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戰役之后，曾春鑒已經升任紅六師的參謀長，成為更高一級的師級干部。但是造化弄人，四渡赤水期間，中央紅軍連續組建了多支紅軍游擊隊，曾春鑒參與其中。而正是由于紅三軍團彭老總的黨性太強，對中央命令的執行堅決不打折扣，一下子把三名紅軍師級干部派去組建游擊隊。

一、先簡單說下紅18團所在的紅六師的沿革：

1933年6月1日，大名鼎鼎的興國模范師組建。6月6日，由興國模范師整建制改稱為三軍團六師。1934年10月，紅六師隨方面軍主力踏上長征之路，紅三軍團走在全軍的左翼，而紅六師則走在全軍團的最后。11月30日下午，紅六師奉命接防新圩陣地，血戰湘江東岸，18團全軍覆沒。1935年1月，按照上級命令，減員較大的紅六師縮編為紅3軍團獨立團，團長李壽軒，政委余瑞祥。原師長曹德清因病于一個月后去世。2月，由于土城戰斗失利，獨立團番號也被撤銷，人員調離，這也是紅六師沒有轉承部隊的原因。

土城戰役之后，中央紅軍一渡赤水，來到云南扎西，在這里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扎西會議。扎西會議決定對部隊進一步整編和輕裝，同時改變在瀘州北渡長江的計劃，出敵不意，回師東進，重新回到黔北去。同時決定選拔一批領導干部和紅軍戰士，組建紅軍川南游擊縱隊，在川滇黔邊區牽制和打擊敵人，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開辟新蘇區，配合中央紅軍戰略轉移。

二、川南游擊隊的組建和人員構成

川南游擊隊是紅軍主力部隊開始組建一系列游擊隊的開始，也是毛主席光輝運動戰思想的閃光，從當時所處的形勢看，非常有必要。

中央紅軍在扎西集結后，僅一周時間，就面臨四面包圍的局面。蔣介石迅速對川黔滇三省軍隊作了重新部署：以中央軍昊奇偉部四個五第師，駐守黔西烏江沿岸；以中央軍周渾元部九十六師、五十三師分頭進至黔西、大定一線，主力由扎西東南進攻紅軍；以滇軍孫渡部駐鎮雄、畢節三個旅，由扎西西南向紅軍進攻；以黔軍王家烈部三個師扼守赤水河右岸，防紅軍東返。同時，命令川軍十二個旅固守古藺、敘永一線，阻擋紅軍繼續向宜賓上游過江，并以袁治、廖澤、劉兆藜三個旅由扎西西北向紅軍攻擊，以范子英、潘佐兩個旅由扎西東北向紅軍攻擊，妄圖以強大兵力包圍殲滅中央紅軍于扎西地區。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組建小股游擊武裝，對敵人進行有效牽制，幫助主力跳出包圍圈。

游擊隊的組建是通過自愿報名和組織談話的方式進行的，干部分成四類：一類是籍貫在本地的干部，比如四川長寧縣人余澤鴻（時任干部團上干隊政治科長）、四川南溪縣人闞世英（時任政治部宣傳科長）；二類是原分工就是做地方工作的，比如戴元懷（原紅八軍團民運部長）、地方工作團主任張梅鳳等；三類是軍事干部；四類是政治保衛干部。

扎西整編的時候，本來要求是全部撤銷師一級編制的，紅一軍團林總、聶總覺得人員還比較充足就沒有撤銷。紅三軍團彭老總比較實在，把全軍團縮編成了四個團：紅10團、紅11團、紅12團、紅13團，其中紅四師三個團，紅五師縮編成了一個團，四師、五師的干部大都高職低配，擔任了團一級干部，六師的部隊人數太少就編散了，干部富余出來。

彭老總高風亮節，大筆一揮，六師的政委徐策、參謀長曾春鑒就到了川南游擊縱隊。此時，六師的師長曹德清因病在扎西魚井犧牲，政治部主任歐陽欽調任三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值得一提的是，川南游擊縱隊的主要軍隊干部都是來自于三軍團，還包括兩名團級干部何宗周（五師14團總支書記）、陳興才（五師15團副特派員），幾名營級干部曾正南（三軍團某部營長）、曾春炳（三軍團某部營長）。

