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梁婷

編輯/石愛華

許鎮明經營酒店如今已經關閉

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廣東揭陽人許鎮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這場關于“組織賣淫”案件的再審，并非許鎮明申訴的結果，而是由法院主動發起的。

2019年4月開始，許鎮明因涉嫌“組織賣淫”被起訴，五年間，他不斷上訴，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決。

2021年，許鎮明一審被判容留賣淫罪，獲刑二年二個月；他上訴后，案件被發回重審。2023年3月的重一審中，他被改判組織賣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個月；許鎮明認為該判決違背“上訴不加刑”原則，再次上訴。同年7月，揭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重一審”程序違法，并予以糾正，判處他組織賣淫罪，維持一審的刑期二年二個月。

案件并沒有到此結束。2023年12月，作出終審判決的揭陽中院以“原判決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為由，提起再審。

再審開庭前一個月，已經服刑二年二個月，按照二審判決結果，刑期屆滿的許鎮明再次被逮捕。律師認為，這可能是再審或被加刑的信號。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指出，該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審”的問題，一直是法學界討論的重點。現行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有權啟動再審。除檢察院抗訴之外，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的刑罰。但在實踐中，的確存在著加刑的情況。

就此問題，多位受訪的刑訴法專家都提到，法院本應是客觀中立的形象，但當法院主動提起再審時，事實上成為了“公訴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職能，又行使控訴職能，有違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權益的保護。

刑訴法即將迎來第四次修改。作為牽頭人，陳衛東和眾多專家一起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典〉專家建議稿》，這份建議稿提到，對于案件的再審，首先要區分對被告人有利的再審和不利的再審。在此基礎上，再確定哪些人或者單位提起再審。

年近七旬的許鎮明

上訴被加刑的判決

2024年8月19日，揭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再審決定8個月后，對許鎮明涉嫌“組織賣淫案”的再審開庭。庭審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全程旁聽的許鎮明之子許爾成表示，提起再審的法院并沒有明確解釋何為“原判決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他也不理解為什么檢察機關會推翻此前的意見。

十年前，許鎮明在廣東揭陽投資的一家賓館因涉嫌“組織賣淫”被查，負責日常管理的經理和收銀員被判刑。許鎮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記者采訪時稱，事發前他對賣淫一事并不知情，賓館日常經營由經理負責，案發時，警方也沒有對他進行問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發近五年后，他突然被當地派出所以“涉嫌組織賣淫罪”刑事拘留。

2020年1月3日，揭陽市榕城區檢察院指控許鎮明犯組織賣淫罪，向榕城區法院提起公訴，期間，檢察院認為指控許鎮明組織賣淫罪的在案證據不充分，將起訴罪名變更為容留賣淫罪。一審時，榕城區法院采納了檢察院的意見，判處許鎮明容留賣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個月。許鎮明不服判決，選擇上訴。此后，揭陽中院將案件發回榕城區法院重審。2021年6月，被羈押二年二個月后，許鎮明被取保候審。

2023年3月，在原有證據下，“重一審”改判許鎮明為組織賣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個月。在“重一審”適用“上訴不加刑”的原則下，自己卻被加刑了，許鎮明不服，再次上訴。同時，檢察院也提起抗訴，認為重審期間，在沒有新的犯罪事實，檢察院也沒有補充起訴的情況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罰的判決，屬于程序違法。

同年7月，揭陽中院二審認定“重一審”判決程序違法，并予以糾正，將許鎮明的刑期改判為二年二個月，但還是維持了組織賣淫罪的罪名。許爾成說，2021年父親從看守所出來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經常去醫院。二審判決之后，父親計劃身體好一些后再繼續申訴。

提起再審的揭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終審法院提起再審

許鎮明養病期間，法院先采取了行動，“推翻”了此前的判決。2023年12月，揭陽中院認為“原判決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作出再審決定。

