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寫《錢從哪里來》這個系列的第六年。

回頭想，這個長期寫作計劃誕生的2019年年底、2020年年初，歷史正在重重地畫下一個破折號。之后每年，都是“劇烈變化”和“重大轉折”—— 聽上去都是是虛詞、大詞，但個中滋味，過去幾年，創業的、開店的、體制內的、搞互聯網的、金融圈打工的、買房的、北上廣深的、出海求生的……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體感。

體感如此強烈，波及面如此之廣的原因是，當下的中國確實面臨著一個過去100多年多重歷史變化疊加的環境：

• 中美脫鉤、大國博弈，和20世紀50年代的冷戰格局或有類似之處；

• 歐美的通脹和能源問題，和上個世紀70年代的高通脹、石油危機頗有類似之處；
  

• 特朗普上臺加關稅，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上個世紀80年代日美貿易戰頗有類似之處；

• 人工智能技術突破，則更類似18—19世紀工業革命后，人類社會所經歷的包括財富累積方式、社會組織、分配模式，以及生活狀態的顛覆式變化，遠比90年代互聯網技術帶來的沖擊更大。

剛才說到的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伴隨著巨大的財富變遷和社會重組，更何況這些歷史時期的疊加呢。按照羅胖的說法，這種充滿變數的時期，幾乎沒有什么可以蓋棺定論的事情和現象。所以，真正對人有幫助的，不是指東打西的結論，而是一個能看見那些流動的結構性變化的“水晶球”。因為找到變化的結構，才能適應變化、生存下來。

我用敘事，向往，出海這三個關鍵詞，描述我看見的結構性變化，來回答這本書的核心問題：2025年，錢從哪里來?

敘事

我要給出的第一個關鍵詞是：“敘事”。

所謂敘事NARRATIVE，是個學術化表達，通俗點說就是講故事。

千萬別覺得“講故事”是個無足輕重的事情。按照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里的說法，我們智人本來就是敘事的動物。故事，是我們創造共同想象、凝聚共識，實現大規模合作，從而得以站到食物鏈頂端的核心能力。

千百年來，我們人類一直在兩個不同的現實中穿梭：一個是觸手可及的客觀世界，比如山川湖泊、汽車房屋等；另一個則是由我們的想象力和認知構建的虛擬世界，比如宗教信念、貨幣價值、股票價格，而這些主要就是由敘事構成的。

其實仔細想想，某種意義上，整個人類歷史都是敘事的產物。比如說，為什么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替或者農民起義，總是需要一個“承天命”的故事？從“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到“漢高祖醉斬白蛇”，再到“劉秀當為天子”，都是在用一個更直觀、更具傳播力的故事，營造出某個共同的敵人或者塑造某種共同信念，從而激發出“同仇敵愾，萬眾一心”的力量。

但要說被“敘事”影響和塑造得最厲害的，資本市場肯定是其中之一。

為什么？

因為敘事可以塑造信念，改變預期，而資產價格反映的就是預期。

舉個例子：一個人得了胃病，很多年治不好，結果喝了幾年某白酒給喝好了，然后得出了一個結論——“某某白酒能治胃病”，這其實就是一個典型的敘事。

假設這個故事在某個場合，或者因為某個名人，某個原因流行起來，那么市場上的投資者就會預期這款白酒的銷量上升，利潤更高，利好股價。因為有了這個預期，投資者開始買入這個股票，股價開始上漲，從而吸引更多投資者買入，股票價格繼續上漲，市場預期被加強，形成一個正向的反饋機制。

這個機制什么時候會被打破呢？取決于敘事是否會被證偽，是否能持續。越是難以證偽的敘事，生命力越強，比如比特幣，比如“AI（人工智能）革命會帶來生產力提高”。反之，像A股市場喜歡講述的“下周會有幾萬億元財政刺激”的政策敘事，就比較容易被證偽，所以市場預期更容易發生反轉，資產價格也會隨之波動。

剛才說到，金融資產價格反映的是未來預期。而未來預期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這也是為什么敘事對資本市場如此重要，很多敘事雖然聽起來離譜，但因為它們觸發了我們的動物精神，恐懼、貪婪、盲從等。這些動物精神讓我們繁榮時候過度樂觀，衰退時候過度悲觀，所以資產的價格也會因此出現過度的波動。

