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5年《文匯報》發表評《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率先打響了向所謂“資產階級文藝路線”進攻的槍聲后，接著又發起了對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的《燕山夜話》的大批判，引起了文化藝術界不小的震動。但由于彭真、陸定一等人的約束，這場爭論還基本限于學術領域。

《解放軍報》發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等多篇社論，試圖將文化領域的斗爭引入到政治領域。從中央主要領導人，到各級黨政領導和廣大干部群眾，多數人對這場運動不理解，擔心局面混亂，于是加以抵制。所以，社會上的反響不夠強烈，與毛主席的相去甚遠。

希冀

為破除阻力，使這場運動更深入、更廣泛地開展起來，毛主席一方面采取組織措施，拿掉了阻礙文化革命的中央主管文化宣傳工作的彭真與陸定一等，然后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另一方面加緊掌控輿論工具，掌握宣傳主動權，對“文革”作進一步的發動。

1966年５月３１日　毛澤東派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然后“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對外新聞”。

在陳伯達的操控下，《人民日報》相繼發表多篇社論，鼓動人們起來進行文化革命。全國各大報紙都予以轉載。

６月１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授意起草并改定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指控，那些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執行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做資本主義復辟的美夢；制造復辟輿論，爭奪群眾，爭奪年青一代和將來一代。社論鼓動群眾起來，“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社論號召“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創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

同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張大字報。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說，一個人是真革命，假革命,還是反革命，必然反映到他對待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態度上。“這是觸到人們靈魂的問題,也就是觸到人們的世界觀的問題,觸到人們腦子里是無產階級世界觀還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問題”。

同日的《人民日報》還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和《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響應《五一六通知》，率先向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開火。說北京大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北京大學黨委是“假共產黨”、“修正主義的‘黨’”，號召大家“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徹底摧毀”。

評論員文章，稱贊這張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20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就是希望大家能以聶元梓為榜樣，像她那樣迅速行動起來，跟資產階級當權派和修正主義路線作斗爭。

6月3日、4日、5日、7日，《人民日報》又接二連三地發表氣勢逼人的重要社論。

6月4日《人民日報》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社論指出，混進我們黨內的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別有用心地掩蓋這場斗爭的階級實質，把嚴重的政治斗爭，硬說成是什么“純學術的問題”，是什么“不同意見的討論”， 打出了一面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黑旗，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路線相對抗。社論號召，要徹底粉碎資產階級黑幫的猖狂進攻，堅決拔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黑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把偉大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6月7日的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更具煽動性。所謂“保皇派”，是指支持保護“資產階級司令部”，或支持保護當地黨政組織、本單位領導、“走資派”，對文化大革命有保留意見，與造反派持不同政見的人和組織。

該社論硬把人群簡單分為“革命派”和“保皇派”兩個對立的派別，逼著人們選邊站隊，成為造反的“革命派”。

這些發動文革的非常措施，引起了巨大反響。文化革命的風暴驟然形成，迅速席卷全國。

最先起來“造反”的是大、中學校的學生。自6月1日起，短短幾天內，全國幾乎所有的大、中學校都出現了學生造反的“革命行動”。學生們在學校里貼大字報，開辯論會，矛頭指向校黨委、黨支部及校領導。一些學校的批判迅速升級為對校領導和教師的批斗，正常的教學秩序已經難以維持，混亂不堪。由于對基層黨組織的態度不同，學校的師生員工自然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又稱“保皇派”），兩派爭斗，混亂局面日趨嚴重。

不久，身外武漢的毛主席指示劉少奇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重點商討如何應對動蕩局面。面對哄然而起的群眾運動，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主張加強黨的領導，對正在擴散的狂熱情緒加以約束，防止混亂局面繼續擴大。

6月3日，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在會上明確表示，動蕩是國家發展的必由之路，可以允許其延續，但一定要注意控制規模，不能讓動蕩影響經濟發展。經過討論，決定按照黨領導歷次群眾運動的做法去做，同意北京市委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對此表示了同意。

