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智超(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垣長孫)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jié)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qū)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fā)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陳垣故居寧遠堂
一、投身革命——廣東33年
祖父6歲前在家鄉(xiāng)廣東新會棠下鄉(xiāng)石頭村度過童年。棠下于2002年9月劃入江門市蓬江區(qū)管轄,即在祖父出生122年之后,我們要尊重歷史,所以還是應用新會為宜。
6歲他隨父親到廣州讀私塾,直到他老年時還清楚記得私塾業(yè)師、地址和課程,如8歲學《論語》、9歲讀《孟子》等。12歲那年,他偶然在老師書架上發(fā)現(xiàn)張之洞著的《書目答問》,漸漸學會按書中所開目錄買自己需要的書。而他的父親也不顧族中父老的異議,支持他買那些族中長老認為與科舉無關的書,從此他走上了自學之路。
他在16歲那年,用100多兩銀子買了一部《二十四史》,8兩銀子買了《四庫全書總目》。但曾祖父也不能違拗家中眾兄弟的意愿,在1897年即清光緒二十三年,花了8兩銀子,為祖父買了一個監(jiān)生資格,使他可以跳過院試、府試的初試階段,直接到北京參加錄取率較高的順天鄉(xiāng)試。
當年,祖父只身從廣州來到北京,住在有招待所性質(zhì)的新會會館。當時,有位沒有帶家眷來京的新會籍翰林伍叔葆,看見來了一位來京趕考的小同鄉(xiāng),就問起一些學術上的問題;祖父熟讀《四庫提要》,對答如流,伍老翰林對他很是欣賞。考試時,祖父放筆為文,很是得意??纪昊貢^,伍老翰林問他考得怎樣,他便回答題目如何,以及他的作答如何。老翰林點點頭,沒有說話。
放榜后,祖父名落孫山。半個世紀以后,祖父回憶當時的情景寫道:“榜發(fā)下第,出京時重陽已過,朔風凜冽,叔葆先生遠送至京榆路起點之馬家鋪。”臨別之際,老翰林指點他,他的文章不合八股程式,如果不改,再考十次也不會中舉。這話深深刺激了他。回到廣州以后,他開始當蒙館老師教書,用所得收入來維持生活,再也不要家庭供養(yǎng);同時,他把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以前十科鄉(xiāng)試、會試中試的試卷全買來讀了一遍,反復篩選,“得文百篇,以為模范,年余而技粗成”。連續(xù)3年,參加院試、府試,中了秀才,所以他后來填寫學歷都填“前清廩生”。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占領北京,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對祖父造成了很大刺激,20世紀初他參加了當時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動。
1904年,祖父開始參加《時事畫報》的籌備工作,反對“華工禁約”。1905年《時事畫報》正式出版,他以錢罌(yīng,即粵語的存錢罐,又名“撲滿”、謙益(相對于“滿招損”)發(fā)表反清文章,其中一個重要手法就是利用“上諭”的矛盾。他在《釋奴才》一文中指出“漢人求為奴才且不可得”,同時也運用西方的啟蒙思想,在《老父識民權》一文中就引了盧梭的《民約論》(即《社會契約論》),說皇帝也要被人民所役,而不是役人民。他的一個朋友,就取名盧梭魂,可見當時進步青年的向往。
1906年,他的父親患膀胱結(jié)石癥,發(fā)作起來非常痛苦,家中開藥材鋪,當然是找中醫(yī)醫(yī)治,但醫(yī)治無效,不得已人住廣州博濟醫(yī)院施行手術,取出一塊鵝蛋大的結(jié)石。受此影響,他進入博濟醫(yī)學堂學習西醫(yī),但醫(yī)院和醫(yī)學堂都是美國教會辦的,教會中人歧視中國醫(yī)生及學生,他于是憤而與同志創(chuàng)辦光華醫(yī)社和光華醫(yī)學專門學校,這是中國第一所民辦的西醫(yī)高等學校。祖父既是該校的發(fā)起人之一,又是第一屆畢業(yè)生。學校和醫(yī)社名為光華,就是“光我中華”的意思。同時,他還與友人創(chuàng)辦《震旦日報》,也是他反清的輿論陣地。
博濟醫(yī)學堂舊貌
二、文教報國——北平36年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民國成立。祖父以“革命報人”的身份當選為國會議員。當時國會議員是專職的。1913年他來北京就職,從此在北京定居。他到北京以后,與交通系的梁士詒、葉恭綽(都是廣東人)關系密切。1921年12月梁士詒任國務總理,祖父擔任過半年左右的教育次長,因部長黃炎培沒有到職,祖父實際主持部務。但北洋軍閥們連年混戰(zhàn),他的部長也當不下去了,離職前做的一件事就是籌措經(jīng)費,解決了大學教師索薪的問題。
位于故宮內(nèi)的內(nèi)閣大庫
1924年起祖父為保護故宮和故宮所藏文物,同北洋軍閥及其支持下的北洋政府,進行了頑強機智的斗爭,作出了重大貢獻。1924年11月,馮玉祥發(fā)動了軍事政變,將溥儀驅(qū)逐出故宮。同月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員會,祖父是委員之一,又由于委員長李煜瀛(字石曾)經(jīng)常離開北京,他寫信給祖父,要祖父在他離京時主持會務,所以祖父是委員會的實際主持人。