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希勒有個研究證明了這個推測：如果人們是理性的，那么從長期來看，一家公司股票價格的波動應該和公司現金流（價值）的波動基本一致。但美股百年的歷史數據顯示，價格的實際波動是現金流波動的5—13倍，基本面遠遠不能解釋價格的波動。這說明什么？說明市場總是過度反應，而敘事，就是引發這種過度反應的催化劑。

而在當今這個時代，敘事的力量被進一步放大了。不管是從交易還是從數字經濟的角度，將“敘事”這個新變量引入資產定價的討論中，已經變得越來越迫切。

為什么？這一方面是因為，現在社會越來越缺乏共識，充滿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則是因為社交媒體的興起。

首先，社交媒體讓共識的形成和破滅都更快，市場預期變得異常脆弱，價格也更加跌宕起伏。比如在加密貨幣市場，像馬斯克這樣的意見領袖，一個表態就能引發價格的大起大落，因為信息可以在極短時間內精準觸達目標人群，價格反應就會非常快速和激烈。

再有，社交媒體降低了敘事門檻，讓市場噪音變得更大，波動更頻繁。之前經濟、金融都屬于高門檻的專業性話題，是精英敘事邏輯，但在社交媒體平臺上，這些領域的專業門檻被無限度地降低了。這種變化有利有弊：一方面，更多聲音能被聽見是一種進步；但另一方面，在金融、經濟這種“離錢很近”的領域中，會有大量良莠不齊的“大眾敘事”。它們諳熟大眾的爽點和痛點，善于從新聞事件里抓取“流行敘事”所需要的元素進行重組，創造出大量似是而非又通俗易懂，更具傳染性的故事，讓真相難以辨別。

那么，什么樣的敘事最容易在市場上流行呢？整體上看，成功的市場敘事通常具備三個要素：關己性、重復性和自我強化。我們一個一個來說。

第一個要素是關己性。一個敘事要流行，必須和社會大眾之間產生共鳴。比如說股市的“政策轉向”敘事之所以容易流行，是因為它切中了社會大眾最大的共識——財富焦慮。在經濟不確定性上升的時期，任何可以讓財富增值、保值的故事和預期，都會觸動大眾心里最敏感的弦。

以我國A股市場為例，日均活躍股民約6000萬人，但涉及家庭人口超過2億人。與各地樓市冷熱不均、價格差異不同，全國人民面對的是同一個股市，價格漲跌的故事很容易在不同城市、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收入的人群中獲得類似的共鳴。當一個敘事和大眾的財富、收入、就業等切身利益強相關，有了強烈的“關己度”，它就容易快速、大規模地流行起來。

第二個要素是重復性。孤立的敘事往往難以持久，敘事流行需要持續制造漣漪。做過營銷的同學應該對這件事更有體感——還記得“送禮就送腦白金”“恒源祥羊羊羊”那些魔性洗腦的廣告嗎？重復是強化人類記憶的重要機制。

而今天社交媒體對敘事的重復和強化，是敘事病毒式傳播的最重要渠道。比如說一個爆款內容出來之后，很多做切片的賬號就會緊緊跟上，通過正規或者非正規渠道進行“二次創作”，并進行分發轉播，然后這些內容就很容易形成病毒一樣的傳播。而且，平臺本身的流量分發機制也天然傾向于去重復已經流行的內容。越是熱追的話題越會被賦予更大的流量，形成一個敘事和流量曝光之間的正循環。這樣，即使原來完全不關心某個話題的人，也會不自主地被反復曝光在相關敘事中，信念不斷被強化。

第三個要素是自我強化機制。這個聽起來可能有點抽象，舉個例子：比如某個知名投行發布了一份看好后市的分析報告，這個觀點很快在市場上傳開了。從投行的角度，他們當然希望自己的判斷是對的；而普通投資者看到“大機構都這么看”，自然會增強買入的信心。

當越來越多的人買入，推動價格上漲時，這個上漲又反過來印證了投行的判斷。市場參與者會覺得“果然如此”，信心更足了。

特別是，對機構投資者來說，還有個額外的壓力：別人都在賺錢，自己要是踏空了，可能面臨資金撤離。所以即使對行情有懷疑，也可能被迫參與，變成推動價格上漲的一分子。

這就是為什么金融市場的敘事特別容易走向極端。因為敘事、行動和結果之間會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就像個助推器，只要輕輕一推，信念就會動搖，只要一個小的螺旋，蝴蝶效應就會形成。