許爾成不僅對法院主動提起再審有疑問，檢察機關的態度變化也讓他沒想到。他說，此前的三次審判，檢察院對父親的指控都是“容留賣淫罪”，卻在再審中改變了意見。

許鎮明的代理律師、廣州宋氏律師事務所的宋福信介紹，在此前幾次庭審中，檢察院都認為許鎮明不構成組織賣淫罪，但在再審中，在沒有新事實、新證據，也沒有抗訴提起再審的情況下，檢察院改變公訴意見，指控許鎮明構成組織賣淫罪。

庭審中，揭陽市檢察院回應律師的質疑稱，“此次庭審是關于許鎮明因犯組織賣淫罪被判處二年二個月這個已經生效的判決而進行的再審。檢察機關可以根據新的證據，經過領導的同意后調整出庭意見”。

據許爾成介紹，檢察院在此次庭審中提交的新證據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庫登記的許鎮明的在逃人員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電話給許鎮明，但顯示關機的視頻記錄；許鎮明到案經過的錄像；以及許鎮明、許爾成最新的詢問筆錄。許爾成認為，這些所謂的新證據、新材料并不能證明父親是組織賣淫罪。

在庭審中，揭陽市檢察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但量刑不當。根據刑法規定，組織賣淫罪的起刑點為五年，但原判決以組織賣淫罪對許鎮明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二個月，量刑明顯失衡，應當依法改判。

中國刑訴法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指出，現行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法院認為生效裁判在認定事實上或者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有權提起再審。但法學界一直以來對法院是否應該主動提起刑事再審都有爭論。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包括陳衛東在內的很多學者都建議，應該取消法院主動提起再審的權利，但尚未被采納。

“法院可以主動提起再審背離了刑訴訟的法理基礎。”北京大學刑訴法教授陳永生告訴深一度，司法制度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則就是“不告不理”。這指的是，法院審判程序的啟動必須有人或者機關提出請求，如果沒有，就不能啟動。他說，中國刑事一審和二審程序大致遵守這個規則，但再審并沒有嚴格遵循。

滿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審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現代訴訟的基本法理，法院無論是進行初審，上訴審，還是再審，都必須以“訴”的存在和提出為前提，也就是“控審分離”。而法院成為直接發動再次追訴的機構，其實違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動性原理，也有違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

中國刑訴法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

警惕重刑化趨勢

不只是法學界在討論法院主動提起再審的問題。過去這些年，司法系統內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關的研究和反思。

早在2014年，廣東省的一位檢察官就對法院主動提起再審的問題做過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再審啟動主體有三類：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法院；檢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監獄、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啟動再審。她發現，在實踐中存在著，法院自行啟動比例高、刑事追訴權被濫用等問題。

她以Ｇ省Ｄ市一個中級法院、三個基層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間30宗刑事再審案件為樣本，統計發現，單純法院自行啟動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監獄、案外人啟動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疊加到法院自行啟動之列，那么法院主動啟動再審的比例達80%，而由當事人及其近親屬申訴的只有4宗。

2021年，一篇由北京豐臺檢察院檢察官助理發表的論文《刑事再審程序啟動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問題。

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間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審判決書為樣本研究發現，實踐中由檢察機關抗訴這種方式啟動再審占總數的50％，法院主動啟動再審程序的案件數量占23.5％。而就我國當前引發再審程序啟動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訴這一類別來看，所占的比例較少，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還包括9起被害人申訴的案件。

權利救濟是再審的核心價值，陳衛東對深一度介紹，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及其家屬應該是主要的申訴主體。除此之外，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如果認為判決在認定事實或者適用法律上有問題，可以進行抗訴，發起再審。“但無論如何這個權利不應該交給法院，你自己啟動，自己審，就等于又當原告，又當裁判，這不符合司法運行的規律”。

法院提起再審不僅在法理上存在爭議，上述的廣東省檢察官還提到，法院提起再審一個顯見的問題在于，再審改判有重刑化的趨勢，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顧慮，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訴權的“上訴不加刑原則”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審后，加重刑罰的占53.33％，維持原判的占20％，減輕刑罰的只占到23.33％。

在接受深一度采訪時，陳衛東提到，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有規定，除檢察院抗訴的以外，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的刑罰。這一司法解釋體現了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著，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沒有明確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據又是什么”，這就給加刑與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釋空間。

