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一向溫文爾雅的周總理，極為罕見的大發雷霆。

導致他發脾氣的緣由，是我駐希臘使館因為粗心大意，犯下了一個極為嚴重的錯誤，差一點就釀成“外交事故”。

為此，周總理不僅發了脾氣，甚至還說“真是周門不幸”。

粗心釀大錯

1972年6月5日，我國與希臘簽署了《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向全世界宣布，中國與希臘正式建交。

作為兩個同樣擁有源遠流長歷史的文明古國，中國與希臘的建交意義非凡。

而在當年12月，在外交部負責坦桑尼亞相關工作的周伯萍，接到任命通知，被任命為我國首任駐希臘大使。

到了次年3月，周伯萍前往雅典，自此開啟了他的希臘大使生涯，但令他想到的是，僅僅在兩個月后，也就是5月份，因為他的疏忽，釀成了一次極為嚴重的“外交事故”。

怎么回事呢？一句話總結就是，慌中出錯。

1973年5月7日，周伯萍與司機等工作人員一行，前往希臘外交部洽談關于希臘副首相馬卡雷佐斯訪華事宜。

一切商討完畢后，時間已經是當天中午13點15分。

而在返回大使館的途中，周伯萍就從車窗里看到外面來往車輛比平日里增多不少，并且附近的街道設了不少警哨關卡。

這就讓周伯萍覺得，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外事活動。

因此，回到大使館后，周伯萍趕緊讓工作人員查看是不是有請帖，而當翻譯詢問值班人員時，值班人員就告訴他，確實有科威特大使送來的請帖。

并且，值班人員還告訴翻譯，說科威特大使館有國慶招待會，時間則是今天中午。

由于在回來的路上，確實是看到了車來車往，因此翻譯趕緊通知周伯萍，二人一看這都一點多了，連衣服都沒換，馬上就出門坐車出發。

按理說，周伯萍是應該看一下請帖的具體內容的，但他實在是太慌張，壓根就沒看。

出發之后，汽車隨著車流，周伯萍抵達“目的地”，因為擔心自己來遲了影響不好，所以他也沒認真看門口的旗幟，直到這個時候，他還以為自己是來到了科威特大使館。

之后，他與站在大使館門前的歡迎人員握手，并禮貌的解釋了遲到原因。

而實際上，周伯萍去的地方，壓根兒就不是科威特大使館，而是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這里舉行的，則是以色列國慶大會，那個與周伯萍握手的，也是以色列的外交代表。

之所以造成這種失誤，責任在多個人身上。

首先是值班人員，當天值班人員收到的請帖，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威特大使送來的，而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科威克送來的，是邀請中國外交官前去參加國慶招待會的。

并且，招待會的時間，不是5月7日，而是第二天，也就是5月8日。

但因為值班人員的粗心，第一是把“科威克”看成了“科威特”，第二則是就沒瞧清楚時間，稀里糊涂的就把錯誤的信息傳遞給了翻譯。

而翻譯也是大意，由于在從希臘外交部回來的路上，他看到車來車往，加上警哨、關卡增多，加上接受了錯誤的信息，就自顧自的認為這一定是科威特在舉辦招待會。

因此，他又把錯誤的信息傳遞給了周伯萍。

作為周伯萍，同樣存在問題，第一他沒有審核請帖內容，完全是聽信了工作人員的一面之詞，第二，由于慌張擔心遲到，也沒有在下車前仔細觀察環境。

并且，當時周伯萍剛去希臘不久，包括科威特的外交人員，以及以色列的外交人員，他都沒有見過，這么一來，自然就不知道與他握手的到底是誰。

只不過在當天，周伯萍還不知道他犯了嚴重的錯誤。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還是到了第二天，《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報道，稱“中國大使到場祝賀以色列國慶”后，周伯萍才如夢初醒。

直到這個時候他才知道，自己走錯了地方。

實際上，在周伯萍抵達以色列外交官邸之際，在場的人還是十分吃驚和意外的，《紐約時報》的記者認為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信號，因此迅速擠到前面問周伯萍，“到這里來是否意味著中國承認以色列？”

結果，跟著周伯萍的翻譯也是業務不熟練，愣是把“這里”翻譯成了“雅典”。

正因為如此，周伯萍只認為這個“不同尋常”的問題是美國記者在挑釁，因此簡單幾句話就頂了回去，根本沒想那么多。

總而言之就是，一系列的陰差陽錯，最終導致周伯萍在無意之間，犯下了嚴重的外交錯誤。

周總理震怒

為什么說周伯萍犯下的是一個嚴重的外交錯誤呢？

首先，當時中、以并未建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使出現在以色列的國慶招待會現場，自然是不合適。

