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主力紅軍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在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下，中央紅軍共進行了380余次戰斗，依靠雙腳共經過14個省，翻越18座大山，跨過24條大河，走過荒草地，翻過雪山，行程約二萬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這其中的艱難困苦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時約有8.6萬人，到達陜北時只剩下7千余人。參加長征的女戰士有32人，最終只有24人勝利到達陜北。長征中的女戰士既要擔負戰斗和后勤工作，還要克服女性生理上的麻煩。二萬五千里征戰途中，她們也曾經分娩生育，但是惡劣的環境和隊伍的大局，讓她們既無法得到正常的照顧，更是面臨著孩子出生就要離散的悲慘境遇。

生下來就被留棄在戰場上的女嬰，如今你在哪里？

周子昆和曾玉

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的女紅軍曾玉是湖南宜章人。隨部隊上井岡山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與紅軍營長周子昆結了婚。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為干部休養連休養員。到達陜北。1938年到新四軍工作。1940年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在歸隊途中失蹤。

長征前，曾玉本來不在長征名單中，因懷有身孕被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但當她聽說自己的丈夫紅五軍團參謀長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時，竟挺著七個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隊伍后面，成為“編外”成員，發現后被編入紅一方面軍休養連。因為是“編外”，她沒有口糧，沒有裝備，更沒有馬匹可以代步，只是憑著堅強的毅力和對丈夫發自內心的愛，緊緊跟隨著大部隊，全靠休養連的同志們幫助。1934年12月一天，部隊從廣西、湖南交界的老山界(又名越城嶺)峰頂下山時，曾玉感到肚子疼得厲害，是臨產了。這時突然遭到敵人襲擊，槍聲越來越近。抬擔架的民夫逃跑了，也不能騎顛簸的馬匹。曾玉實在跑不動，低頭一看，孩子的頭已經露出母親的身體。蔡暢等同志架著曾玉。錢希鈞找來一叢枯草。幾個女紅軍把曾玉圍起來，就在枯草上，曾玉生下了長征途中紅軍的第一個嬰兒。部隊正要突圍，只得用枯草把女嬰蓋上，還附了一張董必武寫的紙條和幾個銀元。曾玉戀戀不舍地將她留在了出生的地方，孩子的哭聲還在繼續。女紅軍們架著欲哭無淚的曾玉繼續趕路。

又一個出生就被留棄的孩子，生死未卜

女紅軍陳慧清(1909-1983)，廣東番禺人，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任省港織造工會常委，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1929年與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鄧發結婚。

1930年到中央蘇區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委書記。1931年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黨總支書記。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為干部休養連休養員。到陜北后，任陜甘寧邊區政府糧食部倉庫主任、糧食調劑局主任。建國后，任廣東省民政廳副廳長、省總工會副主席。

1945年，鄧發與夫人陳慧清在延安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陳慧清已懷有身孕，跟隨干部休養連行動。四渡赤水的一個清晨，部隊剛剛離開宿營地開始急行軍，陳慧清就面臨分娩。休養連支部書記董必武、連長侯政和醫生孫儀之安排把陳慧清抬進路旁一個草屋。陳慧清肚子疼得滿炕翻滾，大喊鄧發。董必武馬上派人去把鄧發找來。槍炮聲越來越近，敵軍已經追上來了。董必武得知是第五軍團阻擊敵人，馬上派警衛員去告訴軍團長董振堂，說有個女紅軍在生孩子，一定要頂住敵人的進攻。董振堂當即表示沒有問題，讓產婦慢慢生吧。中午時分，嬰兒呱呱墜地。昏迷不醒的陳慧清被匆匆抬走了。董必武親自寫了一封信留給孩子和收養孩子的人，便和其他人一起趕路去了。后當軍團長董振堂聽到有的官兵埋怨說為了一個孩子讓一個團打阻擊不值得時，這位紅軍的軍團長火了，董振堂說:“我們今天干革命，不就是為了他們的明天嗎?”

