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本文嘗試系統回顧思想史進程中的具有世界主義色彩的“主體論”，辯證思考國際傳播共同體的建設歷史與時代挑戰，在多元聯動的基礎上探索建設國際傳播共同體的實踐方案 。

一、引言

對國際傳播共同體“破題”，需要先理解何謂“傳播共同體”。從詞源學意義上講，“傳播”（communication）與“共同體”（community）具有同源關系。它們享有共同的語義基礎。前綴“com”源自古希臘語“koino”及古拉丁語“cum”，意為“共同”。“共同體”（comm+unity）可被理解為具有共同關系的組織或群體，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每個城邦都是一個“共融體”（koinonia）；“傳播”則在動詞后綴“cate”的基礎上，突出了具有共融關系的共同體的行為動作和建構過程，即傳播活動使得“共同體成為共同體”。在古希臘，城邦內最重要的傳播活動是具有邏各斯性質的公共演講。[1]此外，中國傳統思想史也將“書同文，行同倫”等廣義的傳播行為視作中華民族共同體在綿延歷史中培育“統一行為規范和社會價值”的基礎所在。

何謂共同體？哲學、歷史與社會學者已經給出了不同解釋。例如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提出的“禮俗社會”（Gemeinschaft）與“法理社會”（Gesellschaft），其主要區別在于是否基于理性意志與深思熟慮，形成符合共同利益的社會關系。在禮俗社會，共同生活的秩序本質上建立在“默認一致”（Eintracht）即意志協調的基礎上，它通過“習俗與宗教產生”，但在法理社會，這種共同秩序則建立在協定的基礎上，“通過政治的立法確保公共輿論從觀念和意識的層次上解釋它、為它辯護”[2]。

歷史推演，隨著近代以來“民族—國家”的建立，共同體在當今時代表現出“脫域”性質，擴大為一種“心理聚集（集群）”[3]，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的，國家內部通過對“民族想象”的“自上而下”的詮釋、心理認同與思想傳播，形成并穩固民族國家“想象的共同體”。[4]這為國際傳播意義上的共同體構建奠定了學理基礎。回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理念，我們突出強調傳播與共同體的“親緣關系”，也正是從根本上反思大眾傳播學意義上的“傳播控制論”與“傳播效果論”，從而在凱瑞（James Carey）“傳播即文化”的闡釋維度里真正將轉型升級的國際傳播活動看作構建“天下一家”命運共同體的文化路向。另外，區別于傳統的“在地”屬性凸顯的共同體建設理念，“跨域”的國際傳播不能是“自上而下”的霸權建立過程。由此，如何秉持更加平等與公正的觀念、更為系統地建設國際傳播共同體，構成本文的核心問題意識。

更為準確地說，在中國等“全球南方”國家引領的新全球化時代建設新型國際傳播共同體，需要以“平臺世界主義”（platform cosmopolitanism）為理念指導，統籌結合跨域數智平臺的傳播語境。“世界主義”來自希臘詞“kosmopolitês”，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cosmos，意為宇宙和世界，另一部分是polis，意為城市和城邦，二者合在一起就意味著“世界城市或世界城邦”。[5]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世界主義共同體是“達到某些善之目的所形成的共同關系或團體”，這有助于我們解讀國際傳播共同體建構的目的論。基于上述理論梳理和現實省思，本文嘗試系統回顧思想史進程中的具有世界主義色彩的“主體論”，辯證思考國際傳播共同體的建設歷史與時代挑戰，在多元聯動的基礎上探索建設國際傳播共同體的實踐方案。

二、世界主義理念下的“主體理性”與“交往理性”

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究其根本，理解國際傳播共同體，應在普遍性的跨國、跨文化的意義上，對作為主體的“人”的交往及國際社會互動關系進行探究。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在《存在與事件》“沉思35：主體理性”中如此思考“主體”，即“一種用于支撐真理的類性程序的具體架構”，人作為主體，或言人的主體化，都需要放置在具體的“情勢”之中才能得以理解。[6]換言之，“主體”作為哲學思辨的一個關鍵概念，連接了活生生的、作為“此在”的人與真理。隨著現代媒介技術對人文交往的影響加深，傳播與媒介研究者則在主體理性的基礎上，從“交往理性”的視角，反思主體之間可能存在的“不可通約”與“對空言說”狀況，進而嘗試彰顯出“語言哲學的主體間性、語言言說和語言的有效性”[7]，即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謂的“大眾傳媒及大眾文化交往過程”和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具有主體性的人在實踐中的多向度交流、不同主體在實踐中通過共識關系實現的相關性和一致性[8]，以及在構建共同世界過程中的和諧互動和良性交往[9]。

