殊性的首次綻放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如魏源、嚴復、章太炎、譚嗣同、梁啟超、楊度等人，以及稍后的陳獨秀、魯迅、胡適等，底色都是中國獨有的士大夫精神。然而，他們所處的時代命題，又給了他們幾乎同樣的經歷：開眼看世界，學習當時世界強國的技術、思想、制度，為中華崛起所用。

于是，從五四運動的口號“愛國、進步、民主、科學”，以及大五四期間盛行一時的“個人自由、個性解放”這些概念里，不難感受到五四時期的思想多元化，這種來自外部世界思想的多元化，遭遇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滄桑國運，共同構成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殊性：

既崇尚現代文明中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又光大了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士人風骨和家國情懷，以引進現代文明，救國、強國為己任；

一方面積極宣傳現代文明的各種主義、價值、理念，在中國社會推動思想啟蒙，另一方面，又沒有將自己困在書齋里，而是化作革命實踐活動。組建社團，組織罷工、游行等各種活動，為此被捕入獄，仍在所不惜。五四運動便是例證。而這些，正是梁啟超念茲在茲的“為我而又有公共擔當”。

陳獨秀演講（建國大業劇照）

沒有中國知識分子特殊性，新文化運動就發動不起來；然而也正是這種特殊性，讓“救亡壓倒了啟蒙”，中國歷史，一步步走向激進。

比如，在整個過程中，既宣揚觀念先于行動，卻又鼓吹直接行動、犧牲精神，熱衷于“不訴諸法律”的激進行動；既“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卻又急于“師夷長技以制夷”；既認為共和失敗的原因是文化落后，從而對儒家展開了激烈批判，卻又對“儒表”下面的“法里”極力推崇......

不過，即便“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短暫綻放，也讓中國知識分子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取得空前豐碩的思想文化之果實。

有趣的是，歷史不光拋出問題，還能在恰當的時候提供答案，五四運動20年后，發生在李莊的故事，不僅將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特殊性推向了巔峰，其終極結局也為這一命題畫上了短暫的句號。

“李莊奇跡”：

中國知識分子特殊性的高光時刻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戰火紛飛，時局動蕩。1937年底，日軍攻占首府南京后，國民政府都居無定所，一路西遷，從南京到武漢，再到重慶。

不過，有個地方非常特殊，1940-1946年的中國，只要在信封上寫上“中國李莊”，哪怕是國際郵件，都準能直達。它就是位于四川宜賓的偏僻小鎮李莊——偏僻到在當時的地圖上根本就找不著。

在“國將不國”的彼時，李莊之所以會擁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是因為這段時間內，眾多中國頂尖的學術機構和大學，陸陸續續，輾轉流落到李莊，如中央研究院和中國地理學會的部分機構、中博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北大文科研究所......一時間千帆云集。風云際會中，李莊成為與成都、重慶、昆明并列的，中國四大抗戰文化中心之一。

李莊學人面臨的，是國家已大部分淪陷于日寇之手的事實，環境的惡劣程度糟于五四時期何止百倍千倍，而他們在如此糟糕的環境中，所創造的學術與文化奇跡，說空前絕后也不為過。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殊性在極端環境下結出的必然之果實。

如上文所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殊性，是融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士人風骨、家國情懷于一身。

◎先說家國情懷。基于傳統的家國同構政治觀，家國情懷是士大夫精神遺存的首要標簽，其核心內涵是“共同體意識”，精神特質是責任感和使命感。

1940年的中國，大半國土皆已淪喪，亡國滅種不再是危言聳聽，不少政商名流紛紛逃亡海外，但卻有一批享譽國內外的著名學者，沿長江逆流而上，甚至還有從國外“逆行”回國，齊聚小鎮李莊，一住就是6年。