那么面對資本市場上的流行敘事，我們該怎么辦？這里有三點提醒：

第一，當一個敘事出現的時候，可以用我們剛才說的關己性、重復度越高、自我強化機制三大要素，來判斷它是否能夠流行并實現對資產價格的影響。

第二，要時刻記住，敘事是構筑在想象之上的，流行敘事下的資產價格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在參與敘事驅動的交易時要格外謹慎。因為在社交媒體時代，敘事傳播得太快了，等你看到大量相關信息的時候，價格反應可能已經到位，這時候追高的風險就特別大。

第三，特別要提醒的是我國的A股市場上的敘事交易風險。從2021年開始，在大國博弈、地緣局勢緊張、需求不足等不確定性下，市場開始寄希望于政策刺激。這種對政策的期待形成了新的敘事邏輯。然而，交易“政策敘事”往往風險很大。原因有二：

首先，政策敘事往往反映一致預期，敘事越流行，預期越一致，價格調整越快。如果不是提前布局，很難在追漲中獲利。其次，在社交媒體推動下，政策敘事容易產生“拱火效應”——信息傳播和價格變動形成強反饋，推動投資者情緒走向極端，資產價格快速形成泡沫。當然，負反饋也容易讓投資者極度悲觀，泡沫快速破滅。

對投資者來說，這意味著，如果不是早入場、早退出的話，交易政策敘事，虧損是大概率事件。

100多年前，勒龐在他的著作《烏合之眾》中提到，包含著各種觀念、感情、情緒和信念的敘事，在群眾中都具有和微生物一樣強大的傳染力。此后100多年間的資本市場多次證明，人類會高估“自我信念”的堅定程度，也會低估流行敘事的洗腦力量。在這個社交媒體時代，我們既要承認敘事的力量，也要學會在敘事的漩渦中保持清醒。

向往

說完了“敘事”，我要給出的第二個關鍵詞是“向往”。

為什么說“向往”？因為在今天的中國市場上，一個新的現象越來越明顯：所謂的“種草經濟”。這兩年，似乎做什么事都是“種草”：去哈爾濱旅游打卡是種草，買輛公路車是種草，喝杯某品牌的奶茶也是種草。

你仔細想想就會發現，被“種草”的需求，都不是所謂的“剛需”。當沒有“剛需”的時候，消費的欲望就需要被激發——“種”，就是撒下種子，去培育和刺激；“草”，就是欲望，是向往。

這個現象背后，其實反映的是，消費市場的價值觀正在發生方向性變化：隨著社會從匱缺到豐裕甚至過剩，消費市場的價值觀會從“物質主義”向“后物質主義”轉變。

什么意思呢？我們看二戰后的20年，歐美國家進入了豐裕社會，也就是生產制造能力遠高于人類社會基本生產需求的社會。一旦基本物質不再匱乏，需求就很難被實用性、功能性所驅動，而是會被那些是否夠美、夠獨特、夠充分表達自我等非物質的感受所驅動。這就是從“物質主義價值觀”到“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變化，對應著馬斯洛需求理論中從“吃飽穿暖”到“尊重，自我實現”的需求升級。

今天的中國，人均GDP早已跨過一萬美元這個門檻，約43%的成人年收入水平超過了1萬美元這個全球“中等收入標準”。截至2023年，中國有超過56%的人口出生于1980年之后，“90后”和“00后”逐漸成為消費品市場的主力。換句話說，中國進入了一個相對豐裕的時代，消費市場已經逐漸被更推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人群所主導。

對于商家來說，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供給側必須進行一次徹底的結構轉型。因為物質化需求大多是具象的，商家滿足需求即可。而非物質化需求則是抽象概念，它需要在具體的場景里被激發。

那么，怎么激發需求呢？這就要說到種草經濟背后的另一個重要變化：信任建立方式的轉變。

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說過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之前的社會是高塔型的，影響力是自上而下覆蓋的。而互聯網技術就像“現代的公共廣場”，在這個無邊無際的廣場上，你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自己的同類，影響力越來越傾向于以“網狀結構”進行滲透。

這個變化反映在營銷上，就是從權威背書轉向了“人傳人”營銷。比如，現在沒有哪個準媽媽會輕易相信專家的建議和背書，一定是從懷孕開始就不停地“做攻略”，而且一定會尋找“氣味相投”的人群。因為相似的需求、熟悉的生活場景下傳遞出的信息更能讓用戶產生“安全感”。

