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s|China Economist Vol.18, No.6, November-December 2023

Title

現代化產業體系構成結構與建設策略研究

作者簡介

芮明杰*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郵箱：mjrui@fudan.edu.cn

摘要：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事項，具有極大的挑戰 與困難，需要有很大的勇氣與智慧，需要采取正確的應對思路與策略。在全球科學 技術進步加速、消費需求變化明顯、地緣政治格局重構以及全球產業分工體系調整 的背景下，我國現行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固化，即傳統產業產能過剩且增長困 難、新興高技術產業發展受阻，其中原因復雜，但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創新能力較 弱確是事實。可以說，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本質就是要在現行產業體系基礎上開 放創新，實現需求導向下的資源重新配置，其核心是把現行產業體系固化的二元構 成結構轉換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3+1”構成結構，并使之持續健康發展。為此， 需要：1）實施需求導向的建設方針；2）數字化改造加持建設過程；3）科技創新 與產業創新關聯協同突破；4）進一步改革開放，重構全球科技與產業合作網絡。

關鍵詞：現代化產業體系；構成結構；建設策略

本文是要分析中國近年來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后，現行產業體系的產業結構開始固化，其原 因既有外生性因素如地緣政治變化、科技進步加快、產業生態環境等，也有內生性因素如勞動力成 本上升，創新能力不足，產業空間布局需要改善等。這些因素的疊加已經對中國進一步的經濟增長 產生不利影響，有可能導致中國陷入“中低收入陷阱”。因此面對未來增長需要，如何走出如此困境， 本文認為中國構建面向未來面向全球有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是關鍵的一步。此外進一步從策略上看我國現行產業體系如何轉換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就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核心問題。

一、現行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固化及其原因

現行產業體系是指目前我國正在運行的產業體系，而現代化產業體系則是指融合未來前瞻科 技與人類社會發展新需求、建立在新型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全球領先的新型產業體系。現代化產業體 系不是憑空而建，一定是在現行產業體系的基礎上演化發展而形成的，現行產業體系的狀況就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現實基礎。如果基礎扎實牢靠、方向明確、動力充沛，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相對就容易些，否則就要困難些。

（一）現代化產業體系與現代產業體系的異同

對所有國家或地區的產業體系中的所有產業進行分類，以便于統計分析和深入研究，最為通行的分類是三次產業分類，即將所有產業按照其生產與自然物品的關系進行分類，于是就有了三次產業結構之說。目前三次產業結構狀況已經成為全球判斷產業體系發展狀況以及經濟發展狀況的一個重要視角。實際上，現行產業體系還可以從產業依賴的技術密集程度將所有產業分成兩類：一類是技術密集度低、勞動密集度高和資本密集度高的產業，稱之為傳統產業，其中既有傳統制造業，也有傳統農業與低端服務業；另一類是技術密集度高、知識密集度高和以新興高技術為核心的產業，既包括航空航天、機器人、智能裝備、芯片制造等高端制造業，也包括現代農業與高端服務業。這樣分類后的產業體系就呈現為二元構成結構，也就是說現行產業體系由這兩個陣列的產業互相關聯組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現行產業體系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生產體系，生產協同配套能力比較強大，許多產品產出量為全球第一，產品的品質也有了極大的提高，深受全球消費者喜愛。但從現行產業體系二元構成來看，傳統產業依然是產出貢獻最大的陣列，對GDP貢獻80%以上；近年來開始啟動的新興高技術產業的投入與發展進程中，涌現出了一批諸如華為這樣的科技領軍大企業，以及許多優秀的作為產業“隱形冠軍”的中小企業，但其對GDP貢獻仍不到20%。我國現行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的2:8狀況，在面對全球產業分工格局新變化、消費新需求、數字新經濟以及人工智能數字技術等現代科學技術進步加快等方面出現了諸多問題，例如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結構失衡、技術進步放慢、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不快（劉俏，2021），數字化轉型困難，新興高技術產業受到創新能力不足、外部技術封鎖等影響，已經開始呈現固化狀況。