他們完全可以憑借學問和聲望，去國外躲避戰爭，甚至過上優渥的生活，但他們卻留在了戰亂中國，留在了李莊，其唯一目的，就是學術報國、文化救國。而李莊學人的精神支柱，正是獨有的家國情懷——國土已亡半，但作為共同體的文化不能亡，民族不能亡，文化救國，舍李莊其誰？

這種家國情懷是西方知識分子難以理解的，到訪李莊的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感嘆：外國人遇到“這種極艱難的境況，是早就跑光了的”。

◎家國情懷，如果少了士人風骨，很容易變味。風骨，就是氣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一句精煉的概括。李莊的這群知識分子，淡漠仕途，對權力有一種天然的拒斥。

學術名聲和政治聲望均遠播天下的傅斯年，深得蔣委員長青睞，數度邀他做部長級官員，還邀他“組黨”，都被堅拒，甚至終其一生都不是國民黨員。

今天我們稱李莊的這些學者為“教授中的教授”“精英中的精英”，然而當年，他們是“難民中的難民”，物資上極度匱乏，在這種境況下，他們把各自的專業都做到了世界頂級，精神上則更是“富有如國王”：為給長期養病的妻子林徽因補些營養，中國營造學社主任、中國建筑學之父梁思成當掉珍藏，提著兩條鯉魚回家，進門就高興地說：“今天紅燒懷表。”

而梁思成自己，身患嚴重的脊椎軟骨硬化病，必須長時間用鐵馬甲箍住自己，才能伏案工作。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寫出第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寫、遠超國外對中國建筑研究水平的《中國建筑史》，打破了國際建筑界對中國的偏見。而中國營造學社，完全是一個民間學術團體，一切費用自行解決。

梁思成和林徽因合影

◎陳寅恪總結的“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是所有創造發明的第一因，李莊學人也不例外。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純粹的學術研究和思想創造，心靈上必須是自由的，能超越一切現實困擾。這樣的人，即使被剝奪一切外在自由，但選擇自己態度的自由，獨在自身。

李濟，中央博物院籌備組主任，戰亂中的三千里顛簸，幾千件國寶文物絲毫無損，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他合格到了極致；作為兩個女兒的父親，他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她倆，得不到藥物治療，接連患病去世......

能夠超越苦難，此之謂心靈的自由，這是自由的最高境界。

此后，李濟把自己深深地埋進書稿和文物，寫成《殷墟器物甲編·陶器》等著作，今天這些作品被很多人當作考古成就，然而國土淪喪的當年，李濟的研究無異于為中華民族找回根脈。

真正的知識分子，人格上必須是獨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人。李莊遠離北平、南京、重慶等權力中心，是“去依附性”的最佳選擇，離權力越遠，離權威越近，他們在這個偏僻的小鎮，成為了各自領域的權威。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甲骨文專家董作賓，1945年4月完成并出版了甲骨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巨著《殷歷譜》，首次重現殷商時期歷史面貌，被治學極其嚴謹的大學者陳寅恪推為“抗戰八年，學術著作第一”，感嘆“唯有合掌贊嘆而已”。但是，這樣一部偉大的著作，是以手寫和石印方式，一點點艱難誕生的。

6年里，高水準的成果井噴式涌現，使戰火中的1940年代，成為迄今為止，中國科學最有機會平視世界的時期。

1943年6月5日，同濟大學學生在禹王宮校本部聽課（李約瑟拍攝）。

李莊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特殊性

從中斷到湮滅

所謂李莊奇跡，不僅指李莊學人在國土淪喪的至暗時刻，通過學術創造來文化救國的杰出貢獻，更在于它的堅韌不拔與負重前行，還在某種意義上修復了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缺陷。

李莊學人和五四的知識分子有一個明顯不同，雖然都有留洋經歷，但五四運動前，留日學生是最早、最多的“盜火者”，從梁啟超、楊度到隨后的陳獨秀等人；五四運動后，留學熱點則不再是西方思想的中轉站日本，而是直接發源地，從而告別了與西方理念有重大區別的“日本式自由主義”，這是一個重大的價值導向轉變。

