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先講彭德懷，因為他當時是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是整個1955年全軍大授銜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因此，他對實行軍銜制有哪些看法考慮，勢必對整個軍銜評定工作帶來不小的影響。

第一個問題，彭德懷為何對授銜工作存有相當的復雜矛盾心理？

據《彭德懷傳》記載：“彭德懷對軍銜制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作為官方正傳的《彭德懷傳》既然用了這樣的話，說明彭德懷對我軍實行軍銜制確實懷有一種復雜矛盾的心理。梳理他的這種復雜矛盾心理，主要基于以下兩點：

其一，彭德懷認為現代化的軍隊實行軍銜制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我軍建設和作戰的現實需要。彭德懷在朝鮮戰場遇到的一個事例讓他印象極為深刻：一次夜間行車，路上有很多車輛擁擠，導致整個公路阻塞，誰也不聽誰的。當時彭德懷曾慨嘆說：如果有軍銜標志，就會有人主動下令指揮，來維持秩序。彭德懷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曾這樣說道：“軍銜主要是確定每一個軍人在隊列中的地位和職權，以便按職責條令的規定，行使職權，同時又是國家給予軍人的一種榮譽，以鼓勵其在軍隊中工作和上進心”。

其二，彭德懷盡管倡導實行軍銜制，但他在“個人思想上，卻對這一區別身份的標識，感到厭煩”。他最主要的擔心是：一旦實行軍銜后，官銜表面有明顯區分，會否對上下級之間的政治平等關系造成影響，會否對軍隊同人民之間的親密關系產生妨礙，等等。他本人每遇到外事活動和重要場合需要穿軍銜禮服時，“都流露出很不愉快的情緒”，其實也是這種矛盾心理的一個內心寫照。

第二個問題， 彭德懷為何對自己的元帥軍銜一點都不“感冒”？

軍人都知道這句話：“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兵”。但有意思的是，彭德懷的心理恰與這句名言大相徑庭。據《彭德懷傳》記載：他曾不止一次地這樣說過：“我這個人并不需要這個‘牌牌’，我也夠不上什么元帥，如果要評的話，也很難說評個什么‘將’是合適的。但這不是個人問題，倘不評一些元帥，那就會使一些人難得依次評下去”。

每當有人稱呼彭德懷為元帥時，彭德懷總是明確地表示說：“我不喜歡人家叫我元帥，這是戰爭的結果，是學人家的，我不喜歡肩上這兩塊牌牌，將來會沒有的”。

“將來會沒有的”這句話，不僅說明彭德懷內心不喜歡別人稱呼他為元帥，也體現出他對將來取消軍銜制的一些心理和一種預見。

不過，有意思的是，當他“掛甲”后得知軍銜真的于1965年決定取消后，當他在吳家花園看到身邊的工作人員真的沒有軍銜的標志后，又搖頭說道：“不好”。彭德懷的這句“不好”，與他當初曾心心念著早晚會取消“牌牌”的心理難免有些矛盾。不喜歡軍銜制，但真的取消的時候又表示茫然和不解，說明他的內心深處還是更多地從戰爭和軍隊建設現實需要思考問題的。

第三個問題，上將人選和有爭議人員的評銜問題為何傾注了彭德懷的很多智慧和心血？

對于“小米加步槍”出身的我軍，當時的軍銜評定工作，絕對是全軍建設史上的一件大事。對此，身為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可謂是嘔心瀝血、嚴肅認真。

當時規定，元帥和大將軍銜由中央書記處提名，由政治局最終審議確定。彭德懷只是參加討論發表意見。而對于1000多名將軍，特別是好幾十名上將的授銜名單，則由彭德懷主持擬定，并上報中央政治局審批。

開國上將名單，涉及到各個“山頭”，確定起來并不容易。為此，從1955年春開始，彭德懷便親自拜訪每位“老總”。因為這些“老總”們都是當年這些預選上將的直接領導，最有發言權。所以，彭德懷同這些“老總”們反復溝通磋商，較好地達成了一致意見。

至于對那些帶有“爭議”人員的評銜問題，彭德針則開誠布公，直接同本人見面，敞開心扉同他們交談，充分聽取本人的意見，同時積極消除他們思想上的誤解和包袱。

對于主動要求降銜的，彭德懷同樣也是認真對待。許光達和徐立清便是兩個很好的例子。因為這二人都是他的老部下。許光達幾次寫報告要求降銜，彭德懷特地請他來當面解釋，最終才答應接受。而正兵團級的徐立清理應授上將，對于他的讓銜彭德懷起初并不同意。最終，徐立清表示自己負責評銜工作，不能“近水樓臺”，彭德懷才表示同意他的請求。

第四個問題，女軍人為何對彭德懷主持的大授銜工作長期懷有不滿？

1955年的全軍大授銜，是我軍建設史上的一件大事，總的來說是好的，但不是沒有遺憾。據《彭德懷傳》記載：有一個群體“對彭德懷是不滿意的”，她們“是一部分婦女工作人員”。這些人，在“30多年以后，仍有人悻悻然”。

原來，授銜前以國防部的名義出臺了《關于處理和留用婦女工作人員的決定》，要求絕大部分女軍人做轉業或者復員處理，原則上不再給她們授銜。尤其值得商榷的是，《規定》當中使用了“期限滿后未處理者，停發薪金”，“一律停止供給”等用語。回過頭來看，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和用語，對于從戰火中走過來、為革命事業作出貢獻的女軍人，顯然口氣過于剛性了些、有傷感情了些。

最終，1955年大授銜“女軍官只有4665人”，并且只有一個女將軍。這個比例是非常低的。我們不妨對比一下1988年的全軍恢復大授銜，女將軍一下子便授了5個。

第五個問題，透過彭德懷的視角我們對1955年大授銜該有哪些歷史的反思？

分析研究彭德懷主持1955年大授銜工作的心路歷程，我們不難得出：雖然他對實行軍銜制持有復雜矛盾的心理，但他畢竟是從戰爭中走過來的高級指揮員，深知現代戰爭需要軍銜、離不開軍銜。特別是當他聽說軍銜于1965年取消后直說“不好”，這既是他對實行軍銜制心理矛盾的一種體現，也是他最后認定必須實行軍銜制的深刻反思。

據說，周恩來總理閱看取消軍銜制的文件以后，也“為之搖頭不解，但也只能圈閱同意”。這些都是那一代領導人對到底是否實行軍銜制持何種態度的一個折射。

好在1988年七屆人大常委會通過軍官軍銜條例，最終明確指出：為加強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有利于軍隊的指揮和管理，增強軍官的榮譽心和責任感，決定 實行軍官軍銜制度。應該說，這是歷史對現代軍隊需要實行軍銜制的一種定論。

不管怎么說，盡管彭德懷對于1955年的大授銜雖曾持有復雜矛盾的心理，但他終歸認為現代戰爭需要軍銜。我軍也正是在他當國防部長和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推開了軍銜制。這使得1955年的大授銜成為我軍建設史上富有長遠意義的開拓開創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