世界銀行曾經觀察研究了二戰以后工業化的歷史進程，發現戰后先后有幾十個國家進入了工業化階段，但大部分都是在中等收入階段就很難繼續發展，落入了不同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個經濟體進入了高收入社會。但這13個經濟體表現出了一個規律，即在經歷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以后，當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這里的國際元使用的是麥迪森數據）時，增長速度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回落，幅度大概在40%—50%，有些降幅甚至超過一半。處于這一階段的這些國家或經濟體既無法在勞動力成本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這就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Gill和Kharas，2007）。究其原因，經濟學家們有許多不同的見解。我們的研究發現，主要是因為產業體系的二元構成結構固化，即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導致勞動力成本提高，而工業化的發展導致土地資本價格上升，使得這些國家產業體系中的傳統產業的盈利能力下降，全球競爭力減弱，進而導致產能過剩，部分產業不得不開始跨區域轉移，本地傳統產業衰落，產業空洞化現象產生。另一方面，雖然新興高技術產業的產出在這些中等收入國家或經濟體有市場需求，且需求增長速度較快，但這類產業的發展面臨兩個主要困難：一是缺乏高新技術的持續支持，因為研發創新需要資本與時間，短期內難以實現技術領先；二是新興高技術產業恰恰是發達國家當前的優勢產業，其掌握產業的關鍵技術，為了繼續保持自身優勢產業的競爭力，自然要封鎖關鍵技術，打壓新興中等收入國家的新興高技術產業，阻礙其快速發展。如此，中等收入國家或經濟體產業體系的二元構成結構固化，即難以向結構高級化方向演化發展，難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轉換，其實就是破除其產業體系的二元構成結構固化的過程，即在傳統產業不斷轉型或遷移過程中，新興高技術產業不斷成長壯大，最終以技術先進、高附加價值創造為主的新興高技術產業作為產業體系核心產業的過程。例如戰后日本、韓國等國家能夠較快地從發展中國家轉換為發達國家，實為他們的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的轉化比較順利。從全球來看，并不是所有的國家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都能夠順利轉換，有些發展中國家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演化過程即使一開始很順利，但發展到某一階段后也可能停滯下來，甚至再也不能持續演化下去，如阿根廷、巴西、南非、泰國、馬來西亞等就是如此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破除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的固化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需要時間，更需要市場與政府的雙重貢獻。

（二）現行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固化顯現

統計數據表明，從2016年開始，我國現行產業體系中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二元構成結構趨于固化，其中傳統產業產出過剩、增長下行明顯，整個陣列的產業競爭力弱化，產出收益率下降，但目前其對GDP貢獻占比依然非常高，達80%以上。新興高技術產業產出增長速度很快，一些以高新技術為核心的現代產業已經從無到有迅速發展起來，比如高鐵的車輛制造、智能手機、5G通信、半導體芯片、智能裝備制造等。這些產業都在快速發展，有的已經成為國際上有競爭力的產業，如5G通信、新能源汽車、北斗衛星導航等，成為我國現行產業體系的亮點。但是新興高技術產業在整個GDP所占比重仍不到20%，尚不足以支撐整個國家經濟增長（芮明杰主編，2020）。

我國現行產業體系的二元構成結構狀況與以美國為代表的高收入國家的現行產業體系的二元構成結構狀況形成明顯的反差。在以美國為代表的高收入國家，其現行產業體系中對GDP貢獻占比高的是以高新技術為核心的產業，占比低的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大部分已經轉移到境外。應該看到，我國產業體系與發達國家產業體系的二元構成結構狀況的反差，其背后是雙方產業技術的差異，也是雙方產業組織效率的差異，更重要的是產業勞動力智力與技能的差異，是整體科學技術水平的差異。不同產業體系的二元產出結構帶來的附加價值創造狀況是完全不同的，高收入國家其產業體系的產出主要是高附加價值產品或服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美國等高收入國家加大了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技術、人才、供應鏈、設備、零部件等的封鎖和限制，企圖延緩我國新興高技術產業的發展，表面上說是為了國家安全，實質是要繼續保持其產業體系領先的優勢，希望能夠阻礙我國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順利轉換，進而阻礙我國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三）現行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形成邏輯及其固化原因