其實，交易的本質就是信任。只不過在不同的時代，構建信任的方式不同而已。農業社會是物物交換，要通過鄰里街坊的口碑相傳來構建信任。到了工業時代，商品大規模生產和銷售，口碑相傳的效率太低，品牌開始通過大型百貨商場，通過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來提高認知度，構建信任。

而今天，隨著數字平臺的滲透，一個龐大到可以突破地域和時間限制的線上社區逐漸形成，這使得最古老的“社區口碑相傳”變得極其高效和精準。從這個意義上說，種草，本質上就是回到最古老的交易形態，只是用了現代化的技術和手段，去實現最古老也最根本的信任構建方式。

這種變化在各大平臺上都有體現，但方式不太一樣。比如淘寶和抖音是“達人種草”模式，利用KOL（關鍵意見領袖）的影響力進行營銷。而小紅書的生態更接近我們說的，用口碑相傳的方式實現信任構建。小紅書更像是一個“原生種草社區”，由個體偏好和興趣驅動的“自主社區”的氛圍更濃。

在這里，用戶很少無意識地刷視頻消磨時間，而是有目的地搜索內容，尤其是和生活場景相關的實用信息。“遇事不決小紅書”這句流行語，反映了用戶把它當作一個可信賴的生活顧問。更重要的是，社區里承載的不是簡單的消費決策，而是消費決策的前置信息——人們在這里分享生活體驗、制作攻略、表達感受，通過高頻互動形成信任。這些都不是冷冰冰的交易數據，而是活生生的人和生活場景，讓需求的激發更精準、更高效，也更以人為本。

更深層次地看，“種草經濟”的興起，其實反映了中國人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變化，這是“種草經濟”出現的社會土壤。

什么意思呢？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有過兩次重要的判斷：1981年提出要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到了2017年，這個判斷變成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從“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短短四字之差背后，對應著中國經濟結構從重制造到重服務的方向轉變，從“發展就是硬道理”到“高質量發展” 的思路轉變，也對應著我們之前說到的，消費從物質價值觀到后物質價值觀的轉變。

“物質文化需要”更多地體現為大的共識，比如吃飽穿暖、有房有車、接受教育。但“美好生活需要”不一樣：雖然我們都有車，但你喜歡寶馬，我喜歡蔚來；你打卡山川大河才覺得美好，我宅家逗貓也覺得溫馨。

這在商業中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以前那種集體上行的大規模、大平臺、大品類、大賽道的商業環境正在隱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精細、更走心、更小而美的商業生態。

用消費觀察家曹虎博士的話說，現在中國消費者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就是“需要下海的捕鯨時代已經過去，剛剛開始進入在海邊的拾貝時代”。這里的“貝”，就來自人們各自心目中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曹虎博士說的，這是“消費者覺醒”的時代——商品不僅是“消費”，更是人們追求生活方式的載體和工具。

所以我們看到，近幾年雖然整體消費市場不景氣，但品質化、個性化的消費需求反而在增長。從收入層面看，中國已經有29個城市、共2.3億人口的人均GDP超過20000美元，這部分人往往對標日韓同等收入水平的消費理念，追求有審美調性的生活。此外，還有數億生活在低線城市，收入稍低但消費理念并不低的年輕世代，他們也愿意圍觀和欣賞美好生活——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只要心向往之，就會有潛在的需求被激發。支撐未來產品和品牌的，不僅是功能的滿足，還是復雜深刻的情感共鳴，是價值認同，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和認同。在普通人平凡的生活細節里，找到向往，激發需求，是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還能做，也有能力做好的事情。

出海

說完了“向往”，我要給出的第三個關鍵詞是“出海”。

提到出海，很多人覺得這是個大詞兒，是大企業的事情。但實際上，出海是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可以說跟每個人都相關：你認識做出口的嗎？知道SHEIN，速賣通嗎？這是產品出海。你身邊有朋友通過基金平臺投資納斯達克指數ETF嗎？這是資金出海。公司派你或者同事去海外工作過嗎？這叫人力出海。你玩過《黑神話：悟空》嗎？這叫文化出海。

可以這么說，出海就是中國的“物”“錢”“人”走出國境，尋找全球市場，拓展新的生存空間的歷程。具體來說，它可以分成八種模式：

產品出海，就是把貨物出口到海外市場；服務出海，是在海外設立服務網絡；IP出海，就是輸出文化IP和專利；產能出海，指的是海外建廠，轉移產能；資本出海，就是企業收購海外企業；資金出海，是投資境外證券市場；人力出海，指到海外創業或就業；還有模式出海，就是把國內的運營模式復制到海外。我把這8種模式的詳細解釋和例子放在文稿里，感興趣的同學可以做更詳細的了解。

