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我國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的第三年。

最新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4》顯示，2023年，中國 65 歲及以上人口數已經達到 21676 萬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了總人口15.4%，老年撫養比為 22.5%。

按國際慣例，我國正在“中度老齡化”的社會形態中加速行進。

而全國老齡化的地圖上，遼寧全省已經進入“重度老齡化”（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了總人口的21%以上），中度老齡化省份已有18個，輕度老齡化省份有11個，尚未老齡化的省份僅有西藏。

即便如此，老齡化加速的高峰期仍然未到，真正的考驗出現在2030年。

有研究表明，2030年后老年人口撫養比將快速上升。按照預測，老年人口撫養比可能在2035年、2050年分別達到36.3%、53.5%，并于2084年達到峰值87.5%。

養老將消耗大量資源，這對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意味著什么？

一位人口學專家說：“繳納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少，領取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最后的結局就是養老金的可持續性受到挑戰。”

一位公共衛生專家說：“老年人群的衰老程度、患病率、所患疾病的重大程度等因素，決定了他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比一般人更大。老齡化推高醫療費用的增長是無可置疑的。”

人人都會老去，在前所未有的老齡時代，老齡化如何重新塑造社會養老體系、改變人們的養老經驗，是所有人的課題。

“老人社會”到來，老年撫養比上升

按照國際慣例，當一個社會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總人口的14%～21%，就會被稱為中度老齡化社會；達到21%以上為重度老齡化社會。

根據我國的歷年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21年時，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就首次超過了14%，這一數字在2023年達到了15.4%——我國中度老齡化社會已悄然而至。

少子化是老齡化加深的根源，新的出生人口越少，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就會提高。

我國出生人口數量自2016年起連年下滑，近兩年已跌破千萬，邁入人口負增長時代。而出生人口下滑將造成惡性循環，意味著老齡化加速的高峰期仍未到來，我們對于可能出現的“老人社會”仍然缺乏足夠的想象。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陳衛在一項預測性研究中指出，到21世紀末，中國人口中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會超過40%，接近一半是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

在他的預測計算中，即便我國總和生育率在2035年能夠從現在的1.0左右恢復到1.45，老年人口數量也會倍增，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在2048年超過5億，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在2050年超過4億。

在一個滑向日益加深的老齡化的社會中，青壯年人口背負的撫養壓力越來越大。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4》數據，2023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已經達到21676萬人，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撫養比為22.5%。

而陳衛的研究表明，真正的考驗將從2030年開始。在那之后，我國老年人口撫養比將快速上升。根據預測，老年撫養比將在2035年、2050年分別達到36.3%、53.5%，并于2084年達到峰值87.5%。

要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重壓，人財物缺一不可。而在人口負增長下老年撫養比持續攀升，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照護人員的巨大缺口。

變老之后，誰來照護？

家庭養老的情景下，低齡老人照顧高齡老人的畫面勢必變得稀松平常，而在機構養老，又面臨照護人員短缺的焦慮。上海市衛生與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指出，“未來照護人口的缺口非常大，大量老人的長期護理需求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今后如果完全依靠人力，很難負擔得起養老照護的社會需求。”

在一項預測性研究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和文化發展研究部部長李建偉等專家指出，隨著老齡化加深，失能和半失能老人規模急速擴大，按照90%失能半失能老人由家庭照護、10%由機構照護的標準估算，專業照護人員的需求將由2020年的33.8萬人增加到2030年的52.2萬人和2050年的101萬人。

未來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會越來越小，即便只有少數人需要機構照護，也是一項巨大的挑戰，養老產業為此做好準備了嗎？

劉冬（化名）長期從事康養醫院的管理工作，現在負責一家大型保險國企的相關業務，他指出，按照目前的人口結構，中度老齡化影響老人照護需求的爆發期和高峰期會在10～15年以后，目前真正需要的照護人員數量還沒有那么龐大。“現在更重要的，其實是理順養老照護人員的工種，讓人們更愿意去做照護。”

以前人們認為養老護理員的工作是給人把屎把尿，就是“伺候人的”，社會地位低，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干。劉冬說，“實際上在養老照護服務里面，可以做工種細分，專人負責專門的業務，可以提高效率，還能夠提高收入標準。” 例如，他在一家康養醫院中曾經嘗試設立“老人管家”，負責對老人的心理疏導。

這是一種從粗放到精細化的轉變。劉冬認為，還要投入更多新的設備、器械或者耗材，改善照護人員的工作條件，“尤其是在衛生護理方面，像是老年人的紙尿褲，還有移位器這些新的設備，要積極改進并且投入使用，可以大大降低老年護理的強度和難度，改變以前臟亂差的工作條件。”

