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八一三”以后，戰火在中國南北同時蔓延開來。8月15日，日本以第三師團和第十一師團主力為基干的一個軍派往上海，再加上一些特種部隊，組成上海派遣軍，以松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

8月底，繼第五、第六、第十3個師團之后，又派遣第十六、第一○八、第一○九3個師團到華北，原定開赴大連的第十四師團也改為直接運到天津，日本參謀本部將這些部隊連同7月間由朝鮮來華的第二十師團以及中國駐屯混成旅團、臨時航空兵團編組為華北方面軍，以寺內壽一大將為司令官，并以其中的第六、第十四、第二十師團為基干組成第一軍（香月清司任司令官），以第十、第十六、第一○八師團為基干組成第二軍（西尾壽造中將任司令官)。日本企圖速戰速勝，首先在華北給中國以“徹底打擊”。

1、華北和華中戰場的攻勢

8月12日、13日，日軍第五師團和關東軍第十一混成旅團向北平西北的南口地區發動猛攻，同時關東軍第一、第二、第十五獨立混成旅團越過熱察邊界，向察省發起攻擊。南口的中國軍隊利用山區地形，且戰且退，打得十分頑強，日軍每前進一步都付出重大代價。23日，日軍突破長城線，9月初進入察南宣化一帶；另一支日軍也于8月底攻陷張家口。

日本華北方面軍于10月18日基本上占領了河北省。

11月又陷河南安陽，第二軍的另一個師團于10月上旬占領山東省西北重鎮德州后停止前進。

9月上旬，察南日軍分兩路向山西省東北部發動進攻。25日，其第五師團二十旅團的預備隊1000余人和輜重隊在平型關附近遭到八路軍一一五師的包圍伏擊而全軍覆滅，汽車、槍炮、彈藥盡為八路軍繳獲。

9月底日軍突破內長城一線，在付出了慘重代價后于11月9日侵占太原。

太原淪陷前，攻占大同的日軍曾派遣部分兵力沿平綏線西進，于10月17日占領包頭。這樣，到11月上旬，日軍便侵占了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以及山東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華北和內蒙地區的占領。

上海方面，日本在開始時視為次戰場，兵力遠少于華北。

在此期間，日本于8月25日宣布封鎖上海至汕頭的海岸線；9月5日進而宣布封鎖中國全部海岸線。

中國軍隊在上海利用碉堡工事進行阻擊，給敵軍以大量殺傷。第三師團的登陸部隊未下船便遭到打擊，該師團飯田支隊上岸不久，支隊長就被擊斃。第十一師團的天谷支隊3400人9月1日登陸，10天以后僅余900人。在進攻上海的作戰中，第三師團、第十師團原有兵力幾乎全部死傷，部隊編制由替補人員維持下去。日本在上海出師不利，不得不一再增兵。9月7日，軍部下令將在臺灣的守備隊編成一個支隊馳援上海。

11日，增派日本國內第九、第十三、第一○一師團和幾支炮兵部隊、空軍部隊到上海。10月中旬，又從華北調來兩大隊重炮兵、一大隊坦克、三大隊輕裝甲車。20日，參謀本部下達杭州灣登陸的作戰命令，從華北戰場調來第六師團和第五師團的一部，從中國東北調來第一一四師團，組成第十軍，準備與海軍配合，登陸杭州灣北岸，威脅上海中國軍以的后翼；同時將華北日軍第十六師團南調，加強上海派遣軍。這樣，日本用于上海地區的兵力達到兩個軍、9個師團，上海地區成為主戰場。

10月間，不斷得到增援的日本上海派遣軍憑借其裝備、技術上的優勢，開始逐步推進。11月5日，日第十軍在杭州灣北岸的金山衛附近登陸，形成包抄上海中國軍隊的態勢。11月8日，上海派遣軍突破蘇州河南方中國軍隊陣地，中國軍隊受令轉移。12日，日軍占領上海。