從近10年來看，中國企業的出海模式正在發生重要轉變。一方面，傳統的產品出海增長放緩，逼近天花板；另一方面，產能出海、資本出海、服務出海的勢頭更猛，特別是IP出海（包括知識產權和文化娛樂服務），增速高達20%以上。

這個轉變其實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物的維度，我們從出口農產品，到加工貿易，再到自主品牌；錢的維度，從早期海外并購為主到近幾年綠地投資（產能出海）越來越多；人的維度，從勞務輸出，到技術人員派遣，再到全球化創業。這是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縮影。

那么，為什么這兩年出海這個話題會突然變得尤其迫切呢？

我今年看上市公司數據的時候，才發現什么叫“春江水暖鴨先知”——2021年開始，A股上市公司境外收入增速已經大大超過境內收入增長。比如說工程機械行業，2022年境內收入同比下跌20%左右，但境外收入增速卻高達60%。

換句話說，企業已經在用外需來補內需不足。這就是為什么過去幾年中國出口特別強：2021—2023年，出口金額年化增長9%。

但事情總是一體兩面：出口強是好事，但出口太強，有時候也是麻煩，因為會被指責所謂沖擊其他國家相關產業，引發貿易摩擦甚至政治沖突。

這些摩擦、沖突的背后，體現的其實是所謂的“薩繆爾森陷阱”。

什么是“薩繆爾森陷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在2004年提出：如果中國停留在相對低端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那對美國是有利的；但如果中國在美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上取得進步，美國就會受到損害。趕超者的經濟規模越大，美國的損失就越大。

而現在，隨著中國在高端產業的實力越來越強，開始觸及歐美的比較優勢，這個理論正在成為現實。舉個例子：2002年，全球光伏產業主要還是歐美日企業主導，中國企業只占1%的份額。20年過去，今天是什么比例？中國占全球90%的產能，50%以上的出口份額。這對很多歐美日企業意味著什么？破產清盤。2023年，全美就有100多家光伏企業破產。2024年，像SunPower這樣的頭部企業也都停業了。

再比如說新能源車，2023年全球每四輛出口的新能源車中，就有一輛來自中國。2024年8月，比亞迪已經是全球市場占有率最高的新能源車企業。這對歐美國家的汽車工業造成了巨大壓力，以至于福特汽車CEO公開呼喊：“別管華為、Tiktok了，先救救美國汽車工業。”

那么問題來了：在相互依存、相互競爭的情況下，怎樣做才能既保護中國和中國企業的根本利益，同時又回應歐美國家對于貿易失衡的關切？

歷史可能會給我們一些啟示。1987年，美國國會議員們在白宮前砸毀了一臺東芝收音機。為什么？因為當時日本汽車、電子等高科技行業發展太快，大量向美國出口，引起了美國的強烈反彈。后來日本是怎么應對的？從產品出口轉向產能出海。

比如豐田，開始在美國投資建廠，擴大本地生產，推出適合美國市場的新車型。通過這些措施，豐田在美國的銷量不降反增：從1988年到2007年，從90萬輛上漲到262萬輛。更重要的是，日本企業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海外生存空間，維持了高速增長。從80年代到今天，豐田汽車的海外銷量、營收和利潤分別漲了4倍、25倍以及2437倍。

而中國的光伏產業，近些年其實也是在通過產能出海這個路徑來求生。2011年開始，歐美對中國光伏產品發起“雙反調查”，大幅提高關稅，導致中國光伏產業遭受重創。2012年，龍頭企業晶澳科技凈資產收益率同比下降36%，全球最大的光伏企業尚德電力更是在2013年破產重整。

但中國企業快速調整戰略。隆基綠能、晶科能源、天合光能等20多家企業開始在東南亞布局產能，繞道出口到美國。這個策略非常成功：到2023年年底，美國進口的光伏電池組件80%來自東南亞，而東南亞80%以上的產能來自中國企業。所以當2024年美國宣布對中國光伏產品加征50%關稅時，中國企業已經“無動于衷”。

當然，博弈仍在繼續。美國開始對東南亞進口產品發起調查，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必須探索更多元化的出海路徑，甚至考慮直接在美國建廠。