其次，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矛盾已久，而中國大使出現在以色列國慶招待會現場，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誤解。

正因為這兩個原因，讓周伯萍極為懊悔。

他跟在周總理身邊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周總理對工作的認真他是有目共睹的，而他造成的錯誤，完全是因為粗心大意，這就違背了周總理對他一直以來的教誨。

更關鍵的是，周總理常對外交部的工作人員說，“外交無小事”，尤其是一國之大使，每一個舉動每一句話，都代表了背后的國家。

這些教誨，周伯萍猶記在心，但已經在外交部工作快十年的他，如今卻犯下了這么一個低級錯誤，這如何不讓他懊悔不已？

但光懊悔也沒用，目前事情已經發生，必須趕緊想如何補救。

在經過認真考慮之后，周伯萍迅速召開了使館黨委會，并做出了三個補救措施：

第一，分別向希臘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國使節說明我誤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純系使館工作上的差錯，絲毫不意味著我國外交政策有任何變化，力求盡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錯誤影響；
第二，立即向外交部報告錯誤情況，并作初步檢查；
第三，向使館全體同志通報情況，要求從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改進使館工作。

在收到周伯萍的情況說明之后，我外交部一邊在協助周伯萍處理善后的同時，一邊致電周伯萍，要他迅速回國。

而與此同時，關于周伯萍誤入以色列外交官邸的情況報告，也送到了周總理的手上。

而此時的周總理，身體狀況極為糟糕，早在1972年，周總理就被確診為膀胱癌，而到了1973年年初，75歲的周總理又出現血尿癥狀，在醫生和工作人員的一再勸說下，他才同意暫時放下手中工作，于當年的3月份接受了化療手術。

這次手術，還算是比較成功的，但醫生告訴周總理，若是想恢復的更快更好，那就少工作多休養。

因此，在這個時間段，正是周總理最好的恢復期，但偏偏，周伯萍又惹出來這么一個大禍。

所以，一向對工作認真負責、精益求精的周總理不得不拖著病體來處理此事，而把“外交無小事”作為準則的他，在看完周伯萍因為粗心大意才導致犯錯后，更是無比生氣。

也正因為周伯萍是周總理的本家，所以，極為惱火的周總理在之后的國務會議上才更為嚴厲的對他進行了批評，甚至氣到當場說出“周門不幸”這樣的話。

一句“周門不幸”，不僅是周總理對周伯萍犯下這么低級錯誤的生氣，更是他恨鐵不成鋼的怒火，畢竟這種錯誤對于一向精益求精的周總理來說，是不可原諒的。

所以，在之后外交部針對此事發布的通報中，周總理將此事定性為“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

這個定性，不可謂不嚴厲。

毛主席出手化解

1973年5月24日，有關周伯萍情況的詳細報告，以及他對這件事的補救措施，還有周總理對此事的批示，匯集之后，呈報給了毛主席。

在認真看完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后，毛主席對這件事的定性，做了幾處修改。

首先，是把周總理批示的“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成為外交界的丑聞，影響極壞”這段話，給刪掉了。

在毛主席看來，周伯萍犯的這個錯誤，主要是沒有深入調查情況，比如科威特和以色列外交官邸的地址，另外還有對路上車輛、警哨增多沒有進行調查落實，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他鑄成大錯。

所以，毛主席就認為，這起事件，“是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

其次，在事件發生后，周伯萍采取了及時的補救措施，最大限度的消弭因此事造成的負面影響，并且，認錯態度也十分誠懇。

因此，周伯萍的這些舉動，讓毛主席認為，他對這起事件已經充分的、深刻的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所在。

所以，毛主席就把原報告中，提到的周伯萍對所犯錯誤的認識“較好”二字，改為了“很好”。

在有了毛主席的最新批示之后，周總理和外交部再次評估周伯萍在這起事件中的錯誤性質，并發布最終版的通報。

至此，這起事件被毛主席化解。

而周伯萍本人，在此事之后，依舊活躍在外交崗位上，先后擔任了駐阿爾及利亞和扎伊爾（今剛果）大使。

多年后他回憶此事，最大的感慨就是，“深感莫大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