日本雖然占領了上海和華北大部地區，但并未能迫使中國屈服。此時日本已大幅度修改了對華作戰計劃，在華中的目標已不限于上海及其周圍地區。

11月7日，參謀本部將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編為華中方面軍，占領上海后即向太湖方向進攻，11月19日到達常熱、蘇州、嘉興一線，矛頭指向中國首都南京。

2、英美的姑息縱容

隨著侵華戰爭的一步步擴大，日本統治集團將國內政治、經濟、軍事體制作了相應的調整。10月15日，日本決定采取臨時內閣參議官制，任命了若干軍界、政界、財界的頭面人物為內閣參議，參與籌劃侵華戰爭。25日，公布實行企劃院官制，將原有企劃廳和資源局合并為企劃院，負責制訂和執行戰爭總動員計劃，調整統一各部門的事務，以便調動和擴充所謂“總合國力”來支持侵略戰爭。為了協調陸軍和海軍的行動，11月20日成立大本營；同時為加強軍部與政府的聯系，協調戰略和政略，創立了政府、大本營聯席會議的制度。

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在國際上引起不同的反應。

英國在華北、特別是在上海地區有重大的利益，日本大動干戈，對那些利益造成損害，英國當然不滿；它繼續對中國政府提供經濟援助，并供應武器裝備，然而并不準備采取進一步的行動來干涉日本的侵略行動。

美國在華利益也因戰爭而蒙受損失，它也不贊成戰爭，7月16日、8月23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兩次發表呼吁和平的聲明，但都未遣責日本。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演說，不指名地譴責了日本的侵略行動，呼吁要像隔離瘟疫患者一樣，對侵略國家加以隔離。由于美國孤立主義勢力強大，這個演說引起一陣抗議的聲浪。其實美國并沒有采取任何具體措施來遏制侵略，相反，它對日輸出的石油、廢鋼鐵等戰略物資有增無減，實際上幫助了侵略。

在戰爭爆發后大力支援中國的只有蘇聯。日本統治者一貫標榜反蘇反共，1936年11月25日同德國簽訂共同防共協定，使蘇聯從東西兩個方向都感到威脅。中國抗日有助于減輕日本對蘇聯的壓力，在這方面中蘇利益一致，“八一三”后一個星期，兩國簽訂《不侵犯條約》，蘇聯開始向中國源源不斷地輸送飛機、大炮，派遣軍事人員，有力地支援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

英美等西方列強對日本的姑息縱容，使得當時處理中日沖突的國際會議毫無成果。

8月30日，中國政府照會國際聯盟，陳述日本蓄意侵略的事實。9月10日，國聯理事會常會開幕，中國代表顧維鈞在會上揭露日本的戰爭罪行，并于12日正式提出申訴書，要求國聯按照盟約的有關規定，采取必要措施。當時在國聯占主導地位的是英法，而英法外長早在8月間就已分別告訴中國駐倫敦和巴黎的大使，不能指望向國聯申訴會有什么具體效果。事實也是這樣。9月16日國聯理事會決定將中國的申訴書交付中日問題咨詢委員會處理。

該委員會從9月21日起經過數次討論，向國聯大會提出兩個報告，其主要內容為認定日本的行動違反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建議以國聯名義邀請國聯成員中的九國公約簽字國以及在遠東有重要利益的國家共同開會討論恢復亞洲和平的辦法。國聯大會于10月6日通過了這兩個報告，將問題推給了九國公約會議。

九國公約會議于11月3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日本、德國都拒絕參加，意大利則充當了日本的代言人。英美等國態度曖昧，互相推諉，不愿開罪于日本；蘇聯代表團建議采取集體行動制裁侵略者，以后中國代表建議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都未得到它們的響應。會議經過三周的討論，于24日無限期休會，除通過一紙宣言、重申九國公約原則、要求停止戰爭行動外，沒有任何實際結果。

在會議期間，意大利于11月6日加入德日防共協定，三國軸心侵略集團正式成立，日本對華侵略更加猖獗。會議開始時上海的戰爭正進入尾聲，會議結束時日本進攻南京已如箭在弦。