我國現行產業體系二元構成與運行的基本邏輯如圖1所示。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根據自身稟賦特性，從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入手，通過開放與改革引進外資與技術，加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開展加工貿易培育出口加工產業，生產位于全球產業價值鏈低端的產品，然后逐步發展其他產業，最終形成比較完整的現行產業體系。之后，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等的提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人民幣逐步升值，導致我國產業發展的資源、環境、勞動力成本逐步上升，使原本建立在勞動密集且以價值鏈低端生產為主的傳統產業競爭力減弱，最終使得原來的正向增強的傳統產業運行反饋環無法進行下去，導致我國傳統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產業體系整體開始衰退，加上國內消費不足，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從2016年開始放慢，出現了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類似的經濟狀況。

為了防止中國經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務院于2015年5月印發《中國制造2025》規劃方案，①其中明確了9項戰略任務和重點，并再次明確了重點突破的十大領域。作為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中國制造2025》提出推動我國實現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加速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促進制造模式、生產組織方式和產業形態的深刻變革，使智能化、服務化成為制造業發展的新趨勢。這個規劃方案的出臺預示著我國現行產業體系的轉型升級正式開始，瞄準國際前沿的戰略性新興高技術產業發展正式啟動。然而我國瞄準國際前沿戰略性新興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必然受到發達國家的阻擊，因為這些產業正是他們產業體系中的核心優勢產業，也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附加價值產業。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產業價值鏈（GVC）全球分工條件下（Gereffi，2009），以美國等高收入國家跨國公司為代表的主導企業為了獲得更高的附加價值和利潤，一方面通過工序的分解將產業價值鏈上低附加值的環節轉移到勞動力充裕的國家和地區生產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通過技術專利、生產標準、分銷網絡強化和人才封鎖等多種手段來提高設計、研發和營銷等高附加值環節的進入壁壘，對發展中國家企業進行產業鏈、價值鏈低端鎖定。這樣就保持了發達國家的高收入，發展中國家則只能一直處在低收入的狀況，影響經濟社會可持續的發展。如果說過去這樣的狀況只是企業行為，現在則完全不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以國家安全為名，政府直接干預。一方面，對我國高新技術、高新產業、高技術人才進行封鎖與限制，對我國現行產業體系中還處于成長階段的新興高技術產業造成極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制定差別性的關稅政策，對我國傳統產業生產的出口產品收高額關稅，而對其他低收入國家傳統產業的出口產品收低關稅，導致我國傳統產業的產品出口競爭力進一步下降，產能過剩，贏利狀況惡化。這是我國現行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之所以固化的最大原因，也是現行產業體系兩個陣列產業各自面臨的關鍵挑戰所在，已經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最大障礙。如果無法有效應對這些挑戰，我國的經濟發展可能會陷入比較優勢的“斷檔”期，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引發中長期經濟衰退。

二、現代化產業體系的“3+1”構成

建設中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應該是面向未來的，帶有中國社會制度文化、自然資源稟賦、人力資源、產業資產存量、知識技術資源、消費傾向、生態環境等特點的，基于新的比較優勢基礎的、可持續科學發展的、先進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體系。這樣的產業體系具有資源節約、低碳綠色、智能數字技術復合、產業價值鏈優化、空間布局合理、自我創新發展、開放先進等特征（芮明杰，2018a）。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不但需要把當前的新興高技術產業發展壯大，使之逐步成為產業體系中的核心，還需要依賴技術創新對現行的傳統產業進行轉型升級，使之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此外，隨著科學技術進步，新技術、新產品、新企業的不斷誕生會催生數字化、智能化新型未來產業，需要超前謀劃布局。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特別提出要前瞻謀劃未來產業，“在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海空天開發、氫能與儲能等前沿科技和產業變革領域，組織實施未來產業孵化與加速計劃，謀劃布局一批未來產業”。

