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義明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圖為出席會議的部分人員合影。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1929年12月，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所寫的決議案中，有這樣兩句名言：

“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p>

“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

這兩段話，深刻揭示了新型人民軍隊的根本性質和基本任務，實際上回答了要建設一支什么樣的軍隊的問題。

自古以來，軍隊就是要打仗的?？擅珴蓶|提出軍隊不僅要打仗，而且“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這確實令人耳目一新。其實，毛澤東的這個思想早在1927年底井岡山斗爭初期就已提出，只不過到1929年底，這一思想更加完善罷了。之所以這樣提，事出有因。

“如果只知道單純打仗，與舊式軍閥就沒有任何區(qū)別”

我們黨是靠做群眾運動和群眾工作起家的，一開始并沒有完全和充分認識到軍事工作的重要性。大革命失敗后，“槍桿子”的極端重要性凸顯。但這時在黨內和革命隊伍中又產生新的偏向，一些人片面強調軍事工作和打仗，而忽視了做群眾工作。

1927年9月，工農革命軍（后改稱工農紅軍）進駐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時，當地群眾由于不了解工農革命軍，大都躲進山里。毛澤東要求各單位立即分頭上山喊話，向群眾做宣傳，群眾才陸續(xù)回村。這從反面說明了軍事工作與群眾工作相結合的重要性。因此，1927年10月初上井岡山時，毛澤東就經常提醒大家，紅軍要想在井岡山站住腳，就不能單純地打仗，而要同時做好群眾工作和建立政權等工作。但在新組建的人民軍隊中，這個思想彎子不是每個人都能很快轉過來的。

11月中旬，毛澤東在寧岡茅坪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決定乘國民黨新軍閥李宗仁對唐生智發(fā)動戰(zhàn)爭、江西敵軍大部卷入和茶陵敵軍調離之機，攻打茶陵縣城。由于腳背被草鞋磨破而潰爛，加之需要繼續(xù)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毛澤東就委托團長陳浩、一營黨代表宛希先率領一營攻打茶陵。部隊出發(fā)前，毛澤東做動員講話，特地要求部隊沿途發(fā)動群眾，打土豪，籌款子；攻克茶陵后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

11月18日，工農革命軍攻克茶陵縣城。然而，進駐茶陵的工農革命軍在茶陵一個多月，卻沒有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做群眾工作，每天的活動還只是三操兩講和兩點名；在政權方面，雖然成立了人民委員會，縣長譚梓生是部隊派的，但其他人員仍是舊的，依然坐堂審案，派款派捐靠商會，群眾很不滿。于是，宛希先寫信向毛澤東報告。

11月下旬，正在寧岡的毛澤東立即給茶陵去信，批評陳浩等人的錯誤，主張打碎舊的縣政權機構，充分發(fā)動群眾，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工農兵政權。之后，進駐茶陵的工農革命軍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成立了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工人出身的譚震林當選為政府主席。同時，還建立了縣赤衛(wèi)大隊、縣工會、縣農會等組織。

毛澤東為什么特別重視這件事，特地寫信去批評陳浩的錯誤？這一方面是因為在當時敵強我弱的艱苦條件下，紅軍如果只是打仗而不依靠群眾，不做發(fā)動群眾的工作，那么紅軍就不可能生存，更談不上發(fā)展。另一方面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陳浩的做法，實際上是一種單純軍事觀點和作風。毛澤東認為，如果按照這種做法，那么共產黨領導的紅軍與舊式軍閥就沒有任何區(qū)別。如果這種思想作風繼續(xù)發(fā)展，就可能導致軍閥主義，甚至背叛革命。

果不其然，12月下旬，當李、唐戰(zhàn)爭告一段落，湘軍第八軍的獨立團和當地地主武裝向茶陵反撲時，陳浩因遭到挫敗而嚴重動搖，公開聲稱工農革命軍沒有前途，把部隊往南帶，企圖到湘南投靠國民黨第十三軍軍長方鼎英。

這時，毛澤東的腳背潰爛稍有好轉，得知湘軍反撲的消息后趕到茶陵，在茶陵湖口趕上隊伍。宛希先、張子清等向他報告了陳浩等人的叛變投敵行為。毛澤東當晚召開團營干部緊急會議，果斷扣押陳浩等人，解除了陳浩的團長職務，將工農革命軍全部帶回寧岡礱市。到礱市后，毛澤東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揭露和批判陳浩等人的投敵叛變行為，決定槍斃他們；任命張子清為團長，朱云卿為參謀長。