3、南京浩劫

11月19日，中國國防最高會議決定將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次日，國民政府宣布遷移重慶辦公，軍事委員會留守南京和武漢。

26日，國民政府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頒布首都保衛戰斗序列，11月24日，日軍在太湖南北兩側地區發動新攻勢，12月1日，大本營陸軍部和海軍部命令華中方面軍與海軍配合攻占南京。第十軍從3日起投入行動，一部分進攻蕪湖，企圖沿長江而下，拊南京之背，主力則經溧水向南京進發。

上海派遣軍主力奪取鎮江后向南京進攻，一部分經鎮江渡長江北上，試圖切斷津浦鐵路及江北大運河與南京的聯系。中國軍隊主力已經西撤，留守南京的約10萬人，他們與裝備精良、海陸空協調作戰的日軍進行了最后的搏斗，除少數人突圍外，大部分都陣亡或者被俘后被日軍殺害了。

日軍于12月13日占領南京，日本侵略軍入南京后，進行了長時間、大規模、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燒、殺、淫、掠。

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持續了一個多月，這成為“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而侵略軍頭目們卻把這種殘暴屠城情狀攝成電影及照片來表彰戰績！當中國首都幾十萬人正在那座人間地獄中受侮辱、受蹂躪、受殺害時，日本首都東京正在組織幾十萬人的大游行，慶祝占領南京！

日軍進攻南京是松井石根大將指揮的，南京大屠殺最兇殘的是谷壽夫中將的第六師團及中島今朝吾中將的第十六師團。

這些屠殺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侵略軍當局所規定的“不留俘虜”方針的產物。

南京淪陷后，日軍渡江北進，陷揚州等地；又沿津浦路入安徽，進入淮河南岸。在浙江，12月25日日軍占領杭州。

在山東，12月23日華北方面軍第二軍偷渡黃河，26日占濟南；然后一面南犯，陷泰安、濟寧等地，一面沿膠濟鐵路東進，指向青島。同時日本海軍也出動，并搶在前面，于1938年1月10日占領青島。至此，日軍在山東推進到濟寧、蒙陰、青島之線。

4、陶德曼調停

日本在擴大軍事進攻的同時，又對國民政府進行了誘降活動。早在8月上旬，日本政府就派曾任駐沈陽、上海總領事，與國民黨政界、財界及幫會都有廣泛聯系的船津辰一郎到上海，與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進行密談。

10月1日，日本政府通過了一個所謂《處理中國事變要綱》。

《要綱》規定：

“外交措施的目標在于迅速促使中國重新考慮，將中國誘導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對于中國與第三國，進行及時的談判與工作，在結束事變方面，使中國取消抗日政策與容共政策，不拘泥于過去的情況，為調整邦交而進行劃時代的外交談判”。

它選擇德國作為媒介。

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向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表示，日本隨時準備同中國直接談判，如果有一個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如德國或意大利能勸說南京政府尋求解決的辦法，日本是歡迎的。而德國為同時保持在中國以及在日本的利益，為使日本從對華戰爭中脫身以加強對蘇聯的壓力，也希望中日戰爭停止。11月2日，廣田弘毅將日本的條件告訴狄克遜；第二天，德國外交部指示其駐華大陶德曼將日本的條件轉告中國。5日，陶德曼面告蔣介石。

這些條件是：

一、內蒙古自治，一切體制類似外蒙古；二、華北非武裝區擴大至平津鐵路以南，華北行政權仍屬中國中央政府，但希望委派一個親日的首長；三、擴大上海的停戰區，由國際瞥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五、共同防共；六、降低日本貨的進口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

蔣當即向陶德曼表示：

假如日本無意恢復“七·七”事變前的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國民政府如果接受這些條件，將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倒，中國會發生革命；日本如繼續作戰，中國也不會放下武器；如果國民政府傾倒了，共產黨將在中國得勢。

11月下旬，日本又一次請德國斡旋和談，并表示原來的條件不變。于是陶德曼于11月28日、29日在漢口先后會晤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和外交部長王寵惠，重申日本的議和條件。12月1日，德國外交部長牛拉特通過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勸告國民政府考慮日本的建議，盡快與日本談判。