“世界主義”是國際傳播領域內長期存在的一種理想追求，其主體理性與交往理性觀照尤為值得發掘。作為一種持續演進的集合性理念，秉持“世界主義”理念的歷代思想家都從不同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語境出發，思考作為社會主體、活生生的“人”如何在普遍交往的過程中達成世界主義的理念。

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世界主義理念對“主體論”的探索集中于彼時的城邦制度與公民社會，具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早期的世界主義理念便起源于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Stoicism）。這一學派批判性地繼承了犬儒主義（Cynicism）創始人第歐根尼（Diogenes）的思想，崇尚對邏各斯的追求，強調并致力于探索自然界的規律，并將這一對“規律”的探尋移植到人類社會，比較推崇“人人平等”的理念。斯多葛學派所倡導的世界主義普遍交往建立在無差別、無界限，乃至“無歷史”的主體論基礎上，將整個人類的理性社會比作理想的世界帝國。但是，這一理想化的主體論設想與奴隸社會的現實狀況不匹配，同時忽略了古希臘城邦制下公民內部具有“排斥性”的不合理情況。[10]古羅馬時期，西塞羅（Marcus Cicero）等思想家進一步繼承了世界主義的理想，在主體論的意義上將“公民的聯合”與法律理性進行緊密結合，他指出：“沒有什么比按照法結合起來，被稱之為公民社會的人們的會聚和聯合更能使統治整個世界，或者說起碼統治地上生長的一切的那位最高主神滿意的了。”[11]

進入啟蒙時代，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將世界主義作為思考“全球和平”的關鍵概念，在他的著作《永久和平論》（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中提出，和平只能通過組建“和平聯邦”來實現，這一聯邦與和平條約的不同之處在于，尋求的不僅僅是結束一場戰爭，其最終條件是建立一個沒有憲法的“國際聯盟”（Weltrepublik）[12]。這雖然為有約束力的國際法和世界法奠定了一定基礎，強調世界公民主義的重要性，但在現實層面難以真正實現，落地難度大且有著較為鮮明的“西歐優先論”色彩，將世界大同的真正愿景放置在西歐的普遍發展之后。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論及“世界主義”的主體理性與交往實踐，在唯物史觀基本立場下，堅守“人民主體”，秉持“具體的普遍”的思維方式，運用矛盾分析法，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13]。馬克思主義視野下的“世界主義觀”進一步強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應堅守世界主義的文明價值，建構新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14]

20世紀大眾社會以降，“跨國批量化”的大眾文化工業生產主宰了人的精神交往活動，在現代社會及現代主義思潮看來，人的“原子化生存”狀況日益凸顯，人與人彼此連接，但是愈感疏離。彼時學者也在探索基于大眾媒介傳播的“世界主義”交往如何可能，乃至“懷疑”是否存在具有普遍性的世界主義主體交往可能性。呂克·南希（Luc Nancy）認為，現代世界的最大痛苦正在于人們必然按照某種特定的法令，體驗并見證“共通體”（即共同體，communaut）的“分裂、錯位或動蕩”。[15]羅爾斯（John Rawls）等學者則在《萬民法》中談道，需要超越國族中心主義建立公共理性的交往關系，作為交往主體的“人民”應是寬容、自由、正派的，“萬民法表達了對正派人民的尊重”，這是一種弘揚平等主義的世界主義主體論。[16]

中國傳統哲學對世界主義主體論的思考亦非常豐富。莊子曾在《知北游》中談道“通天下一氣耳”，這可被視作一種樸素的世界主義理想，人之生、氣之聚，人的主體存在及人與人之間的諧和溝通都在“氣論”的基礎上得以實現。北宋張載則在融通各家學說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理學思想，認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在“大心體物”的悲憫心理過程中孕育出更為直觀、更具延展性的“天地萬物一體”觀念。無論古今中外，世界主義理念下的主體理性與交往理性思考都表達了對平等交往、公正傳播秩序的向往，這對建設國際傳播共同體予以啟發。