這樣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如果依然根據技術密集程度進行結構分類的話，則與現行產業體系的二元構成結構并無不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表面上只是兩類產業對經濟與GDP貢獻的比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從產業體系的組成內容看，現代化產業體系與現行產業體系有較大差別，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發展進步已經并還將極大改變現在與未來產業的特性和產出，催生更為前沿、先進、新型的高技術產業，且依賴的基礎產業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從全球產業中長期進步發展看，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具體構成內容呈現為三個陣列與一個基礎（“3+1”），即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由數字化轉型升級后的部分傳統產業、目前正在成長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正在謀劃布局的未來產業這三個陣列組成，一個基礎是指數字新基礎產業（見圖2）。

（一）第一陣列：數字化轉型升級后的部分傳統產業

從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三個產業陣列來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構成內容之一是對現行產業體系中占比80%的傳統產業進行大規模轉型升級。例如現行的紡織服裝產業、食品加工業、種植業、建筑業、零售業、交通運輸業、能源產業、住房建設、生活服務業等，因為涉及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這些產業在現代化產業體系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但其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必須適應收入水平提高導致的消費偏好變化后的消費者要求。為此，此類現行傳統產業需要經過持續研發投入、加大創新，通過產業技術進步實現轉型升級，必須經過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后才能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并不是當前所有的傳統產業都可能轉型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一部分，因為消費者需求的重大變化、科學技術進步取得的重大突破都可能導致現行部分傳統產業在產業體系演化中被淘汰。可以說，數字化轉型升級成功的這部分傳統產業，就構成了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的第一個產業陣列。

（二）第二陣列：成長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的第二個陣列是現行產業體系中正在發展的新興高技術產業，該產業的基本特征是技術含量高、產品附加價值高、特別依賴創新能力和高端人才，這些產業關系到國家安全和科技進步，是時下全球產業競爭性分工的關鍵。我國正在成長的新興高技術產業中，相當部分是時下發達國家產業體系中有巨大優勢的產業，雖然我們已奮起直追，但在技術、產品、創新等方面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例如我國新興高技術產業陣列中正在大力發展的半導體芯片制造業、軟件產業、人工智能應用產業、數據分析產業、醫療設備產業、飛機引擎制造、新型材料等產業，從全球來看尚處在成長的“幼稚期”，與歐美發達國家的同類產業相比較還有不少的差距。但這些產業從現在到未來一定是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產業。因此，應該充分認識到，在當前全球科學技術進步速度加快、產業技術迭代速度加快的背景下，第二陣列產業面臨全球市場競爭激烈、發達國家在技術與人才雙重封鎖的壓力，不僅在先進技術如人工智能、數字技術、新材料技術、基因技術等方面被“卡脖子”，甚至在許多先進制造的制造技術、工藝裝備生產等方面都面臨斷供的狀況。可以說，第二陣列產業發展建設的狀況直接影響著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規模與質量，雖然艱難但必須取得進步。

（三）第三陣列：正在謀劃布局的未來產業

未來產業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的第三陣列。未來產業是指未來相當長時間（15—30年）內形成的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是面向未來人類社會美好需求的，由突破性關鍵技術驅動的，可能會發展成戰略性、前瞻性的新產業。它代表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的新方向，對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促進和引領作用。對目前剛剛處在技術萌芽狀態，要在若干年后才有可能成熟的前瞻產業進行布局與扶植，爭取率先取得全球領先地位，這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前瞻部分的內容。目前正在謀劃布局的未來產業是未來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目前發展的新興高技術產業陣列之后的面向未來的中長期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群，嚴格地說這部分產業也屬于產業體系二元構成中的新興高技術產業陣列。只是從時間上看，我們今天布局的未來產業應該是未來15—20年之后替代今天的新興高技術產業，成為那個時代的戰略性新產業群的產業。彼時，未來產業將引領國民經濟、產業體系發展，為當時的消費者提供高質量、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在全球市場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成為全球產業發展的領先產業。可以預計，未來產業的發展與當前新興高技術產業發展有較大的不同，這是因為未來產業發展更具有不確定性，需要新的投入機制與發展模式，所以我們特別將其列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第三陣列。