光伏只是大國博弈中的一個小側面，未來十年，像新能源車、半導體、機械設備這幾個行業都需要面對不斷惡化的全球貿易環境。所以中國廠商也需要不斷快速反應，推進從產品出海到產能出海的轉變，實現互利互惠，在拉動海外當地經濟的同時，優化自己的資產負債表，最終增強自己的全球競爭力。

最后，我們再來說說，當下中國企業出海有什么優勢呢？我認為最關鍵的是中國的兩個能力：超級供應鏈和數字能力。

先說超級供應鏈。我們看國際快時尚電商平臺SHEIN，每年出貨10億件，從顧客下單到收貨只需要7—15天。這樣龐大的訂單量會瞬間分散到珠三角的成千上萬家工廠。這些工廠經過數字化改造，反應速度大大加快，庫存水平可以從傳統服裝品牌的40%—50%降低至個位數。SHEIN供應鏈就是“中國超級供應鏈”的一個縮影。不只是規模大，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強大的“連接力”，就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產業鏈上下游緊密協作，一有市場需求馬上就能響應。

再說數字能力。這個可能有點抽象，我給你舉個例子：現在一個人沒有海外運營經驗，沒有海外渠道，資金也不雄厚，甚至英語都不太懂，能出海嗎？在數字化時代，真的可以。比如TEMU的全托管模式，你只需要把商品送到國內倉庫，后續的定價、營銷推廣、客戶服務、跨境物流等環節都由平臺完成。這背后就是中國強大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人力資本的支撐。

有了這兩大能力，我們就看到了很多新物種，比如“無國界企業”。什么叫無國界企業？比如，河南鄭州有個叫“致歐家具”的企業，國內沒什么名氣，但它是亞馬遜家具品類的第一名，年銷售超過60億元。它的產品100%銷往歐美，營銷全部在海外主流社交平臺，用本地人做本地內容，物流倉儲也是完全國際化的。

這就是無國界企業，也是近20年出現的企業新物種。中國已經有不少無國界企業。它們的共同特征是：年輕，成立幾年內就實現國際收入大幅增加。和傳統企業先本土后國際化的路徑不同，這些企業經常是國內還寂寂無名，國際市場已經極其亮眼。

為什么它們能做到這些？

兩個原因：供應鏈發達，數字化程度高，能采取輕更靈活的組織方式完成大規模的協作。

你看，這不就是我們前面說的，中國的兩大能力嗎？換句話說，在那些全球市場規模足夠大，中國供應鏈也有比較優勢的領域，還有機會將全球市場當作競技場，長出無國界企業。

我們研究發現，要成為成功的無國界企業，需要具備四個特征：充分利用數字基礎設施，盡量扎根于國內某個產業供應鏈，聚焦某個有溢價的細分市場，組建國際化的團隊。

除了“無國界企業”外，其實很多消費品牌出海的機會也非常好。

為什么？一是涉及地緣政治摩擦的概率相對比較低；二是中國供應鏈優勢大；三是數字營銷模式容易復制到海外——所以，基于中國超級供應鏈，打造全球消費品牌，有可能是個機會。

另外，目前的出海生態，并不是僅僅能看到“龍飛鳳舞”，而是可以“龍與螻蟻，各自風光”。意思是說，即使是個人或者很小的團隊，其實也可以在這種出海生態中找到自己位置，比如賣專業技能服務、技術支持、物流服務、支付服務、法律服務、資金服務、本地化服務，等等。一個古老的故事，說美國淘金熱中，最賺錢的是賣鏟子的。邏輯其實一致。

還是那句話：游戲規則變了，要么退出游戲，要么弄清楚新游戲規則，重新上路。

超級供應鏈優勢加上數字能力，其實正在重塑中國企業的全球化路徑。這條路注定不會平坦，但對于那些準備充分、有遠見和耐心的企業和個人來說，機會也永遠存在。

結語

2024—2025年，錢從哪里來？今天我給出的三個關鍵詞是，敘事、向往、出海。它們正在改變著人們的增長預期，改變著投資、消費和營銷的方式，也改變著企業的戰略和方向——每個“大詞”背后，都是天量資金的潮起潮落。

畢竟，金錢永不眠。

還記得2020年和2023年初，在《錢從哪里來》系列的1和4的序言中，我跟你說，“不要走在我后面，因為我可能不會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為我可能不會跟隨；請走在我的身邊，做我的朋友。”

第六年，我仍然抱著這樣的期望——

走在我身邊，我們始終同行，共享同一個故事，同寫一個故事。

悲喜與共。

xiang sh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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