會后，毛澤東又召集工農革命軍全體指戰(zhàn)員大會，總結攻打茶陵的經驗教訓。正是在這次全體指戰(zhàn)員大會上，毛澤東明確規(guī)定和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項任務：

第一，打仗消滅敵人；

第二，打土豪籌款子；

第三，做群眾工作。

三項任務一起抓，就會有“很好的群眾”和“很好的黨”

在隨后的革命斗爭中，毛澤東一直強調工農革命軍要同時執(zhí)行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

1928年1月初，為策應萬安農軍暴動和開辟遂川縣工作，毛澤東在寧岡礱市向工農革命軍發(fā)布攻打遂川的命令，要求指戰(zhàn)員一體執(zhí)行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和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

1月5日，率領工農革命軍進占遂川縣城后，毛澤東立即組織以班排為單位的分散活動，向廣大群眾宣傳黨的主張，發(fā)動群眾起來革命，打土豪籌款子。

在遂川縣城的工作局面打開后，毛澤東又要求將工農革命軍的團部和特務連留在城里做群眾工作，其余部隊組成宣傳隊分三路下農村，一路到城東于田，一路到城西草林，一路到城西北大坑，向群眾進行宣傳，做社會調查，并發(fā)動和組織群眾，打土豪籌款子。

毛澤東不僅大力倡導做群眾工作，還身體力行，以身示范。1月14日，他帶領一支武裝到遂川縣城西面的草林圩，以班排為小隊開展宣傳，發(fā)動群眾。他深入圩上中小商人之中，一面做調查研究，一面進行宣傳教育，提出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明確規(guī)定要保護他們的財產和買賣，不能隨意侵犯他們的利益。對于壓迫農民群眾和中小商人的豪紳，發(fā)動群眾沒收他們的浮財。1月16日，他還利用草林圩逢圩（集市，三天一次）的機會，召開群眾大會，宣講保護中小商人政策的具體內容，說連商人的一顆紅棗都不能動，鼓勵中小商人放心做生意。號召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中小商人，團結一致，打土豪，分田地。會后，指導工農革命軍將打土豪得來的衣服、銅板、豬肉等物品分發(fā)給勞苦群眾。

毛澤東還高度重視黨組織的重新建立和發(fā)展工作、政權建設工作等。他初步總結茶陵、遂川建設工農兵政權的經驗，主持起草《遂川工農兵政府臨時政綱》，指導成立遂川縣工農兵政府、縣農民協(xié)會、縣總工會和縣赤衛(wèi)大隊等。

在遂川局面基本穩(wěn)固后，1928年2月下旬，毛澤東又率領工農革命軍一部到永新縣秋溪鄉(xiāng)，開展群眾工作，打土豪籌款子；培養(yǎng)和發(fā)展一批工農分子入黨，建立了秋溪鄉(xiāng)黨支部；對永新進行社會調查。

從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毛澤東領導工農革命軍在羅霄山脈中段開展游擊戰(zhàn)爭，革命形勢發(fā)展很快。寧岡、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中共縣委，酃縣（今炎陵縣）有了特別區(qū)委，蓮花也有了黨組織。寧岡、遂川、茶陵建立了縣工農兵政府。寧岡、茶陵、遂川、永新等縣都有了地方武裝。土地革命已經開始（還沒有深入）。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已初具規(guī)模，湘贛邊界的工農武裝割據局面已經形成。這種革命局面的形成，顯然是與毛澤東規(guī)定的工農革命軍的三項任務密不可分的。

反之，如果工農革命軍只是單純打仗，而不做發(fā)動群眾的工作，不做幫助地方發(fā)展黨組織的工作，不做幫助建設政權的工作，那么就不可能建成革命根據地，建成了也不能鞏固。如果那樣的話，工農革命軍就會因喪失群眾基礎和根據地而成為流寇，最終在強大的敵人面前宣告失敗。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1928年11月25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做了這樣的概括：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fā)展，除要有相當力量的紅軍、有便利于作戰(zhàn)的地勢、有足夠給養(yǎng)的經濟力等軍事方面的條件外，首先還要具備兩個重要條件：一是“有很好的群眾”，二是“有很好的黨”。

