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初，在林墜機后，關于賀龍的平反問題被提上了日程。

而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元帥對賀龍的悼詞不甚滿意，于是找到了賀龍曾經的部下廖漢生中將，對他說自己與賀龍不是很熟，特委托他寫個賀龍的生平。

有人就說了，葉帥說這話純屬客氣或者是推諉，因為按照我們一般的認知，元帥們都處于軍人的金字塔尖，都屬于軍隊高層，他們不是在一起打仗就是在一起工作與生活，怎么可能不熟呢？

那么，歷史上的二人究竟熟不熟呢？我們先從二人在舊軍隊時期說起。

葉劍英

葉劍英是1897年生人，比賀龍要小一歲，是廣東梅縣人。他于中學肄業后短暫當了一段教員，1916年便隨父親去了南洋謀生，次年回國考上了云南講武堂，與朱德算是校友，是后輩。

畢業后，葉劍英先入滇軍，后入粵軍。在陳炯民炮轟總統府時，時任海軍陸戰隊營長的葉劍英，立下過救駕大功，深得孫中山賞識，后升旅、師參謀長之職。

黃埔軍校成立時，葉劍英受廖仲愷之邀任教授部副主任。在1926年的北伐中，葉劍英先是出任由蔣介石擔任軍長的第一軍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后出任新編第二師師長。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葉劍英毅然通電反蔣，南下武漢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

而賀龍于1896年出生于湖南桑植，少年時期跟隨姐夫谷吉廷一起在西南地區跑馬幫（馬幫是西南地區的運輸方式，類似古代的鏢局，現代的快遞）。

1916年，賀龍與姐夫組織了一支300來人的湘西討袁獨立軍，參加了護國運動。

同年，他又帶領一幫兄弟深夜突襲芭茅溪鹽稅局，隨后率領起義軍攻占了桑植縣城。起義軍編入了程潛的湘西護國軍。

后因程潛與譚延闿爭奪湖南督軍職務失利，賀龍的的部隊被譚延闿繳械解散，賀龍無奈返回了老家桑植。

1917年，護法運動爆發，賀龍在老家洪家關重新招兵買馬，與他當年攻打鹽稅局的生死弟兄吳玉霖一起，召集了一支200多人的隊伍，組建了湘西護法軍，自任湘西護法軍游擊司令。

賀龍先是接受澧州鎮守使王正雅的邀請擔任團長，駐防湘西桃源縣與桑植縣。

后由于王正雅被人所殺，他的兒子為其報仇失敗，隊伍解散，賀龍便率部退入重慶，加入了四川軍閥序列，擔任川東邊防軍警備旅旅長，負責長江防務。

1924年，賀龍以川軍中將師長的名義，率領滇川黔建國聯軍先遣隊反攻湖南。

1926年，賀龍率部加入北伐軍，先后被編入唐生智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與彭漢章的第九軍，1927年6月，賀龍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

從上可以看出，在舊軍隊前期，葉劍英與賀龍在活動軌跡上并沒有交集，直至南昌起義的前夕，二人才第一次謀面。

那是在1927年的7月24日，時任四軍參謀長的葉劍英在九江甘棠湖上約葉挺與賀龍二人游湖觀景，因為事先葉劍英獲悉汪精衛、張發奎等人要誘騙葉挺、賀龍上廬山開會，以解除二人兵權。

這次“告密”，葉劍英立了大功，既保證了南昌起義的順利進行，又保全了葉挺與賀龍二人的安危。

南昌起義后，葉劍英又成功用計說服張發奎南下廣東，而沒有追擊起義部隊。

而后，葉劍英兼任四軍軍官教導團團長，又促成警衛團擴編，使得兩團成為主力，參加了1927年底由他本人與張太雷、葉挺等人領導的的廣州起義。

可以說在舊軍隊時期，葉劍英與賀龍就那一次謀面。

賀龍

廣州起義失敗后，葉劍英離開廣州，轉赴香港，1928年底去了蘇聯學習，兩年后回到上海，與劉伯承等人翻譯了蘇聯紅軍的步兵戰斗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等資料。

