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粟裕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的“神”一級表現，必繞不開饒漱石。因為，饒在這兩個時期分別是新四軍政委、華東局書記和華東軍區政委，一直是一把手，是粟裕的頂頭上司。很多軍迷們會問，他們二人之間關系如何？合作得如何？

因歷史上的一些原因，關于這方面很少有記述。1958年錯誤批判粟裕的時候，有人“曾把粟裕說成是饒漱石的人”，但即使在那種“高壓”之下，粟裕仍予以反駁，作了實事求是的說明。

不過，畢竟從“皖南事變”之后算起，粟裕一直在饒漱石手下工作，直到解放。這中間有七八年的時間，應該不算短。分析研究一下他們二人之間的關系與合作，對了解那段歷史不無裨益。

首先，帥克想說一下總的看法：饒與粟二人關系不錯，合作也不錯。不過，不錯歸不錯，但也僅此而已，或者說僅是工作上的關系與合作不錯，并未有所超越。饒漱石與陳毅因“黃花塘事件”導致關系較差，軍史上已有明確說法。但對饒與粟之間的關系并沒有更多負面記載。就此，我們略作具體分析：

一是粟裕如果沒有饒漱石這個一把手在后方的有力支持，粟裕是不可能一心投入到打仗中去的。

這種支持包括組織上的、人事上的、后勤上的，等等。在這方面，粟裕是有切身體會的，紅七軍團北上抗日先遣隊期間、浙南三年游擊戰爭期間，因為當時的一把手政委對粟裕有看法，導致粟裕不能大展身手，全力投入到打仗中去。

1947年7月，戰略進攻開始后，由于“七月分兵”等各種原因，導致南麻、臨朐兩個戰役沒有打好。這使得陳毅、譚震林對粟裕“提出了嚴肅的批評”。譚震林還專門給粟裕寫了一封信。而此時以饒漱石為書記的華東局，卻沒有半點指責，相反卻發來了一封洋溢著關心的電報：“二十年革命戰爭中，你對黨對人民貢獻極大。近兩個月來的戰斗，雖未能如5月以前那樣取得偉大勝利，卻已給敵強大殺傷。近月來傷亡均較大，主觀上雖可能有些缺點，但也有客觀原因……自74師殲滅后，你頭暈病久未痊愈，我們甚為懷念，望珍重”。

二是任何一把手，都需要有一個能人來沖在第一線，戰爭年代更是如此。

從這點上說，饒漱石作為華東戰略區的一把手、當家人，肯定非常需要粟裕這個“戰神”來撐起打仗這個主業，只有打仗這個主業撐起來了，一切才好說。而事實上，正是因為粟裕解放戰爭開戰以來，打了七戰七捷、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等一個接一個的大勝仗，才使華東戰略區表現在各戰略區中一直名列前茅，經常受到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高度肯定和表彰。戰爭年代打勝仗是硬道理。在這一問題上饒是需要粟的，甚至是離不開粟的。

三是粟裕一直在前方打仗，實際上與饒漱石接觸并不多，兩人完全是工作上的關系與合作。

饒漱石自律極嚴、不茍言笑、城府較深，這種人原則性很強，一般不可能跟任何人走得很近的、有深入交往的。而粟專注于謀劃和指揮打仗，拉關系、套近乎也不是他的特長。這使得兩個人的關系不可能超越工作關系而更近一步。事實上，兩個人都是很講原則的，也不太可能出現無原則的一團和氣。舉一個例子，車橋戰役打完后，雖是一個漂亮仗，但由于饒漱石擔心過分刺激日軍而招致報復，因此，對這場戰役提出了質疑和批評。經粟裕的反復解釋后才作罷。

至于1958年錯誤批判粟裕時，有人說在“黃花塘事件”中，粟裕支持饒漱石趕走陳毅。實際上粟裕一直在前方打仗，根本就沒參與那次事件。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對軍部的情況很不了解，對饒漱石制造的‘黃花塘事件’我們根本不知道”。

不管怎么說，饒與粟前后有七八年的共事時間。而在這七八年間，特別是解放戰爭的三年間，恰恰又是粟裕迭創戰功，最為輝煌的時期。實事求是講，作為粟裕的直接上級，談粟裕的戰功和組織指揮的戰役，饒漱石確實是繞不開的一個歷史人物。且不論建國后饒漱石如何走向另一面，但至少在主政新四軍和華東戰略區的那些年間，粟裕打的那些勝仗是離不開饒漱石的支持的，或者說饒漱石能當那么多年的大戰略區的一把手，肯定是有他的能力和特點的。帥克以為，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勿須諱言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