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在1955年舉行了隆重的授銜儀式，這既是新時代對于軍隊建設的新要求，也同樣是對戰爭年代一些浴血奮戰的將領們功勞的一種褒揚。

按照軍銜制的要求，我軍現役所有軍官分別被授予帥、將、校、尉等不同層級的軍銜，這其中便包括威名赫赫的“十大元帥”和“十大大將”等人，他們也被視作是我軍歷史上最為偉大的一批指揮員。

其實自從1927年打響武裝反抗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一槍開始，就涌現出來了無數勇敢而又優秀的軍事人才。

只不過由于戰爭時代的殘酷，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沒有能夠看到光明到來的這一天便長眠于地下。有這樣一位優秀的紅軍將領，他在戰爭時代屢建奇功，讓敵人感到聞風喪膽，其職務和影響力甚至一度與日后在元帥當中排名第二的彭老總齊名。

但在西路軍西征的戰役當中他卻因敵我力量懸殊而壯烈自盡，而喪心病狂的敵人甚至將他的頭顱割下示眾。這位紅軍將領名字叫做董振堂 ，他短暫的一生是一曲可歌可泣的壯烈悲歌。

和許多農民出身因為受到壓迫而加入紅軍的將領不同，董振堂在年輕的時候便加入了著名的保定軍校進行軍事技能和知識的學習，從晚清開始保定軍校便已經是當時國內最為頂尖的一所軍校，許多名將都是出自這所學校，而能進入這里學習也說明董振堂有著成為一名優秀職業軍人的潛力。

在保定軍校學習期間，董振堂取得了極為優異的成績。作為為直系軍隊輸血的一所軍校，董振堂不出意外地被學校推薦到了當時的直系軍閥部隊當中，成為了馮玉祥麾下的一員戰將。

彼時的董振堂雖然年輕，但他在直系部隊當中已經展現出來了高超的指揮打仗能力以及嚴格的治軍能力，所以不久之后他便被提升為中將師長。

不過董振堂在軍閥部隊當中的“好運”也就此到頭了：1930年在山西和河南一帶爆發了蔣、馮、閻三方為爭奪地盤的一場戰爭，這也就是后世所提到的“中原大戰”。

雖然在中原大戰當中作為馮軍主力師長的董振堂全力以赴，但無奈由于實力的懸殊以及馮軍隊內部的一些矛盾，馮玉祥部隊最終還是以大敗而告終，不僅自己的地盤丟失，連原有都部隊的部隊也大都“易幟”歸于蔣介石，董振堂自然也不例外。

不過素來任人唯親的蔣介石并不將這些新晉投入自己陣營的軍隊當作是自己人，不僅在平素對其多有猜疑，甚至在物資補給方面去卡這些隊伍的脖子。

之前作為馮玉祥部中將師長的董振堂在蔣介石陣營也只是被授予了一個雜牌軍旅長的職務，這支隊伍甚至連最基本的步槍都有著大量的缺口，如此的境遇也讓心高氣傲的董振堂感到不滿。

其實除了地位和待遇之外，最讓董振堂感到難以接受的是眼下這個國家的處境。當年年輕的董振堂之所以進入保定軍校學習并成為了一名職業軍人，最根本的原因其實不是為了他本人的出人頭地，而是他想要靠著個人的能力幫助中國走出積貧積弱的現狀，讓普通老百姓不再受到列強的歧視和欺壓。

然而自從參軍入伍之后，董振堂從未參與過一場面對侵略者的戰役，在日本人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不去組織軍隊出關抵抗，反而竭力催促包括董振堂部在內的一些隊伍加速進行“剿共”，此舉也讓董振堂對于蔣介石以及他的政權徹底失望。

與此同時，董振堂隊伍當中的我黨地下成員也敏銳地察覺到了他的這種變化，所以在對上級領導進行請示之后，地下黨員對于董振堂進行了策反工作。

其實多年以來的“剿共”經歷讓董振堂對于我黨和紅軍已經有了較為詳細的了解，他也確實明白紅軍是一支甘于為國為民的隊伍，只是過去由于所處陣營不同他必須要和紅軍在戰場上兵戎相見，而如今既然已經對蔣介石們徹底失望，董振堂索性接受了我黨的理念，答應率部加入紅軍。

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帶領麾下的部隊以“剿共”為名來到寧都，隨即宣布全部進行起義加入紅軍。

由于董振堂部隊當中的官兵大都也都是窮苦人出身，對于蔣介石的壓榨也不滿許久，所以在聽到董振堂的號召之后也紛紛響應，在得到紅12師的接應之后董振堂部17000余人全部順利來到了紅軍陣營，這也就是我軍歷史上著名的“寧都起義”。

寧都起義在我軍歷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因為在這樣一個時期紅軍尚且處在絕對的下風，所以董振堂帶領部隊和武器裝備加入對于整個紅軍來說絕對一針強心劑，而且這樣一個“棄暗投明”的事例顯然也極大有利于我黨對敵的宣傳工作。

在經過整編之后，董振堂所帶領的部隊被改編為紅五軍團，在當時軍團一級是紅軍的重要作戰單位，軍團一級的軍事主官也無不是善于打仗的名將，例如在當時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便和紅三軍團的彭老總齊名并被視為紅軍的兩大猛將。