12月2日，陶德曼在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徐謨陪同下，到達南京會見蔣介石。當時布魯塞爾會議已經毫無結果地收場了，日本軍隊正向南京逼近，形勢對中國很不利。蔣介石在會見陶德曼之前召集高級將領討論對日本談判的事，決定有條件地接受德國的調停。蔣與陶德曼會談時表示愿意在維持華北主權和行政權的前提下，以日本的條件為基礎進行談判，并請求德國在和談的全過程中充當調停者。

根據這個情況，德國外交部認為促成中日和談的時機已經成熟，于是將11月2日到12月2日之間日本和國民政府對德國使節表示的立場制成備忘錄，首先電令狄克遜送交日本政府，并預定在得到日方愿以此為基礎進行直接談判的承諾后，再送交中國政府。狄克遜于7日將備忘錄面交廣田弘毅。廣田表示要征求陸海軍方面的意見，并暗示可能提出新的條件。

幾天后，日軍占領南京，日本侵略氣焰更加囂張21日內閣決定“關于日華和平談判致德國駐日大使復文”，規定向中國逼降的四項基本條件：

（一）中國放棄“容共抗日滿政策”，并與“日滿兩國的防共政策”協作；（二）在所需地區設置非武裝地帶，并在各該地方設立特殊機構；（三）“日滿支（華）三國間締結密切的經濟協定”；（四）中國向日本給予所需之賠償。

復文中說：

“如中國方面能以此為講和之原則在總體上予以承認，并前來向帝國政府表示乞和態度，則帝國可予以接談，并有開始日華直接交涉之準備”；“如對上述原則不予承諾，則十分遺憾，帝國將不得不以與過去完全不同之新觀點處理事變。”態度強橫，無以復加。

12月23日，日本將上述復文送交狄克遜，并指出中國應在本年內作出答復。26日，陶德曼將日本逼和的四項條件交給孔祥熙。國民政府詢問四項基本條件的具體內容；日本外務省雖就此向狄克遜做了補充說明，但不讓德國正式轉告中國，只同意推遲中國答復的時間，從1937年底推遲到1938年1月5日、10日、直至15日。

日本政府在決定逼降的四項基本條件時，已制定了極為苛刻的“日支（華）作媾和交涉條件細目”，內容九條：

一，中國正式承認“滿洲國”；二，中國放棄排日及反滿政策；三，在華北和內蒙劃定非武裝地帶；四，華北在中國主權之下，設置適于實現日滿華三國共存共榮的機構，并賦予廣泛的權限，尤著重于日滿華經濟合作之實效；五、在內蒙設立與當時外蒙“國際地位”相同的“防共自治政府”；六、中國確立防共政策，以與日滿兩國防共政策之推行及實現相協作；七，在華中日軍占領區設立非武裝地帶，在大上海市地區由日華合力維持治安及經濟發展；八、日滿華三國在資源開發、關稅、貿易、航空，交通、通訊等方面簽訂必要的協定；九、中國向日本給予所需之賠償。

日本就此向狄克遜做了說明，但只同意他作為個人“印象”向中國透露；據此，狄克遜以很含糊的方式通過陶德曼轉達給了中國政府。

5、日本誘降的圖謀

這期間，1月11日的御前會議上決定了《中國事變處理根本方針》，規定：如果中國中央政府不來求和，那就設法“使之毀滅”，而“扶助建立新的中國政權。”

1月13日，國民政府外長王寵惠向陶德曼聲明，日本的四條范圍太廣泛，希望知道其性質和內容，“以便仔細研究，再作確切的決定”。新任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又面告陶德曼：國民政府絕不是采取搪塞態度，而是愿意與日本獲得“真正諒解”，希望日本就四條作補充說明。15日，日本要求中國政府答復的最后期限已到而未得到回答，它認為這表明中國無求和的誠意。

16日，廣田弘毅通知狄克遜，日本決定放棄由德國幫助進行的和談；同日，經裕仁親自批準，日本近衛政府發表聲明，宣稱“帝國政府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并將與之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