除了有人照護，變老后人們最關心的還有錢和健康。

2030年前后，養老金將出現累計赤字

養老養老，錢從哪來？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一針見血地指出：“繳納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少，領取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最后的結局是什么？當然是養老金的可持續性受到挑戰。”

未來十年是老齡化加速的時期。原新介紹稱，按照出生人口超過2000萬來劃分，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后經歷了三個嬰兒潮，在1949年至1958年為第一個嬰兒潮，出生人口2.06億人，目前已經全部進入老年期；1962年至1975年期間為第二個嬰兒潮，出生人數達到3.64億人，而往后推移60年，從2022年起至2035年進入老年期，60歲以上老人數量的增速將居于高位，到2035年前后，老年人口總量將突破4億人，老齡化水平將達到30%以上，由此可見，當第二個嬰兒潮的老年人到了領退休金的年齡，養老金的壓力不言而喻。

一方面，領取養老金的人正在越來越多。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陳友華在一項研究中指出，人口老齡化疊加養老金覆蓋率增長的影響，養老金領取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已從2010年僅占9.26%，增長到2020年的15.8%，預計2030年養老金領取人數將占總人口超過23%。

另一方面，領取養老金的年限越來越長。

在2010年，老人退休后領取養老金的年數大約是10.13年，而后隨著人均期望壽命延長，一位老人退休后能領取養老金的年數如今已經基本實現翻倍，達到19.39年。

陳友華預測，2010年養老金支出總額為13293.90億元，2020年已高達48935.45億元，保守估計2030年將上漲至118933.19億元。這樣來看，養老金的支出將在20年間增長近8倍，年均增長5281.96億元。

養老金的支出總額在上漲，但養老金的籌資卻越來越難。

在學界，“體制支持比”是一個常用于呈現各類基本社會保險可持續性的關鍵指標，即參保繳費職工相對于參保離退休人員的比率。在2000年，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體制支持比是3.30，二十年過去，這一數字在2020年跌至2.57。

這一數字的快速下降，意味著養老金的收入相對于支出在不斷下降，如果體制支持比低于2，養老金將有很大概率陷入難以為繼的窘境。

事實上，在不計算財政補貼、不考慮利息收入的情況下，我國養老金早在2014年就首次出現赤字，即收不抵支的“征繳缺口”，為了維持當期結余，相應的財政補貼也隨之水漲船高。

當前，養老金的赤字壓力已有一些火燒眉毛的勢頭。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和《中國財政年鑒》數據，到2019年，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征繳缺口已經達9713億元，當年相應的財政補貼高達10319億元。

學界已形成共識，在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下，預計到2025～2039年基礎養老金累計結余將消耗殆盡并出現累計赤字。

原新也指出：“目前大的判斷是，到2030年前后，全國養老金的收支將從盈余變成赤字，也就是‘入不敷出’。”

甚至去年1月，有一篇發表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的研究預測，若不計算養老金的投資收益，到2035年我國養老金征繳缺口將高達30萬億元。

既然如此，我們需要對養老金的高額赤字感到恐慌？早做打算嗎？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原新指出，“養老金是國家的一個穩定器，如果養老金真的到了入不敷出的程度，國家必然會拿出更多的財政轉移支付來支持養老金系統。換句話說，養老金入不敷出，會增加整個國家的財政壓力，必須要保障養老金制度穩定運行，這與國家安全直接掛鉤。”

而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則是肯定的。多位專家對《健聞咨詢》表述稱，基本養老保險可能在未來將更多地發揮“保基本”的作用。

原新表示，政府的責任是保基本、兜底、普惠，目標應當是讓所有公民都能按時領到養老金，同時保障養老金制度的可持續性。他補充道：“政府養老金是第一支柱，保證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但是要想在這個基礎上活得更好，那么個人在當前收入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要自己為老年生活做一定的養老資產配置。”

養老體系一般有三大支柱，第一、二、三支柱分別是公共養老金、雇主養老金（如企業年金）和個人養老金。

一位長三角地區的衛生專家陳光（化名）認為，延遲退休能緩解養老金的壓力有限，中國養老體系可能面臨結構性的調整，“我們的基本養老保險原來定的調子有點高了，第一支柱‘獨大’，占到整個養老金體系的80%以上，而國際上來看，例如在美國，第一支柱的占比只有6%左右，這是一個巨大的鴻溝。”

原新認為，個人要做自己老年品質生活的第一責任人，為老年生活做一定的養老資產配置，提升自身養老能力，這是第三支柱；同時，就業單位再幫助就業者補充一定的養老金，這是職業年金或企業年金，此為第二支柱。發揮三個支柱的合力，凝聚政府、社會、市場、家庭、個人在養老金保障中的力量，這是養老金制度可持續性的保證。

但我國第二、三支柱養老金的覆蓋率仍然極低。根據《2023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末，全國有14.17萬戶企業建立企業年金，參加職工3144萬人。而個人養老金制度在36個城市（地區）先行實施，截至2023年末，參加人數為5000萬余人。