同日，中央政治局針對已經出現的問題，對大、中學校的文化革命運動作出若干規定，擬定了《八條指示》，提出要“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等要求，力圖使混亂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6月４日，中共中央改組了北京市委。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新市委同日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對“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

此后幾日內，全國大部分省、市、自治區和中央部、委陸續向本地區、本系統的一些大專院校（包括部分中學）派出了工作組。工作組進入學校后，停止了原校領導的職權，由工作組代為行使。工作組相繼組織了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的斗爭，主持了對文化教育界一批知名人士和領導干部的揭發批判。其間，也出現了不少過“左”傾向。一些學校的主要領導人被指責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些專家教授被判為“反動學術權威”，一些有政治歷史問題和復雜社會關系的教師遭到了歧視。

盡管如此，工作組力圖使運動在黨的領導下有序進行的做法，仍然引起一些情緒偏激的造反學生的不滿，也受到中央文革小組越來越強烈的批評。

６月１６日，《人民日報》發表《放手發動群眾　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的社論及新華社關于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鎮壓學生運動被撤職被批斗的電訊。社論宣稱，文化大革命對于一些部門和單位來說，“是一個奪權的斗爭，是一個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斗爭”。社論號召“必須采取徹底革命的辦法，必須把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把他們斗臭、斗垮、斗倒”。

不久，一些造反學生貼出抨擊工作組的大字報，有些學生不經過工作組而自行組織批斗所謂的“黑幫”。

6月18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避開工作組，將40多位黨團干部、教師拉出來批斗，其間，還發生了抹黑臉、戴高帽、罰跪、扭打、侮辱婦女等行為。工作組發現后迅速予以制止。

6月20日，黨中央向全國批轉了北京大學工作組關于這次事件處理情況的簡報。劉少奇在按語中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各地工作組在貫徹黨中央上述精神的過程中，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卻加劇了同造反派的對立。后來，轉發簡報這事被江青等說成是“鎮壓學生運動”事件。

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社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了。我們要站在運動的前面,積極領導這個運動。社論引用毛主席的話說:“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我們要放手發動群眾,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法,讓群眾把意見充分地講出來,把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統統揭出來,把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揭出來,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堡壘一個個地砸得粉碎。

隨著運動的發展，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中央文革小組，在如何領導運動問題上，分歧越來越大。

在陳伯達、江青、康生等的挑動和支持下，學生轟趕工作組的事件不斷增多，到6月中下旬達到高潮。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在聽了康生、陳伯達、江青等對情況的片面匯報后，對運動的進展表示很不滿。認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學生運動受到壓制。

對大批派工作組，毛主席有了不同看法。他曾在7月8日給江青的信中寫到“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

7月19日、22日，劉少奇兩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有關問題。陳伯達在會上明確提出要撤銷工作組，遭到鄧小平等多數同志的反對。陳的意見被否決。

7月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嚴厲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指責派出工作組的做法“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決定撤銷工作組。

7月25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在京各中央局書記時說：“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他指責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起壞作用，阻礙運動”。他又說，“要允許群眾通天”，認為“不準包圍報館，不準包圍省委，不準包圍國務院，不準到中央來”的規定，都是“阻礙群眾革命”。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7月28日，北京市委正式發出《關于撤銷各大專院校工作組的決定》，并說明“這一決定也適用于中等學校”。

7月29日，北京召開大專院校和中專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周恩來在會上傳達了毛主席提出的“文革”三大任務：一斗、二批、三改。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先后講話，代表中央對派工作組一事承擔了責任。劉少奇說：至于怎么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員也不知道。”鄧小平、周恩來都說，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為了要給文革“讓路”，1966年的高校招生工作都沒有進行，招生考試辦法的改革也無法落實。直至三年后，高校招生才逐步恢復，且只招收工農兵學員。

撤出工作組，進一步削弱了黨對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導致全國文化、教育、學術、新聞等領域一下子陷入了無政府主義狀態，混亂不堪。好在中央在7月2日和22日相繼發出通知，對工業交通企業、基本建設單位和縣以下單位，縣以下設計單位以及科研單位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作出了限制，才不至于立馬出現“天下大亂”的混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