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接受毛主席的建議,將汀州福音醫院遷往瑞金葉坪楊崗下,正式創立了中央紅色醫院,任命傅連暲為院長兼中央紅色醫務學校校長。
傅連暲為了革命,不僅放棄了每月400元大洋的優厚收入,而且全家遷到瑞金,把整個醫院和他自己的全部家產都捐獻給中央紅色醫院。170人整整搬了半個月才把醫院搬完。僅傅連暲自家診所捐獻的藥品就價值2000多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于1933年4月26日專門為此發表了題為《紅送給捐助巨產的傅院長》的文章,表揚他是“蘇區第一個范”。
中央紅色醫院成立后,第一批接受了80多個傷病員住院治療。傷員中有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受了重傷,炸彈片留在腹中,傷口化了膿。他被抬到醫院時,情況很不好,傅連暲采用“保守療法”,排膿去毒、打針吃藥、補助營養、保護傷口等措施,雖然因為傷口過于嚴重而未能治愈,但保全了他的生命。長征后,中央送王稼祥到蘇聯作手術,取出腹中彈片,傷口徹底痊愈。
紅九軍團政委蔡樹藩,在福建沙縣作戰中,胳膊受了重傷,經傅連暲兩三個月治療,痊愈出院。傷病員中還有周以栗、紅十二軍軍長伍中豪、方強等紅軍重要領導人。
中央紅色醫院設有西醫和中醫,第一個中醫師是從上海來的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她年近60歲,卻竭力把自己的醫術貢獻給革命事業。鄧媽媽和傅連暲都主張中西醫結合,遇到疑難病癥,他們就一起會診,確診后,中西藥結合治療,常常取得顯著療效。他們的工作配合很好,關系很融洽。
傅連暲一家住在離楊崗下隔條小河的朱坊,那時鄧穎超的身體不大好,傅連暲就請鄧穎超和鄧媽媽一起住到他家休養,生活上由劉賜福照顧,傅連暲的孩子們都親昵地稱鄧穎超為“滿姑”。
1933年6月,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由興國茶嶺遷到瑞金葉坪,與傅連暲主持的中央紅色醫務學校合并,中央紅色醫院改為衛生學校的附屬醫院,傅連暲仍為該院院長。附屬醫院可收納300多名病人,在中央蘇區是設備條件最好、技術水平最高的醫院,能施行比較復雜的手術,并擁有X光和比較先進的化驗設備。
正當傅連暲滿懷信心地為革命工作時,他受到了一次意外的嚴重打擊。那時,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盛極一時,閩西搞“肅社黨”,江西抓“AB團”,許多革命者無辜受害,傅連暲也成為“左”傾路線的迫害對象。
有人說他基督教徒參加革命是假革命,還說他是郭鳳鳴的“軍醫處長”,一定是敵人派到紅軍中來的內奸,逼著他承認給敵人做了內奸。傅連暲說,“我根本就沒有做,承認什么呀!”硬遍不成,便說他是“反革命”、“AB團”分子,要抄他的家,甚至威脅要槍他。他們撤銷了他的職務,剝奪了他的公民權,準備送交司法部門審判。
傅連暲有口難辯,處境十分險忍。后來他在回憶這件事情時說:“在危急之中時,我到何叔衡那里去找他,他只搖頭,找毛主席,因他本身已受打擊也沒辦法,好在洛甫同志打電話救了我,又得王稼祥的信才救了我的命?!?/p>
原來,張聞天(洛甫)聽了傅連暲的申訴,他立刻拿起電話簡,給當時衛生部的負責人打了電話。張聞天同志在電話上嚴肅批評了對方,說:
“傅連暲的事你們不要再搞了,馬上停止!要是不停止再搞下去的話,就處分你。”
就這樣,這件事才算壓下去??墒?,他的兩個學生李主應、林雪庭醫生因他的關系,無辜被當成“AB團”分子殺害了。
1934年4月,成立中華蘇維埃國家醫院,傅連暲被任命為院長,他又一如既往,積極愉快地投入了工作。
1934年9月,正當第五次反“圍剿”的最后關頭,毛主席在于都突然病倒了,高燒到41度,一連三天不吃不喝,肚脹、頭痛、咳嗽不止。
黨中央接到報告后,馬上派傅連暲前往治療。瑞金到于都180華里,傅連暲騎了一匹騾子星夜兼程,第二天傍晚趕到了于都。他詳細了解了毛主席患病后幾天的情況,接著檢查了毛主席的身體,確診為患了惡性瘧疾。于是給他吃了奎寧片,注射奎寧和咖啡因。
第二天,毛主席的病情轉危為安,體溫開始降低,還能安穩入睡。到了第四天,毛主席就恢復健康,又開始工作了。毛主席當時正在負責調查紅軍突圍路線,他的健康和紅軍的存亡密切相關。
所以,毛主席及時得到治愈,人們都認為傅連暐在關鍵時刻為黨立了一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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