三、川南敵后斗爭艱辛殘酷，干部大多數沒能幸存

1935年2月18日，紅軍川南游擊縱隊正式成立。司令員王逸濤（敘永游擊隊大隊長），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徐策，副司令員曾春鑒，宣傳部長余澤鴻，組織部長戴元懷，參謀長劉干臣（紅軍新編師師長），供給處長楊得勝（紅軍總部第四局供給處干部），地方工作團主任張梅鳳（紅軍干部），特派員龍厚生（國家政治保衛局駐紅軍通訊學校特派員），司令部指導員李桂洪（女，衛生部擔架連指導員），司令部秘書闞思穎（女，中央婦女部宣傳科長）。縱隊下設五個大隊（支隊）：一大隊長董玉清（紅軍干部），二大隊長曾正南（紅三軍團營長），三大隊長楊登高（敘永特區游擊隊大隊長），四大隊長梁亞伯（敘永特區游擊隊負責人），五大隊長黃虎山（國家政治保衛隊第五連連長，整連調入是部隊主力）。

這時，縱隊有四百多人、六七百條槍，還裝備了四挺重機槍（留在敘永游擊隊的還有六挺重機槍，估計是子彈不夠又太重，部分屬于部隊輕裝的地方性質。）和一部電臺。因為電臺本身就要占用很多人員，警衛排、運輸排，縱隊實際可用的戰士并不多。三個月后，電臺就因損壞和沒有電池，不能使用了。

紅軍川南游擊縱隊誕生以后，就在敵重兵駐防的川滇黔邊區穿插迂回，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依靠黨的領導，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與數倍、數十倍的敵軍周旋，幾乎每天都要打一仗，有時一天打幾仗，終于完成了中央軍委交給的牽制和打擊敵人、配合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光榮使命，最輝煌的戰績是曾攻克赫章、筠連兩座縣城。但是，不斷的戰斗減員使部隊實力削弱，到1937年1月，縱隊的主體被敵人包圍打散，宣告失敗。

三名師級部隊干部的結局：

徐策：湖北省大冶人，1923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8月任中共大冶中心縣委書記，參與組建鄂東南紅十二軍。長征時任紅三軍團六師政委。參加川南游擊縱隊后任特委書記兼縱隊政委。1935年7月13日，徐策在威信長官司戰斗中壯烈犧牲，時年33歲。

曾春鑒：湖南省湘鄉人，平江起義參加紅軍。長征時任紅三軍團六師18團團長，血戰湘江東岸負重傷，不久升任六師參謀長。參加川南游擊縱隊后擔任副司令員，1936年11月，與滇軍遭遇，被包圍打散，他率領十多名隊員沖出包圍，轉移到三省結合部的水田寨。在地方游擊支隊長艾宗藩的安排下隱蔽于水田寨干溝孫樹清家。1937年1月，被水田寨地霸武裝鄭香谷、鄭耀東等密謀殺害。

劉干臣：北方人，寧都起義參加紅軍。長征前曾任紅軍新編師師長。在貴州水城戰斗中負傷，右臂致殘。徐策犧牲后，接任游擊縱隊司令，人稱“獨臂司令”。1935年12月17日，在川南古宋，反擊敵軍搜捕戰斗中犧牲。

其他高級干部也大多數犧牲，如余澤鴻、戴元懷、龍厚生。紅三軍團出身的營以上干部僅陳興才在部隊被打散后，于1938年幾經輾轉回到延安，解放后曾任吉林省軍區副政委。

1986年，張愛萍將軍為紅軍川南游擊縱隊斗爭史題詞；“紅軍主力長征北上，川滇黔邊游擊戰場，孤軍奮斗牽制強敵，壯烈犧牲萬代敬仰。”這是對紅軍川南游擊縱隊在紅軍長征史上所作貢獻的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