三、國際傳播共同體：平臺世界主義主體論的視角

從思想史層面的“世界主義”構想回到國際傳播現實，“共同體”的美好設想真正落地并非一帆風順。19世紀以來，伴隨電報等現代傳媒技術的發明及鋪開運用，國際傳播的秩序擴張逐步從理想宏愿成為現實圖景，但彼時的國際傳播主體間關系并不牢固、平等。傳播技術的運用加速了英法等帝國在軍事、商業等領域的全球霸權形成。連接英法的海底電纜于1851年建成、投入運營，15年后，第一條跨大西洋電纜就將英美連接，此后多條跨洋電報網絡將“美西方帝國”（the west）與“其他地區”（the rest）在傳播基礎設施的意義上聯系起來。然而，這一“帝國屬性”濃厚的傳播關系網也彰顯出國際傳播的“主體”或言宰制性的力量往往跟這些資本帝國畫上等號。

彼時的初代國際傳播“驅動”需要大量資本、技術投入。一方面，除了資本帝國之外，其他國家無力承擔高額支出，也處于被殖民和征服的地位，國際傳播的共同體概念“名存實亡”。另一方面，國際傳播的信息往往與商業機密、軍事行動和政治訴求等高度綁定在一起，各國通訊社、報業集團等都依靠電報系統而生存，追求新聞消息的速率和壟斷，“獨家新聞”的理念至上。1870年由路透社、哈瓦斯社和沃爾夫社三方簽訂的“聯環同盟”（Ring Combination）協議，以及后續美國的紐約聯合社等打造的“三社四邊協定”等似乎為國際傳播共同體的“初級階段”打下基礎，但這些不平等條約實質上是一種“瓜分”世界的手段，背離了世界主義的理念初心。達雅·屠蘇（Daya Thussu）等學者分析道，每家通訊社盡管簽訂了所謂的“合作”性質的條約，但在自己管轄范圍內的領地都與各自的客戶單獨簽訂新的合同，將國際新聞定性為一種交易性質的商品。[17]從主體論的意義上看，享有絕對信息報道權的國際新聞通訊社和國際新聞記者編輯等與19世紀末期的殖民主義活動密切相關，比如路透社就被稱作是秘密地將（帝國）宣傳融入看似客觀、獨立的新聞活動中。

伴隨著兩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和“冷戰”時代的到來，霍布斯鮑姆意義上“短暫的二十世紀”將國際傳播推向“美式全球化”的歷史階段，這實質上是英美主導的“盎撒式”全球化——即同質化的“化全球”模式——的延續。汪暉認為，20世紀是全球范圍內的共時關系達到前所未有深度和密度的時代，但這種共時性是通過多重時間關系相互鏈接而產生的。在錯綜復雜、風起云涌的后殖民浪潮下，與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的東西方陣營相比，第三世界國家于20世紀中后期開始呼吁建立更加廣泛的“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NWICO），這可被視作有世界主義理念的國際傳播共同體建設的歷史新節點。[18]此后，隨著初代的全球互聯網逐步普及，社交媒體平臺與數智技術再次改變國際傳播生態。由此，繼承“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的精神遺產，以平臺世界主義新理念打造新型國際傳播共同體，我們嘗試探討基于平臺的跨國、跨文化傳播如何實現多元主體交往、對虛擬社群組織與用戶充分賦能并有效回應數智傳播技術對國際傳播主體理性的沖擊。

首先，新型國際傳播共同體要處理好“多與寡”“量與質”的關系。傳播主體的多樣化、增量化追求有助于打破過去時代的壟斷局勢，納入國際媒體、國際組織、大型平臺公司、社群、個人等，形成更豐富多樣的傳播內容和溝通視角，促進不同文化和價值觀的交流與理解，但要防止國際傳播共同體建設過程中新自由主義式的多元主義“偽善性”和“特定排他性”，也要避免集中化、寡頭化和再中心化趨勢。在某些情況下，少數具有強大媒介資源和影響力的傳播主體可能會復刻歷史上的帝國霸權，在國際傳播中占據主導地位，導致信息傳播的不平衡，使得一些聲音可能被忽視或“邊緣化”。傳播共同體建設質量的提升，不能僅僅依靠量的累積。高質量的傳播共同體建設通常需要傳統媒體發揮出更強的專業判斷力和更深入的內容生產能力，提供更加準確、深入、有見地的信息和分析。