（四）數字新基礎產業

從相當長的時間來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三個陣列中無論是產業的轉型升級還是創新發展都應建立在數字新基礎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基礎之上。因為從現在到相當長的未來，數據已經成為新型生產要素，④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快速發展，所有現代化產業與企業的生產運營都與數字智能技術密不可分，可以說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繞不開數字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數字新基礎產業的支持。所謂數字新基礎產業是指支持數字經濟與社會高質量發展，滿足人們美好生活需要，支持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新興高技術產業和數字智能產業發展以及未來產業成長的新型基礎產業。數字新基礎產業也屬于新興高技術產業陣列，只是由于其具有對其他產業廣泛的支持作用，所以特別列出。

數字新基礎產業具體可以劃分為“硬、軟、聯”三個方面：一是以5G基站、傳感器、數據中心等為代表的所有產業發展的“硬基礎”；二是以大數據、人工智能、IT軟件、算法等為代表的產業發展的“軟基礎”；三是以工業互聯網、智能物聯網等為代表的“互聯性基礎產業”。在數字基礎產業中，“硬、軟、聯”三大基礎產業技術相互融合、互相協同，共同構成了數字基礎產業群的核心，支撐數字經濟和傳統產業數字化應用的進一步發展。⑤其中，“硬基礎”中的5G基站、傳感器等硬件是數字技術的物理支撐要件，也是信息傳輸、數據存儲的最基本單元，由此生產并采集了更多可交互、有價值的數據支撐數據處理功能的實現；“軟基礎”中的云計算、人工智能算法、數據分析則通過軟件和算法進行數據的處理和挖掘，賦予了數據更多的價值；“互聯基礎”中的工業互聯網以及智能物聯網等技術則將虛擬世界和物理世界相連接，承載了信息傳輸主體的作用，提高生產效率、改變傳統產業的生產方式。因此，“硬、軟、聯”三個部分必須相互融合、共同發展，形成現代化產業體系三個陣列建設的新型基礎。而數字新基礎產業必須先行發展，現代化產業體系三個產業陣列的建設才能順利展開。

二、現代化產業體系“3+1”構成的主要建設策略

突破現行產業體系中以傳統產業為主的二元構成結構固化，建設以前沿新興高技術產業為核心的“3+1”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我國能否成功擺脫“中等收入陷阱”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以及數字經濟條件下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人民福祉快速提高的根本。為此需要制定科學的現代化產業體系“3+1”構成的建設策略，助力現代化產業體系早日建成。

（一）實施需求導向的建設方針

現代化產業體系本質上是供給體系，對應的是現行升級了的居民消費需求偏好以及未來居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結構與規模。因此，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既需要把握現實消費需求及其變化導向，也需要把握創造新消費需求的可能，這就是現代化產業體系“3+1”構成建設的消費需求導向，也是突破現行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固化的關鍵。我國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收入水平和消費偏好決定了國內市場規模量級，加上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我國產業體系為全球生產的部分，基本決定了現行產業體系的二元構成結構，成為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與發展的基礎。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極低，生產的許多商品國內居民消費不起，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例長期較低，當時經濟快速增長主要依賴出口產業的發展，我國的出口依賴度曾經高達50%。近十年以來，隨著技術進步與生產效率提高，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不斷提高，導致我國的市場規模不斷擴張，2016年、2019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先后突破30萬億元和40萬億元，2021年達到44萬億元，再創歷史新高，是2012年的2.1倍。以新冠疫情狀況下的2022年為例，2022年1—12月，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39733億元，僅僅同比下降0.2%，其中城鎮消費品零售額380448億元，比上年下降0.3%，鄉村消費品零售額59285億元，與上年基本持平。⑥ 2015年，中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66.4%，盡管有新冠疫情影響，2021年中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達65.4%。目前，44萬億的消費品市場再加上更大的中間產品市場規模，已經基本支撐起現行產業體系發展，但是否可以支持一個正在建設中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呢？