許爾成也對父親許鎮明可能被加重刑罰表示擔憂。他說，再審開庭前一個月，父親被逮捕了。許鎮明的代理律師賴建東解釋，許鎮明此前服刑二年二個月后被取保候審，按照二審的判決，他已經服刑結束了。

前述北京豐臺檢察院的檢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現實中，再審啟動后，為了避免超期羈押可能引發的法律風險，對于再審程序結束前原判刑罰已經執行完畢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實、證據沒有發生變更的情況下，審判人員往往也會選擇加重刑罰。

賴建東向深一度介紹，當年賓館的兩位員工分別因組織賣淫罪、協助組織賣淫罪被判處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們分析，這可能也是許鎮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員工被判處組織賣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賣淫罪。”因此，他們一直向法院申請，應該將許鎮明的案子與兩位員工的案件合并再審，但未得到回應。此次再審結束后，他們再一次提出，應該對全案進行再審，全面審查此前對兩位員工的定罪。

2024年7月舉辦的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討會中，專家就修訂建議稿進行了討論???

刑訴四修，可能的改變

陳衛東告訴記者，再審更普遍的國際通行規則是，區分對被告人不利的再審和對被告人有利的再審。現代刑事訴訟中的再審是以有利于被告為原則，有一些國家明確規定，只能啟動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審，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是不能啟動的，即便真的出現一審量刑畸輕的刑罰，一般也不會再予以糾正。

河南省信陽市一位區法院的院長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設置刑事再審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證實現刑事司法公正。盡可能及時有效地發現、糾正錯案，以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他提到，我國刑事再審程序一直以來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不枉不縱”的指導原則，這一訴訟理念從總體上說是正確的，在多年的實踐中對于糾正冤假錯案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他也指出，“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這一理念應該與程序正義、一事不再理原則等理念相結合，確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審指導原則，即“在錯案糾正方面，對有利于被告人的錯案糾正，應該采取客觀標準，堅持‘有錯必糾’，而對不利于被告人的錯案糾正，應該根據一事不再理原則和既判力理論進行嚴格限制，原則上不予糾正。”

犯了罪難道不應該被追究嗎？

“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機關當然必須追究他的刑事責任，但這個權利應該是有限的。”陳永生解釋，公眾熟知的這種限制是刑法中規定的追訴時效，如果超過了法定的追訴時效沒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現代刑訴法也有同樣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則”。這是指，對已經生效的判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實再行起訴和受理，否則會導致一個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輩子永遠不得安寧，因為他隨時可以被重新審判。

陳永生說，這個原則也不僅僅是保護被告人的權益，更重要的目的，還是維護司法的權威性。“如果一個判決，今天可以這樣，明天可以那樣，那么司法就主動放棄了權威，這是對國家權力的濫用。”

2023年9月，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五年立法計劃，刑訴法修改被列入“條件較為成熟、任期內擬提請審議的法律草案”，這將是刑訴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陳衛東作為牽頭人，和眾多專家一起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典〉專家建議稿》。

陳衛東告訴深一度，在這份建議稿中，他們希望未來的刑訴法修改能借鑒國際社會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區分對被告人有利的再審和不利的再審。在此基礎上，再確定哪些人或者單位可以提起再審。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議取消法院提起再審的權利。

在陳永生看來，取消法院提起再審可能并不現實，據他了解，目前，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更傾向于，將“一事不再理原則”寫入刑訴法的基本原則當中。他認為，這一原則如果能確定下來，對后面啟動被告人不利的再審的限制就有了理論支持。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魏曉娜說，如果未來仍然要保留對被告人不利的再審，應該從兩方面作出嚴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啟動對被告人不利的再審，最好由檢察院提出，法院再啟動；還要嚴格限制可以啟動不利再審的具體事由，“不能讓法院通過一個籠統的，比如適用法律錯誤的條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決”。

魏曉娜解釋，“法治是規則之治，就是要給人們提供一種可預測性、確定性。一旦有一個生效判決后，作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夠以這個判決為基礎，規劃未來的生活。如果這個生效判決可以隨意推翻，那么這種確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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