產下毛澤東女兒托付給當地農民，至今下落不明

賀子珍 (1909.9一1984.4.19)，原名賀桂圓，又名賀自珍，江西永新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加入中共黨員，曾任共青團永新縣委書記，中共吉安縣委婦委書記。1927年參加組織江西永新農民暴動，上井岡山。1928年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四軍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結婚，任中共湘贛邊特委秘書、毛澤東生活機要秘書。1931年任中央蘇區機要科科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為干部休養連休養員，后任中革軍委機要秘書。

1937年赴蘇聯治病，1948年回國任沈陽財政廳處長。1949年任浙江省婦聯主任，后調上海市委組織部工作，長期因病休養。1978年為全國政協委員。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逝世。

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前夕，因不能帶孩子一起長征，賀子珍在瑞金含著眼淚把自己與毛澤東僅2歲的兒子小毛(毛岸紅)交給留在根據地的毛澤覃、賀怡夫婦撫養，從此無兒子音訊。

1935年2月15日，中央紅軍長征駐四川古藺白沙鎮，賀子珍在路邊一戶叫呂福和的農家臨產。16日拂曉，生下一女嬰。賀子珍掏出僅有的四個銀元交給錢希均，讓她把孩子送給貧苦的孤寡老人張二婆撫養。她聲淚俱下地說:“孩子沒法帶走，……讓孩子在人民中間長大也好!”毛澤東開完會趕來看著虛弱的妻子說:“我們為了勞苦大眾的幸福，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幸福;為了人民的下一代，不得不丟棄自己的下一代。好在你們說張二婆行善，心腸好，托她寄養既然你放心，我當然也放心了。待以后我們建立了根據地，條件成熟了，再把女兒接回去。”張二婆為孩子取名“王秀英”。但由于時隔多年，線索太少，至今仍下落不明。

一天傍晚,部隊行軍到貴州盤縣(今紫云縣)一個叫豬場的地方正要隱蔽休息。忽然，敵機飛來瘋狂俯沖掃射、轟炸。賀子珍產后身體虛弱正躺在擔架上隱蔽，發現另一擔架上的團政委鐘赤兵暴露在外面不能動彈，非常危險。她立即沖過去拖他的擔架，看見敵機又俯沖下來，趕緊撲向鐘赤兵用身體掩護。一顆炸彈在她身后爆炸，賀子珍遍體鱗傷倒在血泊中。經檢查，為保護同志，她身中17塊彈片。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和賀子珍

長征前女兒送走，長征中生下兒子又沒能留在身邊

女紅軍廖似光(1911.4-2004.7.2)，原名廖嬌，廣東惠陽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與剛從蘇聯學習回國的何克全(凱豐)在廣州結婚。后任少共中央巡視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為干部休養連工作組成員。到陜北后任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勞動保護部部長。1937年任中共長江局工委副主任。1942年任陜甘寧邊區慶陽隴東專區貿易局副局長。1948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建國后，任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兼市總工會籌備會主任，廣東省工業廳副廳長，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廣東省政協副主席。1978年任全國政協委員。

廖似光從上海到瑞金中央蘇區時就因為要通過敵人重重封鎖線，忍痛把女兒交給了交通員，被轉送到國際紅十字醫院，從此杳無音信。1934年10月，跟隨中央紅軍長征時她已經懷孕四五個月了，挺著大肚子拿著一根木棍，步行跟著部隊。到貴州少數民族地區后，廖似光懷孕僅7個月就早產，生下一個男嬰。為了能繼續長征，她再次忍痛割愛，用毛巾將嬰兒包好，寫明兒子的出生年月和母子分手的原因，交給當地的老百姓撫養。廖似光在鄧穎超讓出的擔架上僅躺了10天，便又徒步行軍。產后不到一個月，她就參加連隊的后勤工作，為部隊找房子、找糧食、燒熱水、征糧籌款。參加組織收容隊，接應掉隊的同志。

新中國成立后，當年把孩子留棄在長征途中的父母們通過各種途徑輾轉打聽、走訪、托人，希望能夠找回自己的親生骨肉，但是，經歷了戰亂年代的屠殺和逃離，信息和交通的閉塞，幾十年過去，通過僅存的一點點記憶和信息，要找到當年的嬰兒實在是十分渺茫。解放后雖說也出現過革命前輩找到流離失散親人的喜事，但太多的革命前輩們不得不接受相聚無望的現實。

今天的中國和平、幸福，每個家庭成員享受著天倫之樂。想想上面這些先烈，她們是母親，更是戰士，正是她們用骨肉離散的悲痛換來我們萬家團圓的歡樂。我們應當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