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毛澤東軍事文集》和毛主席、周總理、彭總、聶帥《年譜》等刊載文獻/史料：

1932年，自國軍先敗“1.28淞滬抗戰”、再敗“長城抗戰”始，日關東軍“勢如破竹”長驅直入，熱河/承德、察哈爾/張家口、內蒙額濟納旗/阿拉善左旗以東之歸綏/今呼和浩特、綏遠/今包頭等，國土盡喪；繼東北諸省之后，華北亦成為抗日戰爭的最前沿；日本鬼子為鞏固侵略碩果、圖謀持續擴大侵略利益，除了在山海關東/內蒙中東部部署的日關東軍外，再于山海關西、包括今京津地區，專門的組織、部署了一支強悍精干兵力“大日本帝國華北駐屯軍”；約四年多后，他們一手制造了“盧溝橋事變”…。

1935年6月29日，在黨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擴大會議上，博古/秦邦憲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作《關于華北事變、日軍向北平進攻》時事政治報告。

8月下旬，川西高原毛爾蓋的索花寺，剛剛就任中共中央“軍事領導第一負責人”的毛主席，在他首次提議召開的黨中央政治局（軍事戰略/方針）擴大會議上鄭重指出：現在，中共和紅軍不應該退卻，應該向東進攻；這不是去繼續“打內戰的方向”，而是要去“打侵略者/日本鬼子的方向”…。

12月，在陜北瓦窯堡/今子長市的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指出：“關于戰略方針：要以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一九三六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擴大紅軍。紅軍行動要放在`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蘇區’兩項任務之上。”紅軍應該“到山西去，準備擊破閻錫山的晉綏軍主力，開辟山西西部五縣以至十幾縣的局面，擴大紅軍一萬五千人。…”

29號，在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主席強調：“我們東征及長征都是為著抗日……。”

1936年1月17日，在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主席說：“（目前）我們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紅軍在）山西的發展，對陜北幫助極大，我們要下大決心到山西。政治局隨軍行動，陜北組織中央局。”

19號，新近組織的中央軍委毛、周、彭簽發《東進抗日及討伐閻錫山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紅軍，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開通抗日前進道路，同日本直接開火；……。”

顯而易見的：在中共和紅軍跌入最“低谷”那段時間，毛主席胸懷里“長征就是去抗日，東征就是去打通抗日路線，就是去準備同日本鬼子直接作戰”，一直都是萬事不可替更之歷史沉重！

在毛主席首次提出紅軍“應當向東進攻”后五個月，紅一方面軍1、15軍團萬余人掃蕩前進，陸續進至晉陜大峽谷黃河段右岸之宜川、延長、延川、清澗和綏德一線，占據了“向東出發，打通抗日路線”之攻擊陣地…。

在黨史/軍史方面“紅軍東征”有些許清淡，甚至沒有能戴上“戰役”的光環。這可以理解、但有些困難…。

人民解放軍陸軍第38軍、第39軍分別是當年紅一方面軍1軍團四師和15軍團的傳承人；在共和國“抗美援朝”立國之戰中，他們被譽為“萬歲軍”、“千歲軍”；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總統/軍事統帥尼克松首次訪華提出的一個特別“請求”，便是參訪第39軍…。

蹊蹺在于：七十天左右的東征，1軍團、15軍團這兩支“鐵拳鋼錘”部隊的殲敵數額，僅僅是“微不足道”的約7個團、俘四千余，在單位“天”殲敵數方面，既不如之前“直羅鎮戰役”，也不及半年前紅四方面軍第4、30兩軍川西高原“包座戰役”，甚至名氣遜于“搶渡大渡河戰役”、“臘子口戰役”？

更大的疑惑是：在黨史上/軍史上，紅軍東征時、黨中央政治局“隨軍行動”，是長征結束之后的第一次、亦是最后一次，何為？

歷史真相只有一個：萬余紅軍高舉著“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旗幟，跨越天塹黃河，于敵重重圍追堵截中，輾轉晉地三千多里，橫掃晉西北、晉西南七十天左右，“只”為辦妥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為準備抗日，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和武裝群眾，營造逼“閻”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或渡讓抗日路線的汪洋大海；

另一件大事是，續解決黨中央（瓦窯堡）政治局擴大會議遺留的幾項“重大問題”。

附注：下篇“②紅軍東征/黨中央晉西會議之東征（上）”，敬請關注，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