在董振堂起義之后的第二天，毛主席便親自接見了他，在這次的對話當中董振堂不僅對于這支無產階級隊伍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毛主席本人無私樂觀的品質更是給董振堂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也堅定了他對于未來的信念，幾個月之后董振堂也火線入黨，成為了我黨的一名新戰士。

1934年，由于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斗當中遭到了慘重的損失，在失去了大片根據地的情況下無奈進行戰略轉移，這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長征。根據上級的安排，董振堂的紅五軍團負責殿后任務。

這顯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任務。同前鋒隊伍不同，由于敵人不知曉我軍的行軍方向和部署，所以前鋒隊伍遭遇敵人正面堵截的概率不算高。

然而在敵人偵知了紅軍的動向之后則意味著殿后部隊已經暴露在了敵人的面前，對方勢必會派大股部隊尾隨進行追擊，而在這些追擊的敵人當中，除了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之外更有這一些地方軍閥為防止紅軍到來所帶來的滲透而極力進行截擊。

所以在長征開始不久之后紅五軍團的傷亡便已經超過了半數，但即使是面對這樣的困境作為殿后總指揮的董振堂的仍然咬緊牙關浴血堅持。

在在主力紅軍部隊來到金沙江之后，敵人的追擊大軍也隨即而至，為了保證先頭部隊能夠平穩渡過湍急的金沙江，董振堂率領紅五軍團對敵人進行奮勇進行阻擊。

按照最初的部署，紅軍先頭部隊在三天之內就可以調集完成渡江所需要的船只，到了那個時候墊后的董振堂部隊便可以和其他隊伍交替掩護成功后撤。

然而實際情況卻并沒有想象當中的順利，為了防止紅軍成功渡過金沙江，蔣介石在紅軍渡江之前就強行收繳和摧毀了附近方圓十公里老百姓的船只，想要順利渡過金沙江只能到更遠的地方去搜尋船只。

而這顯然大大拖長了時間，所以董振堂接到的斷后指令從3天到6天再到最后的9天9夜，當先頭部隊終于渡過金沙江之后，董振堂的殿后隊伍幾乎已經拼光了最后的元氣。

在歷時兩年之后，紅軍的三大主力部隊終于在1936年的10月份成功會師于甘肅會寧。然而三大主力的會師也并不意味著自此之后可以高枕無憂。

在當時我軍的南端不僅有著張學良和楊虎城等人的駐軍，蔣介石更是企圖在全國范圍之內調兵遣將一鼓作氣將我軍消滅在陜北的黃土高坡之上，為了我軍在之后的生存，黨和軍隊領導人決定組織一支西路軍遠征西北，進可以打通與蘇聯的聯系，退可以為紅軍開辟新的根據地，而驍勇善戰的董振堂也被任命為西路軍的重要領導人。

然而這支隊伍的西征之路顯然并不順利，由于西路軍西征勢必要經過青海、甘肅等省份，所以在盤踞在這些地方的馬步芳和馬鴻奎等人看來這顯然是紅軍要損害他們的利益，所以得到西路軍到來的時候，當地的馬家軍武裝便對西路軍發起了猛烈的攻擊。

和長征路上遇到的蔣介石嫡系部隊相比，西北一帶的馬家軍在武器裝備上雖然一般，但這些部隊大都是由本地少數民族所組成，在熟悉本地環境的同時更加善于戈壁荒漠上的野戰，所以這是一群極為兇悍的敵人。

而反觀西路軍，他們尚沒有在萬里長征的辛苦和疲憊當中完全恢復過來，其中更是有不少人還有傷在身，加之對于大西北風沙干旱的環境極為不適應，所以此消彼長之下西路軍很快便傷亡慘重，甚至連一些高級指揮官都在戰斗中負傷。

1937年的1月份，西路軍董振堂部被馬家軍困在一處高臺之上，由于援軍被敵人延阻在數十公里以外，董振堂所帶領的這支部隊成為了一支孤軍。雖然在他的指揮之下打退了敵人又一次的進攻，但隨著敵人源源不斷地涌來，董振堂的隊伍已經瀕臨絕境。

在打退了敵人又一次的進攻之后，董振堂發現自己所在的高臺上已經僅剩寥寥幾人而且已經是彈盡糧絕。

為了不成為敵人的俘虜，他毅然決然舉起手槍扣動扳機自盡，踐行了他對于黨和紅軍的支持忠誠。而喪心病狂的敵人在隨后來到高臺之后，為了報復之前董振堂的堅決抵抗，居然割下了他的頭顱并懸掛在城門之上，在此之后由于戰亂的原因董振堂的頭顱也就不知所蹤。

直到2015年，董振堂91歲的次子才根據一些新的線索終于找回了父親的頭顱，而此時距離董振堂的犧牲已經將近80年。

雖然英年犧牲的董振堂沒有能夠在1955年的授銜儀式當中與同他齊名的彭老總一般成為開國元帥，但他的光輝事跡也必將會被越來越多的后來者所銘記，而董振堂們的存在也是如今的我們能夠有著幸福生活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