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軍一代傳奇名將、開國元帥賀龍同志蒙冤離世，生前死后都受到了極大屈辱。

賀龍去世之后，他的死訊被封鎖了兩年之久，后事更是慘淡至極。

賀龍去世之后，包括毛主席在內的眾多老革命，都想要還賀龍同志一個清白。

和賀龍關系匪淺的周總理更是直接下令徹查案件，立志為同志平反。

結果就在公安部終于揪出真兇之后，周總理卻更改了主意。

周總理看到兇手的名字，緊皺著眉頭，沉默良久之后說出了一句話：“還是算了吧。”

而周總理之所以放過了此人，是因為他身份和情況都比較特殊。

這位害死賀龍元帥的罪魁禍首究竟是誰？

為什么周總理選擇放棄追究他的罪行呢？

1.李仲公其人

戰功赫赫的賀龍元帥，是在上世紀的特殊時期被小人冤枉，無辜被迫害的。

而導致賀龍被冤枉定罪的所謂“證據”，是兩封造假信。

偽造這兩封信、致使賀龍含冤而死的小人，名叫李仲公，曾是國民黨內部的一位重要人物。

在蔣介石一系剛剛起勢的時候，老蔣曾經對李仲公青睞有加，李仲公因此擔任過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部隊司令等重要職務。

結果后來李仲公逐漸“失寵”，解放戰爭期間更是邊緣化，他思量再三，決定投靠我黨。

1949年7月，李仲公拒絕和其他國民黨高官潰逃臺灣，而是和一眾民主人士發表宣言，宣布起義。

李仲公棄暗投明之后，受到了我黨的尊重，周總理曾不止一次接見他。

那他又是為什么，喪心病狂到污蔑賀龍元帥的呢？

答案是，兩人曾經有“舊怨”。

這段往事發生在1927年初，彼時賀龍同志還沒正式加入我黨，老蔣正在竭盡全力地拉攏這位天才將領。

為了勸說賀龍“歸順”蔣系勢力，老蔣特意派出了當時還是自己心腹的李仲公，讓他去當這個說客。

李仲公這人，是個鉆營之輩，于是便想當然地覺得所有人都和他一樣市儈。

他覺得這是一項無比輕松的任務，只要以高官厚祿相誘，賀龍必然“上鉤”。

可李仲公完全看錯了賀龍，他可不是那種匪里匪氣、一心搜刮民脂民膏的軍閥，而是一位有著高尚革命信仰的愛國者。

賀龍早就認清了老蔣的真面目，也看不上李仲公金銀權位不離口的嘴臉，因此決定教訓他一下。

賀龍先是把李仲公關到牢里一陣子，然后又把他“打包”送到唐生智那邊。

李仲公知道唐生智尊敬國父孫中山先生，便大肆吹噓老蔣是孫先生遺志的繼承者，跟賀龍鼓吹失敗的“詔安勸降”論調，又跟唐生智說了一頓。

唐生智

結果唐生智跟賀龍一樣，早就看透了老蔣及其政治勢力的本質，不但大罵“蔣介石根本是反革命”，還掏出配槍意圖結果掉說客李仲公。

幸好周圍人阻攔及時，要不然李仲公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考慮到李仲公畢竟是老蔣的“寵臣”，貿然殺之容易激化矛盾，唐生智思量再三之后，還是決定放了他。

