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和陳毅，一個是我國著名的武俠小說作家，一個是我國著名的開國元勛、政壇名家；一個活躍在香港，一個生活在大陸。然而就是這樣兩個八竿子都打不著的人物，在1963年卻是吵得不可開交。甚至，金庸在報紙上接連發表社評，要求陳毅“下臺”。究竟是什么樣的矛盾，讓兩個人如此不對付呢？

“核子與褲子之爭”

這一切的爭端還得從陳毅一篇激動人心的演講說起。1960年7月開始，蘇聯陸續撤走了所有在華專家。這些專家本來分布在我國的國防、經濟、教育等多個領域，為中蘇的合作項目效力。而現在，蘇聯將他們召回國內，許多項目不得不就此擱置。

我國經濟發展的腳步被徹底打亂，而更嚴重的是國防事業建設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是資金，另一方面是人才，一時間中國在國防事業建設上是什么都缺，尤其是在原子彈項目上。

在那段時間里，蘇聯與中國的關系并不好。對中國遭遇的困境，蘇聯不僅是冷眼旁觀，更是出言嘲諷。他們說，沒有蘇聯，中國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彈。美國也趁機嘲弄，說中國搞出原子彈的話，老百姓應該連底褲都沒一條了。

原子彈對國家安全的意義無需多言，可在凋敝的民生面前，國家領導人不得不直面一個問題——要國家安全還是百姓吃飯？中央幾經討論，決定還是要搞原子彈。

10月，陳毅在接見日本使團時發表了一篇振奮人心的演說。他駁斥了美蘇的嘲弄，還發狠立誓道：“不管中國有多窮，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但很快這段話就因為過度傳播變了樣子，傳到香港時，金庸聽到的已經變成了“要核子不要褲子”。

金庸覺得這話不合適，為了原子彈，老百姓的生活就要被犧牲嗎？人民吃飽穿暖難道就不重要嗎？于是，金庸在自己創立的《明報》上刊登了一篇名為《要褲子不要核子》的社評，矛頭直指陳毅，反對他“當褲子也要核子”的言論，并批評了大陸繼續搞原子彈的決策。

金庸的社評點燃了輿論場，《文匯報》《新晚報》等報紙相繼刊登文章批評金庸，稱他是西方的“走狗”，而金庸自然是提筆反擊。

于是這一場罵戰就此打到了1964年10月，其間金庸的主要論點有三。一：中國搞原子彈勞民傷財，老百姓沒米面下鍋，還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二：搞原子彈不好，要和平、要無核，造原子彈這種東西本身就是一種罪惡。三：搞原子彈不好，主張搞原子彈的陳毅也不會是好人，他應該引咎辭職。

但大部分人并不在意金庸怎么想，只是給他下定論，說他是“挖空心思向中國人的核自衛潑臟水”。

武俠小說家的另一面

哪怕到了原子彈試爆成功的那天，社會一片歡騰，金庸也在抨擊核武——“核彈是一種罪惡，我不贊成制造核彈，絕不認為那是中國人的光榮。”自然的，他這樣不和諧的聲音招來了許多報紙的攻擊。

本來看這架勢，金庸和其他報紙的罵戰還得繼續。但神奇的是，隔了沒倆月，金庸突然在圣誕前夕發表了一篇《有什么不對，請原諒》的文章。自此后，罵戰終止，關于原子彈、關于陳毅的批判文章也不再刊登。

金庸發生如此變化，是發生了什么樣的事呢？有人警告他了，還是威脅他了？實際上都不是，只是金庸真真切切對陳毅有了改觀。原來，在金庸要求陳毅下臺的言論傳入陳毅耳朵后，陳毅對自己進行了反思。

當時說出“不要褲子要核子”這種話是為了回應外界的質疑，情緒激烈之下措辭難免有些不當。陳毅事后也對人說過：“沒有褲子，光有核子怎么能打仗？我們要努力做到核子、褲子都有才對。”

因此，陳毅覺得金庸的批評一部分也是有道理的，喊出“要褲子，不要核子”的口號出發點也是好的。

所以，他特意囑咐了香港《新華社》負責人，叫他們不要追著金庸打了。于是有段時間罵戰成了金庸的單方面輸出，感到奇怪的金庸就去打聽了原委。弄明白其間故事后，金庸自然是也說不出陳毅的壞話了。

說起來陳毅之所以認為金庸沒有壞心，是因為金庸除武俠小說作家外，本身還是個資深且客觀公正的社評人。金庸和《明報》的同仁都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寫社評均以“是否符合民眾利益”來作為發言的基準，導向與正義、明辨是非是他們創作的原則。

金庸會反對中國搞核武，是因為他表示就是個堅定的反核、反戰主義者，而非是收了西方的錢，要阻止中國更強大。金庸會批評陳毅的發言，也是因為金庸憂心民生，覺得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讓老百姓吃飽穿暖、能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金庸堅定站在反核的立場上，或許是他作為文人的局限性，將仁義看得太重，將國家安全看得太輕。但說到底，金庸發文痛批陳毅，歸根結底只是兩人有意見分歧，不能就此說金庸是西方的“走狗”，說他是給中國人核自衛潑臟水的人。

參考文獻：

[1]時攀.一場“核子與褲子”之爭[J].世紀風采,2019(12):32-35.

[2]莫楊冰.報人金庸的社評建樹研究[D].暨南大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