另有一篇研究指出，2020年在執行企業制度的參保職工中，只有不足7%的人參加了企業年金。

南通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左學金對此提出，問題在于第一支柱養老金的強制繳費率過高，擠壓了第二、第三支柱養老金的發展，所以要先降低第一支柱養老金的強制繳費率，才能為第二、第三支柱養老金的發展留出更大空間。

高額的老齡醫療需求

在中度老齡化社會，老年人口的醫療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將與進入緊平衡的醫保基金正面遭遇。

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許多的研究估測，人口老齡化對2016～2018年全國醫療費用增長的貢獻率為23.26%，在老年人群中，尤其是65～79歲老年患者住院費用的增長，有37.47%可歸因于老齡化加深。

金春林指出，老齡化推高醫療費用的增長是無可置疑的。“老年人群的衰老程度、患病率、所患疾病的重大程度等因素，決定了他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比一般人更大。”

在金春林主編的《年齡與醫療費用》一書中，研究表明，在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中，老年期的醫療費用占比超過七成。金春林進一步解釋，“60～64歲的老人余生花費的醫療費用占終生醫療費用的75.56%，這意味著，隨著老齡化加深，60歲及以上人口的醫療費用占全社會醫療費用的比重將持續上升。”

人一天天變老，慢性疾病和重大疾病的患病率提高，是造成老年人群醫療開銷大的直接原因。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樂章研究發現，47～63歲是老人醫療費用增長最快的區間，而在71歲到臨近死亡時，會出現第二波醫療費用的快速增長。

對于邁入老年期不久的低齡老人，慢性疾病、腫瘤疾病的發病進入高發期，一方面，慢病用藥明顯推高了門診費用。五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數據顯示，我國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已從1993年的50.6%飆升至2013年的71.8%。

另一方面，老年人群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過度醫療。陳光指出，在住院時，老年人群更可能“被低標入院”，“現在很多醫療機構把‘老’當成‘病’來治，一些自然老化帶來的問題，例如手腳不靈等等，要是治療這些毛病，醫保要花的錢就多了。”

而高齡老人的情況更為復雜。進入長壽時代，在人均期望壽命延長的同時，也要看到最終壽命與健康期望壽命之間“不健康”的年限。

“2024年上海的人均期望壽命已經達到84歲，而目前人的健康期望壽命是71～72歲，在生命這最后的12年，醫療費用相當高。”陳光表示，老齡化究竟會給醫療支出帶來多大風險？這也取決于能否做好疾病防治，減少、減緩老年人群發病，延長健康期望壽命。

80歲以上高齡老人，除了診療產生的醫療費用，尤其是臨終期維持生存的高額醫療開支，還有一筆較大的開支是失能半失能老人需要長期護理服務。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推算，我國需要長期照料的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總數約為618萬人，在農村，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護壓力更大。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在城市只占2.07%，而農村老年人中，生活不能自理的占2.55%。

受經濟因素、文化觀念等制約，我國老人以居家養老、居家照護為絕對主導，為了減輕失能老人的負擔，2016年起，我國先后在49個城市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稱作“長護險”。常見做法是，從醫保基金劃取相應比例作為資金池，為通過失能評估的老人提供居家上門護理服務。

例如在上海，醫療照護的定價是65元/小時，長護險基金報銷90%，個人承擔10%。也就是說，符合要求的上海老人每次護理僅需個人支付6.5元。

陳光強調，長期護理是一個長期行為，雖然單價不高，但服務年限較長，累計的支出總額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在上海，一個小時的費用是65元，一周最多服務7天，一個月的費用是1820元，一年的費用就是兩萬多，假如一服務就是10年、20年，那就貴了。所以長護險制度的推進目前還是一個很審慎的事。”

籌資難是長護險推廣實施的關鍵阻礙之一。目前，長護險的資金是從醫保基金劃出去的，人口老齡化日益加深，長護險給醫保基金的壓力越來越大。

但在金春林看來，長期護理和醫療之間并不完全是等號關系。他提醒說，“今后醫保本身的收支平衡就已經緊張，所以未來是不是要單獨建立長護險的投資體系？這也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

劉冬還指出，居家照護是一個分散性的、勞動力需求消耗大的行業，這種上門照護的商業模式，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天花板非常低。“在這方面，提供照護服務的企業能夠縮減成本、提高效率的空間是很小的，政府持續加大投入的空間也很小。”

事實上，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的下降，無論是養老金還是醫保基金，未來在籌資上都會面臨較大的壓力，基本險的結構性調整是必然也是應然，“保基本”成為最大關鍵詞。而對于個人，若對老年生活有更高的要求，將無可避免地需要自己為養老負起更多責任。

文 / 何京蔚

編輯 / 李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