故宮內(nèi)閣大庫檔案
1925年10月,委員會籌備成立了故宮博物院,并集中宮內(nèi)各處檔案。1926年8月,北洋軍閥政府在清室遺老的支持下,揚言要接收故宮博物院,并借口沒有營房,要讓軍隊在故宮入住。這些軍閥部下的大兵,能保證他們不會隨意破壞故宮的建筑、不順手牽羊偷盜故宮的文物嗎?顯然不能。
1925年1月陳垣(左三)與“清室善后委員會”部分同仁在故宮合影
為了阻止北洋軍閥的陰謀,祖父被故宮全體工作人員推舉為與北洋政府交涉的代表。他提出,北洋政府如要接收,需先立移交手續(xù),將院中各物逐件清點,造冊公布。這種條件,連當時的總理杜錫珪也覺得不能拒絕。這使一些清室遺老大為惱火,于是發(fā)生了張宗昌命令憲兵司令王琦逮捕祖父的事件。他把祖父關在地安門外的憲兵司令部,由于社會輿論的壓力,半天后把他釋放,派兩個憲兵送他回寓所,憲兵就住在祖父家的外院,把他軟禁起來,但故宮和故宮內(nèi)的文物終于得以保全了。
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時與同仁在養(yǎng)心殿門前合影
經(jīng)過這次挫折,祖父轉(zhuǎn)而專心致志于從學術和教育兩方面報國。
在教育方面,他受英華(字斂之)的臨終囑托,擔任輔仁大學校長,教書育人。在學術方面,他和胡適、陳寅恪、傅斯年等人合作,決心以實際行動,將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因為當時的論調(diào),不是說漢學中心在巴黎,就是在日本。漢學是外國人指研究中國的文化、歷史、語言、文學等方面的學問。
研究這些學問的中心本應在中國,怎么會在巴黎或日本呢?
1924年9月陳垣(前排左二)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全體同仁合影
扭轉(zhuǎn)這種論調(diào)是中國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于是祖父同胡適、陳寅恪、傅斯年等志同道合的學者合作,一方面努力創(chuàng)作,另一方面鼓勵學生。祖父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元西域人華化考》《史諱舉例》《敦煌劫余錄》《??睂W釋例》《元秘史譯音用字考》《吳漁山先生年譜》等足以傳世的著作。
此外,祖父當年的學生在多年后回憶當年老師對他們的教導,都不約而同地提到老師如何鼓勵他們要用實際行動把漢學中心牢牢掌握在中國學者手中,他們也確實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fā),日本軍國主義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
但祖父并沒有南遷,而是留在北平,原因何在?一、輔仁大學是德國教會主持的,并沒有南下的打算,他如果只身南下,只能丟下輔仁大學的師生以及他進行教學所必需的書籍。二、他堅信日本侵略者是不能長久的,而淪陷區(qū)的人民(包括師生)大部分是不可能南遷的。因此淪陷區(qū)需要有人主持正氣,他就是其中之一。
1942年4月陳垣在輔仁大學運動會上演講《孔子開運動會》的故事
他當時有句話:“正人心,端士習?!倍艘彩钦囊馑?,士是指知識分子,他要用自己的行動(包括著作)來在淪陷區(qū)發(fā)揚正氣。
他主要做了3件事:一、維持輔仁大學的教學。二、教育學生。三、寫了一系列有戰(zhàn)斗性的著作,如《通鑒胡注表微》《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以此“斥漢奸、斥日寇、責當政(指消極抗日的國民黨政府)”。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這里還可以講一個他在輔仁大學1942年返校節(jié)運動會上講的故事。
他說:“今天不是開運動會嗎,我講一個孔子開運動會的故事:《禮記》講到孔子主持一次射箭比賽,讓子路把門,宣布有三種人不能參加運動會,一是敗軍之將,不能保衛(wèi)國家的,二是為敵人做事的,三是認賊作父的。”他以這個故事警告當時在場的漢奸,也以此教育學生要保持氣節(jié)。
1942年《輔仁生活》對陳垣講 孔子開運動會的報道
14年抗戰(zhàn)勝利了,但大批從國民政府派來的接收大員,與漢奸相勾結(jié),大發(fā)國難財,所以《通鑒胡注表微》一書中有“光復”“發(fā)國難財”等語,矛頭直指蔣介石派來接收上海的官員,因為《表微》一書合訂本是抗戰(zhàn)勝利以后出版的。這是祖父一生中第二次大失望。
抗日戰(zhàn)爭勝利以后,特別是三大戰(zhàn)役開始,祖父作出了怎樣的抉擇呢?在抗戰(zhàn)勝利的1945年,祖父65歲?,F(xiàn)在來說,還只剛進入老年,但在當時,已經(jīng)很老了,而且抗戰(zhàn)期間,他在淪陷區(qū)為維持輔仁大學,教育學生,奮力著作,精力已消耗殆盡了。1948年底,國民黨政府連續(xù)3次派飛機到北平來接人南下。他們3次派人尋找祖父,他想盡辦法躲避。
《通鑒胡注表微》稿
為什么祖父決定留在北平呢?他在1949年1月10日給我當時在香港的約之叔信中說:“自前月十七八政府來電并派機來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數(shù)次,均婉謝,因無走之必要也?!?/p>