其次，新型國際傳播共同體要充分思考“主體、文本與場域”之間的互構性。國際傳播共同體的主體“擴容”與提質賦能要充分考慮傳播什么（文本內容）、在哪里傳播（場域）等問題。除了傳統的國際新聞報道、媒體評論之外，在“數智化生存”的意義上，多種符號系統構成的“復合型文本”還包括短視頻、游戲、社交媒體等多種形式的多模態內容，都需要國際傳播共同體充分重視運用。從媒體語言學和平臺化、媒介化的“世界文學”角度來看，它們能夠提供更豐富的信息表達、更雜糅的敘事走向和更好的用戶體驗，有助于跨越語言和文化障礙，增強國際傳播的影響力、吸引力。中國數智媒體平臺的出海就積極調動了這些多模態內容，形成的垂直化社群組織可以被看作新型國際傳播共同體的典型代表。此外，場域（傳播平臺）包括社交媒體平臺、數智媒體平臺等。對此，國際傳播共同體需掌握跨越不同平臺和媒介的傳播能力，在這些數字基礎設施上實現內容的廣泛傳播和有效互動，“跨域”（trans-locality）意味著信息可以在不同的平臺和媒介之間流動，這進一步擴展了國際傳播的范圍，增加了深度。

再次，要明確新型國際傳播共同體的“目的論”。國際傳播共同體要通過信息和文化交流，增進不同國家和異質性文化之間的理解和尊重，促進國際合作與團結，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鼓勵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和包容，反對文化霸權和單一文化模式的推廣。打造新型國際傳播共同體，還需要保持公共議題的“協商彈性”與解決方案的持續供給，為國際傳播搭建討論和解決跨國界公共議題的平臺，但也要做到求同存異，充分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主體。國際傳播共同體旨在促進全球治理的廣泛參與，加強普遍道德與倫理引導，遵循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社會穩定、減少沖突，通過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實現“共同善”的目的論。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國際傳播不僅是“信息論”意義上跨國的信息交換的簡單過程，還是一個涉及多方面利益、價值和目標的復雜交往活動，它要求共同體中的參與者作為“積極行動者”，實現超越單一國家或群體利益的更廣泛的共同目標。

四、建設國際傳播共同體的實踐與挑戰

在全球傳播進入政治文化“北進南退”、消費文化“北降南升”及數智技術“北領南追”的時代，面對國際傳播新的南方轉向契機，基于全球數智傳播平臺打造新的國際傳播共同體多元聯動實踐，需彌合全球南、北方之間及內部的多重沖突，以媒介化治理思維調和重組國際傳播的主體秩序，建構世界文明百花園與共享共榮交往新社區。

第一，繼續發揮國際媒體間合作的深厚基礎優勢并加快數智化平臺化轉型。加強國際媒體合作離不開建立各種各樣的國際媒體聯盟及合作網絡，促進不同國家和地區媒體間的資源共享、內容交換和聯合制作。相比于歷史上各通訊社之間建立的不公正的條約關系，在追求合作、互助、共贏的新全球化“時代精神”（Zeitgeist）感召下，中國等“全球南方”國家要進一步推動媒體合作，提升內容質量和多樣性，“一國一策”“一群一策”，因地制宜地制作滿足不同地區需求的內容，增強國際傳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已與一百五十余個國家的近七百家媒體機構簽署合作協議，發起成立以“絲路”為紐帶的國際影視媒體聯盟“絲綢之路電視共同體”，推動“一帶一路”媒體合作走深、走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免此類合作項目流于儀式化、程式化的“表面功夫”，或僅停留在媒體機構管理層之間的“互訪”之上，要真正將解決一線記者在采編過程中的互助、互惠難題提上議程。國際媒體要共同培養數智化人才，構建智能化的合作平臺，建立數智化的媒體資源庫和內容管理系統。更為重要的是，國際媒體的合作與共同體建設還要重視推動有正能量的“情感敘事”，面對國際戰事和沖突時，通過建設性的積極新聞與廣大平臺用戶形成情感共鳴。

第二，以國際組織為“火車頭”拉動傳播共同體建設。國際組織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的相關組織、合作項目，在多邊關系交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制定傳播共同體的共同目標和基本原則，協調各成員國的資源，包括資金、技術、人才等，實現優勢互補，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增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和尊重。這可以有效實現“去中心化”的傳播共同體的搭建。例如，作為海灣地區最主要的政治經濟組織， 成立于1981年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海合會”）積極倡導海灣國家（包括阿聯酋、阿曼、巴林、卡塔爾、科威特和沙特等國）之間在媒體、傳播和文化領域的通力合作。海合會國家的新聞機構在近年來已逐步完善與其他國家媒體之間的合作與交流計劃，成立“海灣合作委員會新聞聯盟”。在廣播電視媒體節目制作的合作上，海合會鼓勵電視臺聯合起來共筑傳播共同體，促進媒體部門負責人、制片人、導演和播音員等之間的交流并與專業的節目制作公司開展合作，讓成員國的電視臺之間定期交流節目創作心得，通過制作電視短片宣傳成員國的國家節日和官方活動并向其他國家受眾介紹海合會共同市場，比如重點推薦其豐富的石油資源等。