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提出了經濟起飛模型，即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的發展主要經歷五個發展階段：1）傳統經濟階段，此階段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體，生產效率低下，居民生活貧困；2）起飛前準備階段，這一階段主要由政府投資基礎設施，開啟工業化的準備；3）經濟起飛階段，這個階段如果是開放的，通過引入海外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提高制造業生產水平，工業化展開，增長速度很快；4）經濟轉型階段，此階段工業化進入中后期，標志是產業體系從以第二產業貢獻為主逐步轉型到以第三產業貢獻為主的狀況，服務產業發展迅速。5）大量消費階段，這是本模型的最后階段，這一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依賴內需，依賴國內消費，而并不是過度依賴進出口，從而實現居民高福利（羅斯托，2001）。按照羅斯托的理論，我國目前人均GDP已經達到1萬美元，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GDP總量中第三產業貢獻比例已經超過50%，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羅斯托起飛模型的第四個階段，部分經濟發達地區例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長三角地區等已經進入了第五階段，因此擴大內需和調整需求結構已成為現行產業體系轉換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礎條件。

盡管近十年以來，我國的內需市場規模在不斷擴張，經濟整體上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居民的消費需求結構依然偏向于低端產品。居民可支配收入狀況以及消費偏好支出結構會影響到現實與未來的消費需求結構，進而影響產業體系內不同產業的成長與發展，最終影響產業體系的產業構成。石明明等（2019）的研究表明，“1998—2017年，中國城鄉居民的第I類消費升級（食品等生存性消費占比下降）和第II類消費升級（符號性和服務性消費占比上升）均在持續不斷地進行，但鄉村居民的第I類消費升級效應小于城鎮居民；2013年以后，隨著中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第II類消費升級出現一定程度的放緩，居住類支出對其他消費支出形成了較大的擠出效應。消費習慣層面的分析顯示，城鎮居民和鄉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大于40%和小于40%的居民，其消費行為存在較大的異質性”。城鄉居民消費的差異以及消費升級的困難，主要是因為我國14億人口的收入結構目前存在以下幾個問題：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總體仍比較低，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6883元，雖較2021年的35128元增長了5%，但整體仍然偏低，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073元，人均消費支出每月只有2044元。2）地區居民收入差異較大，同樣以2022年為例，北京市、上海市2022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高達77415元和79610元；而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中西部省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僅為北京、上海等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如甘肅省、貴州省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只有23273元和25508元。3）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依然較大，202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達49283元，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0133元，僅為城鎮居民的40%。

根據上述數據可以判斷：一是如果我國居民收入水平隨經濟增長而不斷增長，則現代化產業體系所需要的市場規模還會不斷擴大，這對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十分有利的。二是目前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體較低且存在較大差異的狀況在短期內很難改變，因此，其整體消費實力與消費品需求狀況并不能完全支持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品的消費，這就導致產業體系中的大量傳統低價消費品與部分高附加值消費品并存的狀況也很難在短期內改變。因此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既需要第一陣列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產品迭代，有需要新的產品價格不能太高；第二陣列的新興高技術產業實現技術與產品創新時，要兼顧高收入人群與中低收入人群的需求；第三陣列的未來產業布局除了考慮前瞻科學技術進步趨勢之外，還應該考慮未來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且趨向比較均衡的狀況。

（二）數字化改造加持建設過程

決定現代化產業體系“3+1”的建設內容主要有兩大因素：一是當前至未來居民收入水平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消費需求的變化趨勢。因為現代產業體系是生產供給體系，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適應人們未來美好生活的需求，需求變化會影響現代產業體系生產效率、產品種類和品質、綠色低碳生產等，也會影響正在不斷進步中的科學技術（芮明杰，2023）。二是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可以確定的是，當前所有的科學技術進步中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技術是決定現代產業生產適合消費者需求變化的最基礎的技術。因為有了數據收集以及數據分析技術，就可以刻畫每個消費者的消費特征，把握消費需求變化；而有了人工智能技術，就可能推動智能生產設備、智能生產流水線、智能工廠與智能服務的產生，進而滿足大量消費者個性化的消費需求。也正是如此，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就成為當前和未來相當長時間里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要求數字新基礎產業發展必須先行。