我還可以引用祖父在1949年4月29日寫成并在5月1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的致胡適的公開信來說明。信上說:“雖然你已經(jīng)走了,但是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著光明,他們在迎接著新的社會。我要留下來和青年們一起看看這新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
敬業(yè)樂群
三、鞠躬盡瘁——北京22年
新中國成立,祖父在一生中第一次看到了希望,思想飛速轉(zhuǎn)變。1951年10月31日,在人民政協(xié)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祖父作了“教師們要努力實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發(fā)言。發(fā)言以后,毛主席特地走到他的座位旁致意,夸獎說:“你今天發(fā)言認識深刻,很有道理。”祖父說:“我是解放后才學習你寫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我聞道太晚了,要努力趕上?!钡诙?,在懷仁堂舉行的國宴上,毛主席與祖父同席交談,并向別人介紹說:“這是陳垣先生,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p>
1951年11月1日毛主席與 陳垣在懷仁堂國宴上親切交談
新中國成立后,黨對祖父進行了持續(xù)的教育和培養(yǎng)。輔仁大學是德國教會辦的學校,新中國成立后,教會方面幾次以停發(fā)經(jīng)費相威脅,提出要解聘5位不信教的教師等無理要求,我們當然不能接受。最后,以人民政府接辦輔仁大學而勝利結(jié)束了這場斗爭。
1950年11月21日抗美援朝隊伍出發(fā)前陳垣在輔仁大學操場發(fā)表演講
1951年夏,祖父任西南土改工作團第二團團長,到四川巴縣參加土地改革,歷時3個多月。土改歸來,1951年11月29日,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發(fā)表了題為《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后思想上的轉(zhuǎn)變》的廣播,談了他對土地改革工作的認識,對于“超政治”“超階級”的批判,以及對于歷史書本的重新估計。他說:“我和農(nóng)民一起生活一起斗爭的時候,才掀起了真正的階級仇恨。因之,更深一步地體驗到歷史書籍,要用階級分析方法把這些歷史材料重新估計,不然就會顛倒是非,以善為惡了。”
1952年5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宣布,輔仁大學并入北京師范大學,祖父代表全體師生員工熱烈擁護政府這一措施,并就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
毛主席簽署的北京師范大學校長任命書
1959年3月,經(jīng)過黨的長期考察、培養(yǎng)、教育,祖父終于實現(xiàn)了多年的愿望,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他以《黨使我獲得新的生命》為題,表達了他的心聲。
1959年2月14日,陳垣入黨后在書房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
這時他已是79歲高齡,仍以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不斷進步。雖然年老體衰,仍然盡可能把自己為人、為師、為學的經(jīng)驗教訓,傳達給青年學生。
1961年5月20日,陳垣與啟功一起鑒賞文物,討論書法
在各級領導的關懷下,祖父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能夠安穩(wěn)度過,但終因年老,1970年7月至9月,因腦血栓后遺癥住了一次醫(yī)院,出院不久,又于12月14日發(fā)低燒住進醫(yī)院,從此再也沒能回到居住了31年的興化寺街5號。
1971年6月21日下午3時5分,祖父走完了他91年的人生道路,離開了人世。
6月22日,據(jù)有關方面《關于陳垣同志喪事安排的請示》的相關安排,骨灰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后來安放在第一室)。
6月24日下午4時在八寶山舉行告別儀式,由李先念主持,郭沫若致悼詞。華羅庚、吳有訓、竺可楨、謝扶民、張奚若等參加了告別儀式。
《二十史朔閏表》
喪事結(jié)束以后,我們家屬也遵照祖父生前遺愿做了幾件事:
一、將他全部積蓄4萬元交作黨費;
二、將他的全部藏書4.4萬冊全部捐與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
三、文物4箱也捐與北京圖書館。其中最珍貴的文物281件現(xiàn)藏首都博物館。
2024年4月3日北師大陳垣基金成立
我也經(jīng)過多年收集、整理后主編了23冊的《陳垣全集》,于2009年12月由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供后人學習研究。
左四為陳智超,時年90歲整
2024年清明節(jié)家屬為北師大陳垣像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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