海合會發起的“聯合文化行動”（joint cultural action）是區域內國際傳播共同體建設的一大典范實踐。這一行動重點建設公共圖書館、劇院、電影院、博物館、文化研究中心，關注海合會內部的文旅事業和阿拉伯語及阿拉伯書法的保護狀況，加強青少年一代對海灣國家共同文化的學習和文化技能培育，促進國家間的文化交往。然而，海合會的國際傳播共同體聯動更多地集中于內部國家和周邊地區，且缺乏基于社交媒體與智能傳播語境的前瞻性規劃。加強阿拉伯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更大范圍的交往，以“品牌化”意識打造海灣國家在數智平臺上的嶄新形象，擴大海合會國家的國際傳播共同體的“朋友圈”影響力，需要海合會成員國與其他地區和國家付出更多努力，達成更廣泛共識。中國領導人在近期召開的“中阿合作論壇”上強調指出，要構建更廣維度的“人文交流格局”，夯實“中阿命運共同體”的根基，這是對拓展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文明交流互鑒乃至于打造廣泛意義上的“世界文明百花園”的重要指引。

第三，重點培育高校智庫、數智平臺新興傳播主體跨國交往的眾聚力量。除了傳統國際媒體和國際組織外，更多的新興主體也應被納入國際傳播共同體的建設秩序中。例如環球網等聯合清華大學共同發起面向“Z世代”青年的國際傳播案例征集，將高校智庫的研究型力量結合起來，推動國際傳播共同體建設實現“基礎在民間，未來在青年”的目標。在縮小“知溝”的意義上，媒體是“最好的大學”。同樣的道理，在借助平臺打造“行動者網絡”的語境下，大學與青年一代也可以是“最好的媒介”。

此外，對于活躍于數智平臺的外籍“網紅”，也應做到對“外嘴”“外腦”的重點培養和挑選。在“宣傳出去”與“爭取過來”的觀念引領下[19]，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親力親為，在延安時期多次接受外國記者的專訪，主動向國際社會宣介和推廣中國共產黨的最新理念和對未來的擘畫，構建早期的國際傳播共同體，比如被譽為“3S”的斯諾（Edgar Snow）、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等人就是典型代表。他們對延安的風貌、革命根據地的狀況作了全面、客觀的報道，為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傳播積累了經驗，樹立了典范。

當前，需要更好借鑒歷史經驗，“做好、做強、做專”國外關鍵意見領袖的挑選和輿論引導工作。但是，當下依靠外籍“網紅”加快建設國際傳播共同體往往會導致路徑依賴。“漫天撒網”，缺乏真正的頭部KOL（關鍵意見領袖）活躍于海內外社交媒體平臺。最近，一對愛爾蘭夫婦在YouTube平臺分享自己的中國游記，以第一人稱視角真實展現立體、全面、生動的中國形象，打破美西方媒體長期塑造的刻板印象，在兩周內僅僅憑借4個視頻就收獲百萬次點擊量和無數用戶的“好感”留言。由此可見，我們需要花大力氣在垂直細分領域（經濟、文旅、生態與氣候、公共衛生與健康等領域）培養專業化的外籍意見領袖。對于各類KOL要謹慎地使用，避免正向、積極的傳播效果和其他政治經濟目的被商業化“流量邏輯”裹挾。同時可以考慮與國內主流媒體的記者、“自媒體”博主等形成“聯動”，在人脈傳播和復調傳播的作用下實現對同一個議題不同維度、不同層次的“多音齊鳴”效應。

五、總結與展望

人類生活的“世界”至今仍然只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世界，即世界尚未成為一個能夠以“世界利益”去定義并且為所有人所共享的“意義世界”。[20]這也提醒我們，世界主義的理想固然非常美好，但是如何在不“破壞”這種理想的基礎上，行之有效地將地緣政治的原則、規范、分配、程序，國際傳播的現實轉向，以及網絡數智平臺的技術架構等結合起來分析，將是國際傳播共同體真正發揮實際效用，邁向平臺世界主義的關鍵。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進行國際傳播共同體建設，需真正打“通”國外和國內，聯“通”多元行動主體并加大對個體傳播的扶持[21]，將“共同體”的“共通”之義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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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安斌：清華大學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本刊學術顧問；朱泓宇：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文章刊于《青年記者》2024年第7期】

本文引用格式參考：

史安斌，朱泓宇：國際傳播共同體：平臺世界主義的主體論[J].青年記者，2024(07):26-31.

編輯：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