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工作是新中國成立之后非常重視的一件國際事務，周總理與陳老總在擔任外交部長期間，為中國外交事業發展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他們為中國立出國威，在世界上態度鮮明地表明立場，并且用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表現出泱泱大國的風范，他們是值得欽佩而又敬重的兩位元老。繼他們二人之后，又出現了多任外交部長，其中有一位曾被鄧公怒批“胡說八道”，他就是第五任外交部長黃華同志。

黃華同志1913年出生在河北的一戶普通百姓家庭之中，那時經濟條件有限，可他的父母仍然節衣縮食供他讀書，他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16歲時考入東北交大預科班，在此期間他接受進步思想，接觸革命人士，當日軍侵略東北土地之時，他燃起滿腔的愛國熱情走上抗日救亡道路。1932年他考入燕京大學，與北平學生一起組織抗日救國會，1935年，他以出眾的領導組織能力擔任燕京大學學生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黃華同志是抗日宣傳隊伍中的斗士，他在北平高校內開始嶄露頭角，當他發現只有拿起武器才能打擊侵略者時，他加入民族武裝自衛會，參與指揮了影響全國的“一二·九運動”。1936年，經歷過戰火考驗的黃華加入共產黨，之后擔任北平市學生聯合會黨團書記，隨著戰事的變化，他被派到陜北蘇區工作，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他進入延安學校學習。

黃華學識高、英語好，抗戰爆發后，他一邊擔任司令部秘書做美國記者的翻譯，一邊在后方從事青年工作，在他的領導和組織之下，成立了全國青年抗日救國聯合會，為擴大抗戰隊伍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八年抗戰期間，他雖沒有上一線戰場，卻為前線輸送了大量的青年骨干人才，之后又在極端復雜的環境中出任外事聯絡科長，為他后來從事外交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黃華堪稱外事元老，新中國成立后他作為外事代表團新聞發言人出席萬隆會議和日內瓦會議，他以嫻熟的外事能力和獨特的人格魅力在各國政要之間縱橫捭闔，為推動中國與非洲國家建交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步入七十年代時，他還曾陪同周總理接待過基辛格，見證了中美關系緩和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之后他成為中國首任常駐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代表。

在聯合國會議上，中國代表團要求將香港和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刪除，此舉得到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在黃華等人的努力下，為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掃清了障礙。特殊年代過去后，黃華升任外交部長，憑借豐富的外交經驗繼續在外交領域為提高我國的國際影響力而貢獻畢生的心血，1982年時他卸任外交部長一職，但他仍活躍在外交領域，在國際舞臺上展現我國改革開放之后的新面貌。

1984年時，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黃華參加了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會后黃華接受了記者的采訪，當時記者們對香港回歸的問題非常感興趣，黃華面對記者的采訪，他頭腦冷靜、語言簡練地回答記者的提問，當記者提出香港回歸之后是否在香港駐軍問題時，黃華并沒有發言。

記者在黃華這里沒有得到答案，在采訪耿飚時再次拋出了這個問題，耿飚給出了一個模糊的答案：“我們可能不一定駐軍吧”，結果這個問題被香港記者歪曲事實，在做新聞報道時直接稱“不必駐軍”，這與中央“必須駐軍”的堅定態度相違背，鄧公在接見港澳代表團時得知此事之后非常氣憤，鄧公以為是黃華說出的結論，惹得他怒批黃華“胡說八道”。

黃華接下來就被斥令寫檢討書，并當面向鄧公匯報，黃華回憶接受采訪時的情景，認為自己并沒有說“不必駐軍”方面的事情，之后他打電話給鄧公的秘書王瑞林：“我以我的黨籍擔保，我沒有向香港記者說過不駐軍的話，希望小平同志查核。”經過核實采訪錄音后，鄧公才知道誤會了黃華，在后來接見香港船王包玉剛時，鄧公還特意提及此事，稱自己錯怪了黃華。

黃華同志的后半生都奉獻給了中國外交事業，他積極從事國際友好交流活動，在外交場合上他是一位令人矚目的外交元老，但在生活中他非常低調，他的人品與能力都經得起歲月的考驗，他是外交事業上的一顆璀璨明星，2010年，黃老走完了波瀾壯闊的一生，享年9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