數字新基礎產業的“硬、軟、聯”協同發展，并結合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技術以及相關產業中的其他技術進步，推動了我國現行產業體系中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使產品與服務不斷迭代升級，重塑全球市場競爭力；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加持我國正在快速成長的新興高技術產業，助力具有中國特色的未來產業布局、成長以及成就領先態勢（見圖3）。具體來說，基于數字新基礎產業的支持，當前現代化產業體系第一陣列建設即傳統產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就是要利用數字技術改造原有生產技術與生產過程，實現數據要素在生產經營過程中被不斷收集、分析、研究、交換，達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競爭力和收益水平，降低生產成本，優化產品的目的，成功實現數字轉型。數字化轉型成功后，這部分產業才能算入現代化產業體系中。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數字化改造離不開數據要素的應用，這是其與其他傳統產業相區分的最關鍵特點。作為第二陣列的新興高技術產業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目前有三種類型，一是本身生產數據、應用數據要素的產業，如數據分析、5G通信等；二是本身基于數據要素、以數字技術為重要技術支撐實現精準生產、精準營銷、精準服務而發展起來的產業，這些產業屬于數字經濟的范疇，例如移動支付、電子商務等服務型行業；三是高技術產業，但不一定一開始就使用了數字技術，因此也需要數字化轉型，例如新能源汽車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和醫藥制造業等。作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第二陣列的三種類型產業，由于均要應用數據這一生產要素和數字技術，都是通過數據運用、收集、分析改善生產、經營、服務方式，所以從數字經濟角度看，也都是數字經濟的核心組成部分，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可以預計第三陣列的未來產業發展一定是基于數字基礎、數據要素、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等基礎之上的。

（三）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關聯協同突破

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過程中，無論是傳統產業數字化改造、新興高技術產業快速成長還是未來產業探索布局，都離不開科學技術進步，離不開產業體系自身的創新能力和創新的投入產出效率。現行產業體系的創新能力與創新成果產出依賴于兩類創新：一是科技創新與產出，二是產業創新與產出。科技創新很重要，包括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科學發現是發現真理與規律，雖然與產業發展沒有直接的關聯，但科學發展的成果十分重要，與通用技術的發明和應用有直接的關聯性。例如當年的電磁理論就是科學發現，正是這一發現導致發電技術的發明，最終帶來電力產業的巨大發展。技術發明是在科學發現基礎上進一步應用而展開的創新，就像發電技術的發明才導致電力的廣泛應用和電力產業的大發展。科技創新的成果可以簡單描述為從0到1，具有原創性。然而歷史已經證明，并不是所有的科技創新的原創成果都可以形成新產品，即使形成了新產品也不見得可以成功商業化而成為新產業，從新產品到新興產業要依賴產業創新的成功（Hall和Rosenberg，2010）。

產業創新是過程性創新，是從新產品創新至商業化成功整個過程的創新。產業創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連續性創新：產品創新，然后根據產品特性與需求品質要求進行生產工藝技術創新，即生產設備、生產工藝等方面的創新；之后要對此產品的生產運營實施生產組織創新，如供應鏈組織、價值鏈組織等，以便進行商業化生產；再之后是市場創新，即如何使產品更好地被消費者消費與使用，從而真正創造附加值、貢獻GDP。產業創新的簡單說法就是從1到100、1萬、100萬或1億。通過產業創新可以促進新興高技術產業形成并快速成長，產業創新對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的新興高技術產業發展、未來產業成長都十分重要，且更具有商業價值。與科技創新的主體主要是高校、科研機構等不同，產業創新的主體是企業。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不僅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成功的兩個創新“輪子”，缺一不可，而且兩者之間必須關聯協同，其中科技創新要先行，尤其是支持科學發現的基礎研究應該先行（芮明杰，2018b）。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雙向關聯也可以從2022年美國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的內容中領悟。⑦該法案表面上是關注芯片等產業發展，其核心則是關注基礎研究、能源創新、新材料科學技術發展等議題，謀求科技創新在前，產業發展緊隨其后，實現美國再次偉大。美國目前最主要的措施一方面是政府抓住主要基礎研究領域加大投入并開始對產業創新進行一定的補貼，另一方面則是在現行技術優勢領域對我國進行封鎖，使得我國難以獲得現有的國際前沿性技術，拖延我國科學技術進步的時間，從而鞏固和發展其自身優勢。美國在應用研究與開發研究方面的舉措原本主要是利用市場來引導企業進行產業創新。過去，他們認為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具有市場導向特性而交給市場，由市場上的企業與相應研究機構自行選擇，從而形成基礎研究主要由政府支持，應用研究與開發研究主要由企業在市場導向下自行開展的合作體系。近年來，美國政府開始運用政府補貼等措施來支持企業在重要產業領域的發展，支持企業產業創新的力度越來越大。美國政府目前策略的變化值得我們思考，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不能離開科學技術投入，不能離開基礎科學的發展，需要十分重視基礎研究及其成果獲得。此外，由于產業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因此如何調動企業家的創新積極性，取得更多的產業創新成果，推動更多原創新產品成功商業化，是形成新興高技術產業和未來領先產業的關鍵。