毛澤東清楚地說明：紅軍不能只是單純地打仗，還要執(zhí)行其他政治任務，否則便不能生存發(fā)展。這是被井岡山斗爭的經驗所充分證明了的。

1964年6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西郊射擊場觀看北京軍區(qū)、濟南軍區(qū)訓練尖子匯報表演后，興高采烈地舉起,56式半自動步槍，俯身瞇眼瞄向前方

既要發(fā)展軍事影響，又要發(fā)展政治影響

紅軍不能單純打仗，這表面上只是一個工作任務的問題，其實涉及人民軍隊的宗旨、性質問題。在這一點上，紅軍內部要形成一個統(tǒng)一清晰的認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轉戰(zhàn)贛南、閩西期間，紅四軍內部就發(fā)生了很大的爭論。

1929年初，毛澤東、朱德等率領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根據地，開始轉戰(zhàn)贛南、閩西。5月底，毛澤東在閩西永定縣湖雷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會上，發(fā)生了有關前委和軍委分權問題的爭論。一些人強烈要求成立軍委，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

這表面上是圍繞要不要設立軍委問題的爭論，實質上反映了軍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和軍閥主義殘余等思想有所發(fā)展，涉及紅軍的根本性質問題。

6月8日，中共紅四軍前委再次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雖然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但是爭論的根本問題仍未解決。主張設立軍委的人“對于決議案沒有服從的誠意，討論時不切實爭論，決議后又要反對且歸咎于個人”；少數人甚至還把黨內分歧意見散布到一般指戰(zhàn)員中去，情況日趨嚴重。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事實上難以繼續(xù)工作。

14日，毛澤東在給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林彪的信中明確指出，這次爭論的實質是兩條路線的斗爭，是單純軍事觀點和軍閥主義思想在作怪。他說：“四軍中向來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軍事觀點的，與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路線問題。因長期斗爭經驗和工農群眾的影響，這種單純觀點的頭腦，漸漸洗刷了一些，單純的‘打大仗’和‘拿幾十個州縣’的觀念比較地減少了，但沒有完全消滅，遇有機緣就會發(fā)作，特別是在軍事失敗時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槍桿子保存就夠了。這些同志在會議時候最厭煩的是討論宣傳和組織問題，在游擊工作中發(fā)展單純的軍事影響而不去發(fā)展政治影響。”

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城公民小學召開。會前，毛澤東曾建議：通過總結過去斗爭經驗的辦法達到統(tǒng)一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但這一意見并沒有被前委所采納，大會也沒有解決思想統(tǒng)一的問題。會后，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yǎng)并指導地方工作。

8月21日，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fā)來指示信，對中共紅四軍七大提出批評，強調“紅軍不僅是戰(zhàn)斗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紅軍的游擊，更充分負有發(fā)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設蘇維埃政權的使命”。

9月28日，中共中央再次給紅四軍前委發(fā)來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信中提出，紅軍的根本任務主要有三條：一是發(fā)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是實行游擊戰(zhàn)爭，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三是擴大游擊區(qū)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并明確指出：“紅軍不能實現上面三個任務，則與普通軍隊無異?！敝醒朐谛胖幸蠹t四軍前委，要恢復朱德、毛澤東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熬旁聛硇拧睘榧t四軍黨內統(tǒng)一認識、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提供了根據。

11月，毛澤東遵照中央指示，回到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12月28日、29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召開。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案，其中第一部分即為《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決議列舉和批判了單純軍事觀點的各種表現：不承認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不知道武裝地方群眾是紅軍的重要任務之一；不愿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群眾工作；等等。決議分析了單純軍事觀點的思想根源：不認識紅軍和白軍是根本不同的；雇傭軍隊的思想；過分相信軍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等等。

決議規(guī)定了紅軍的性質和任務，明確指出：

“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p>

“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p>

毛澤東這里所提的紅軍任務，與此前所提打仗、做群眾工作、籌款（后來延伸為“生產”）三位一體的任務，雖然表述有所不同，但精神實質是一致的。其要義在于，強調紅軍是執(zhí)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要講政治、以黨和人民事業(yè)的要求為使命，要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還要注重黨組織建設，等等?？傊荒苤活欆娛?，只是單純打仗。

古田會議上所規(guī)定的紅軍的性質和任務，不僅在當時對建立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具有重要奠基意義，而且對以后人民軍隊的建設發(fā)展也有深刻影響。在人民軍隊的發(fā)展歷程中，除擔負其核心的戰(zhàn)斗任務外，它始終擔負著工作隊、生產隊的任務。

古田會議決議中關于人民軍隊任務和使命的思想，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仍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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