與此同時，日本撤回駐華大使，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也于20日離東京回國。這個聲明（一般稱作第一次近衛聲明）表明，日本在短期內解決侵華戰爭已不可能，它在繼續發動軍事進攻的同時，將要致力于分化中國的抗戰陣營，扶植投降派，制造偽政權，強化對中國的政治侵略。

日本1月16日聲明發表后，中日之間并未因此而完全斷絕聯系。2月，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奉派前往香港，他到那里不久，就與他的舊相識、日本駐香港特務、滿鐵前駐南京辦事處處長西義顯等取得聯系，高宗武又通過西義顯的安排，派其僚屬第一科（日本科）科長董道寧去日本，董去日本受到參謀次長多田駿、參謀本部謀略課課長陸軍大佐影佐禎昭、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等人的接見。4月初高宗武從香港返回，蔣介石得日本參謀本部“有和平的意向”之后，要高再去香港，轉告日本人，說他“決不是絕對反對和平，但不能做到反共以后再謀求和平。只要能夠停戰，必然進行反共”。

關于條件，他表示，“東北與內蒙問題，可留待他日說，惟河北省應即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的領土與主權之完整，日方應予尊重”。4月中旬，高宗武返回香港，向西義顯轉達了蔣的上述意見。

5月，近衛內閣改組，與蔣介石、張群等人有舊交、更注重誘降策略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其時，正值徐州會戰過后，華北日軍因黃河決堤不得西進，戰事處于膠著狀態，宇垣向近衛首相提出四條作為他就任外相的條件：

一、加強內閣統一；二、對華外交一元化；三、迅速決定和平方針；四、不拘泥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近衛同意這些建議。

宇垣一上臺，就重新擺出“和平”姿態，聲稱“中國方面有根本變化時，可能考慮和平問題”。國民政府對此迅速作出反應。5月底，張群首先致電祝賀宇垣上臺，并提出求和試探，表示汪精衛或他本人都可以出面同日本談判。宇垣顧慮張、汪的親日態度反于和談不利，建議行政院長孔祥熙出面，得到孔的響應。6月23日，孔祥熙密令其秘書喬輔三去香港，同日本總領事中村豐一進行會談。

1938年7月8日，日本五相會議確定了對國民政府誘降的具體方針，這就是：

“當中國現在的中央政府投降時，帝國將其作為一個政權，基于御前會議決定的方針，‘使其合并于新興中國中央政權之下’處理之”。誘降條件是四條：一，合并或參加建立新中央政府；二，與上述情況相配合，改變名稱或改組舊國民政府；三，放棄抗日容共政策，采用親日、滿與反共政策；四，蔣介石下野。”

日本政府隨即訓令中村向喬輔三提出上述四條及與陶德曼調停時日本提出的相仿的一些條件。

15日，喬回漢口。

孔祥熙與蔣介石密商后，喬于18日向中村提出蔣介石的方案：

一、中國政府積極實現對日親善，停止一切反日行動；希望日本也要為遠東持久和平，為改善中日關系而積極努力；二、通過簽訂中、日、“滿”三國條約間接承認“滿洲國”；三、承認內蒙自治；四、華北特區的劃定甚難，但中國承認日本可在平等互惠基礎上開發華北經濟；五、非武裝地區問題，待日本提出具體要求后解決；六、反共問題雖未充分討論，但終須清算與共產黨的關系，關于是否加入防共協定或締結特別協定問題須進一步研定；七、中國目前很窮，無力賠款。

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條件。但重慶政府參加建立或合并于新的中央政權及蔣介石，下野這些條件是蔣介石不能接受的。雙方僵持不下，談判陷于停頓。

1938年9月1日重慶政府撤回了談判代表，這時日本政府內部在誘降方針上產生分歧。軍方堅持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近衛首相在軍方壓力下對他以前答應宇垣的條件進行反悔。日本政府并正在策劃成立興亞院，興亞院一旦成立，勢必削弱外相權力，宇垣一成于是辭去外相職務。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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