（四）進一步開放改革，重構全球科技與產業合作網絡

我國現行產業體系發展至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是實施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通過開放改革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產業與企業加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產業發展的主體企業尤其民營企業有了巨大的發展活力，直接推動了現行產業體系的形成與發展。這個經驗是十分重要的，盡管當前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固化的突破以及開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國際環境、技術進步、合作狀況都與改革開放初期完全不同，建設的內容也完全不同，建設難度與挑戰大大增強，但在建設中，現代化產業體系依然是一個面向全球開放的體系，其無論是在產業技術、產品生產經營、創新研發等方面，還是在產業資本、人才、數據要素市場等方面都應該是開放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所依賴的主要機制依然是市場機制，即市場的公平競爭、開放與包容。所變化的只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目標是要建立以內需為主、外需為輔、雙向循環開放的產業體系，而不再是以出口導向為主的產業體系。

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和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下，我國現行產業體系二元構成結構固化的突破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基本路徑一定是開放合作，市場機制一定是資源配置的根本性機制。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不能僅僅依靠我國自身的資源，而更需要與全球范圍內的產業、企業、科研機構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增強產業主體的創新活力。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必須從產業主體企業間的合作擴展到全球產業內外不同主體、不同地域間的網絡協同合作，并進一步向全球科技與產業合作網絡的形態擴展，可以說，建立全球科技與產業合作網絡是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的“3+1”產業陣列高質量轉型升級、實現跨越式創新發展的需要。我國唯有開放合作，繼續參與新型全球產業分工生產體系，才能夠充分利用合作各方的優勢資源，取長補短，突破技術瓶頸，縮短技術原創周期，從而推動傳統產業的高質量轉型升級，促進新興高技術產業快速發展，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的核心力量。而正在布局的未來產業也才能夠在未來15—30年成為全球領先產業，也唯有開展合作，共享創新成果，才能夠加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實現更多0到1的突破才行。

從現行產業體系轉變為現代化產業體系本質上是在開放條件下的全球資源重新優化配置的過程，重構全球科技與產業合作網絡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基礎。在進一步開放條件下對存量于現行產業體系的資產、人力資源、技術能力、生產能力、品牌聲譽等的大規模調整，并結合現在與未來科學技術創新力量、創新成果、先進技術、人才、資本等增量的加入，實現開放條件下高效率的資源配置。這樣的開放條件下的資源配置過程應該繼續建立在以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之上，政府僅僅通過制定法則政策維持市場公平競爭以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實現傳統產業內的企業優勝劣汰，促進數字化轉型升級快速展開；使新興高技術產業與科創企業有動力積極投入創新資源加快突破瓶頸而實現快速發展，使之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實現未來產業的謀劃布局和市場選擇發展，未來產業的布局不能只看科學技術的進步趨勢，還需要判斷該產業未來商業化成功的可能，需要對未來全球市場進行預測性判斷。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國經濟學人》）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面向全球發行的中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st創刊于2006年3月，始終致力于向全球傳遞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最前沿研究進展，搭建中外學者相互交流的學術平臺和研究陣地，向全世界宣傳能夠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訴求的研究成果，促進國外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中國經濟學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權威數據庫及索引系統收錄，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是“代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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