1931年初，葉劍英被派往了中央蘇區，直至紅軍長征去了陜北，葉劍英一直跟隨一方面軍，期間與劉伯承交替出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與一方面軍參謀長，還短暫出任過紅三軍團的參謀長。

而賀龍在南昌起義失敗后，中央本來是要派其去蘇聯學習軍事，在他請求之下，與周逸群一起回了老家湖南，開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并創立了紅二軍團。

之后，紅二軍團與蕭克、王震的紅六軍團合并成立了紅二方面軍，賀龍作為總指揮率領這支部隊最后也成功到達了延安。

由上可以看出，二人在土地革命時期也沒什么交集，甚至連面都不可能見過。

葉劍英

在接下來的抗日戰爭中，紅軍改編為了八路軍，葉劍英出任八路軍參謀長。

不過，葉劍英雖作為八路軍參謀長，但也只是名義掛名，八路軍參謀工作主要由副總參謀長左權來做。

早在紅軍東征戰役結束以后，葉劍英的工作重心就轉移到了統戰工作上來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后，就是由他與博古協助周恩來趕赴西安調停。

抗戰開始后，他又跟隨周恩來去了長江局（后改為南方局），主要精力放在了與國民黨搞統戰，辦外交。

他曾參與主辦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這個訓練班有點像小型黃埔軍校，葉取得了很大成功，大大提高了共產黨聲威。

1940年，在國民黨軍委參謀長會議上，面對蔣介石等一眾國民黨官員對八路軍“游而不擊”等種種誣陷與責難，葉劍英不慌不忙，舌戰群儒，語驚四座。

這也是他一生中的重要亮點之一。

而賀龍在抗戰期間出任120師師長，一直活躍在抗日前線，自然而然，與活躍在國統區的葉劍英并無多少見面機會。

雖然賀龍后來回延安擔任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葉劍英也從國統區回來專任軍委與八路軍的參謀長，但兩人工作單位與工作重心不一樣，加之性格的差異，一位豪爽粗狂，一位謹慎儒雅，也并無過多交往的可能。

賀龍

抗戰勝利后，葉劍英先是協助周恩來與國民黨談判，后又赴北平做軍調部代表，做更為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

1947年2月，葉劍英返回延安，先是出任解放軍總參謀長，后又擔任了中央后方工作委員會書記，統一領導延安后方工作的機關。

解放戰爭末期，葉劍英又回到北平，協助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出任了第一任北京市市長。

1949年4月，葉劍英參加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團的和平談判，達成《國內和平協定》，被南京政府拒絕后，8月，轉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自此直到1954年10月，葉劍英才回到北京。期間他一直南方任職，先后出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華南軍區司令員，中南軍區代司令員，中共中央中南局代書記等職務。

而賀龍則在解放戰爭期間，出任了西北軍區司令員，協助彭德懷解放了大西北，后又率18兵團配合二野進軍大西南。

他先后出任了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和西南軍區司令員、西南局第三書記，為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大西南，建設大西南，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也是直至1954年才回北京任職。

可見，在解放戰爭開始一直到1954年，葉劍英與賀龍分別在不同戰略方向任職，也并無多少交集。

葉劍英

在1954年二人雖都回了北京，都出任了軍委副主席一職，見面機會也多了起來。

不過此時的二人年事都已高，已過了激情燃燒的烽火歲月，性情又迥異，加之各種運動也不斷，特別是賀龍，早早便被迫害靠邊，因此，后期二人應該也很難有更多更深的交往。

綜合來看，葉劍英與賀龍二位元帥在歷史上的交集并不多。這點上，與其他八大元帥橫向比較一下，葉劍英與他們要比賀龍熟一點。

在其他八大元帥中，朱德、彭德懷、林、劉伯承、陳毅、羅榮桓、聶榮臻七位元帥在紅軍時代都在中央蘇區與葉劍英在一起戰斗過好多年，應該是很熟。

而一、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會師后，葉劍英與徐向前都在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工作，徐向前任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后兩人又在右路軍一起行動，不熟是不可能的。

因此，葉劍英后來對廖漢生說他與賀龍不熟，這并不是葉的客氣與推諉，而是真的有點不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