唐生智沒想到的是，多年之后，自己這個決定竟然會害到賀龍。

李仲公說客沒當成，反而丟了一圈兒人回來了，老蔣對他很不滿意，認為他“難堪大用”。

在之后的日子里，李仲公越來越不得老蔣歡心，官位也越來越小了。

李仲公覺得自己郁郁不得志，把賬都記到了賀龍頭上。

2.柔軟的身段

等到解放戰爭時期，隨著三大戰役塵埃落定，局勢已經很明朗了。

國民黨大勢已去，已經在黨內邊緣化許久的李仲公，心思開始活絡了起來。

他搖身一變，把自己包裝成“民主人士”，混在真正的民主黨派仁人志士里，轉頭批評國民黨“蔣氏王朝”。

李仲公

李仲公這一次政治“橫跳”，是很成功的，新中國成立之后，他和其余民主黨派人士一同受到了我黨的優待。

為了能在新中國有大官做，李仲公的政治“身段”極其“柔軟”。

曾經怎么給老蔣唱贊歌，現在附和中央領導干部們就有多賣力。

當貴州開始選地方主席時，李仲公盯上了這個職位，開始了自己的“活動”。

他多次跑到周總理處攀談，話里話外的意思，就是想當這個主席。

結果有次李仲公又跑到周總理的住所，恰好偶遇了他最不想見到的人，那便是賀龍元帥。

賀龍元帥見到李仲公頗感意外，但也不知道對方葫蘆里究竟賣的是什么藥。

而李仲公由于自己心里有鬼，跟賀龍匆匆說了兩句話就急忙告辭，連周總理都不見了。

賀龍并沒有將此事放在心上，心胸開闊的他覺得，既然李仲公已經向我黨投誠，那就最好“君子不念舊惡”。

因此，在見到周總理之后，賀龍元帥并沒有提及此事。

可讓賀龍沒有想到的是，他眼中的小插曲，在李仲公看來竟然是天大的事兒。

李仲公認定賀龍元帥肯定向周總理“告密”了，因此在競爭貴州主席一職失敗之后，他對再三“阻礙自己仕途前程”的賀龍恨得牙根兒直癢癢。

而事實上，李仲公對賀龍的恨意，是一種自不量力的巨大錯覺。

中央從未考慮過讓他擔任貴州主席一職，給他安排的崗位一直是中央議事員。

但李仲公腦子不清醒，看不清自己的實際能力，還是自顧自地怨恨上了賀龍，并決定伺機報復。

3.兩封造假信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新中國政治大環境突變，局勢緊張，李仲公覺得自己的機會來了。

他想通過誣陷手段置賀龍于死地，于是便偽造了兩封“歸降信”。

李仲公偽造賀龍元帥的筆跡，寫了兩封“投誠”老蔣的信，言語中極盡諂媚，而落款的日期則設計在了1927年。

李仲公想要制造一種假象，用偽造的信件“證明”賀龍同志鼠首兩端，革命意志很早便已經動搖。

這兩封造假信，被一直試圖害死賀龍同志的“小團體”利用了。

雖然黨內諸多同志并不相信是真的，可當時我國的筆跡鑒定技術不夠發達，區分不出兩封信是否為賀龍所寫。

就這樣，在“小團體”的污蔑之下，賀龍元帥于1969年含冤去世。

賀龍元帥去世后，毛主席、周總理等人都想要徹查此案，還同志一個公道。

直到1971年，此案終于找到了突破口，公安部不再試圖研究筆跡，而是鑒定紙張和筆墨。

雖然以當時的刑偵技術，無法辨別信件是否為賀龍所寫，但確定信紙和墨水的生產年代，還是可以做到的。

經過技術人員鑒定，兩封偽造的信件，是用新中國成立之后生產的紙張墨水書寫的，不可能成書于民國時期。

這樣一來，兩封偽造信上面的滿篇謊言，全都不攻自破了。

公安部順藤摸瓜，揪出了寫信人是李仲公，便將此案交由周總理處置。

周總理看到真兇是李仲公，一下子犯了難。

一方面，李仲公當年是和一眾民主黨派人士共同投誠我黨的，在政治氣氛尚且十分緊張的情況下嚴懲他，勢必會引起整個政協的動蕩；

另一方面，李仲公當時已經八十多歲了，嚴懲一個老人，不符合我黨的人道精神。

思之再三，周總理還是決定饒李仲公一命，以體現我黨的寬大為懷。

可李仲公在得知自己陰謀露餡之后，還是整日生活在惴惴不安之中。

1978年，李仲公因肺病去世，死之前經受了漫長的病痛折磨，也算是惡有惡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