如果說五四學人更關心文化價值、道德重建和社會革命，李莊的這批“后五四學人”，用學者許紀霖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已經注意到文學或學術自身的獨立價值，不是在意識形態或文化價值的意義上，而是在文學或知識自身的立場上思考各種問題”。

傅斯年和胡適合影

而同時，更可貴的，是李莊知識分子雖然受到了“原版”西方文明的洗禮，但并未丟棄傳統中國文化的優良基因，這是和五四運動最大的不同。事實證明，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特殊性再發育的一次深刻的認知升級：

沒有西方文明里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只有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思想、制度之創造，文化之繁榮，則無從談起；

相反，沒有士大夫精神里的家國情懷和士人風骨，即便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很可能淪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而致家國危難于不顧。

李莊的精神，可以折疊成一句話：“對身上所肩負的中國歷史文化研究重任，不敢有絲毫懈怠”。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殊性，正是中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價值體現，在“潤”和“躺平”大行其道的今天，值得每一位中國人反思。

今天，“有自由的地方就是祖國”似乎成了最符合“理性人假設”的宣言，無論是面對戰爭、動蕩或威脅自由的其他可能，“自由遷徙”幾乎是精英們再自然不過的選擇，已經很難在他們身上看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特殊性：融家國情懷、士人風骨以及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于一身。

因此，不禁要問，百年前的五四盡人皆知，八十年前的李莊為何默默無聞？李莊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特殊性”是怎樣被中斷，甚至湮滅的？以及最重要的現實之問，今天，“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特殊性”應該被傳承，還是摒棄？

回答、討論、思考這三個問題，自然繞不開岱峻老師和他的大部頭巨著《發現李莊》。

天地玄黃以后，李莊的故事被湮沒，直到2000年，民間讀書人岱峻先生走訪李莊，李莊才漸漸浮出水面。

23年來，為了重現李莊知識分子為文化救國而做出的巨大而又不為今人所知曉的貢獻，也為了從李莊的歷史軌跡中，探尋中國知識分子特殊性突然中斷的原因，岱峻老師幾乎走了一條和李莊知識分子們同樣艱辛的路：沒有任何經費、贊助和團隊支持，完全憑滿腔熱血和執著，走訪鄉民，查閱歷史檔案，聯系一切能找到的“李莊后人”，搜集盡可能詳細的口述材料，自學當年李莊涉獵到的所有學科，從49歲一直寫到72歲，終于完成三卷本的《發現李莊》，而滿頭青絲皆成白發。

岱峻老師

打開這套書，不僅會為中國知識分子特殊性在極端環境下的高光時刻表現而感喟，也會為這種特殊性隨后被長期中斷而扼腕嘆息。

從普通的民間讀書人，最終磨煉成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只為還原一段非常重要但卻被遺忘的歷史，而岱峻老師的故事，又何嘗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特殊性在當代的最佳注腳呢？他為什么要寫李莊？岱峻的回答是：“李莊是一種文化的精神，這個精神任何時代都需要，這種精神就是支撐我寫李莊的動力。”他幾乎憑借一己之力，挖掘出一個巨大的寶藏，然而又毫無所圖，僅僅因為這是一份“未亡人對逝去者承擔的責任”。

歷史，其實就是靈魂和靈魂的對談。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殊性，應該在今天被繼續傳承還是摒棄？岱峻老師已經用自己的行動給出了答案。

為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岱峻老師耗費23年心血而成的《發現李莊》珍藏版，除了典雅素樸的函套，最珍貴的是，我們爭取到72歲的岱峻老師親筆簽名加鈐印，更具收藏價值和閱讀體驗，點擊圖片，搶先收藏《發現李莊》（函套版·全三卷），還可在規格中一鍵選購“讀懂中國知識分子特殊性六書”，深度思考中西文明理念的更多融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