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從來都是波譎云詭的。而在特殊時期之后，即便是已經解決了“四人幫”的問題，亦是難以免俗。

尤其是當歷史來到1978年之后，關于這一年后人最為熟知的當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場轉折性的大會中做出的改革開放決定。然而在這場大會的會前、會中乃至會后，又何嘗少了這般角逐。

1978年11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召開了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

而作為時任的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紀登奎彼時分管農業工作，他在會上作了文件起草說明。按照計劃，會議也主要討論和通過關于農業發展的兩個重要文件。

不過就在會議過半時，風向已經變化為對特殊時期的討論和政治問題的討論。紀登奎本人繼而也受到了指摘，最終更是幾次做出了檢查。

1980年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陳云更是要求紀登奎在內的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等四人主動辭職，避免影響黨的形象。

而再講述這件事情前，有必要大致了解一下紀登奎的革命經歷和大致情況。

紀登奎的老家是山西省武鄉縣。

在1937年，只有14歲的他參加革命，在抗戰期間擔任過地委抗聯分會的組織部長以及區黨委的民運部部長，參加了抗日敵后游擊戰爭。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他擔任了許昌地委副書記和宣傳部長等職務，領導土改和剿匪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他曾經在許昌軍分區當過政委，后來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當過廠長和河南省委秘書長職務。

從1968年開始，他的職務迅速提升，擔任了河南省委書記，九大被選為中央委員，之后進入政治局，1975年成為了國務院副總理。在1971年還擔任過北京軍區的第一政委，可以說是位高權重。而從這些任命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對他的信任重視。

而與“四人幫”之間，他也存在著明顯的矛盾。特殊時期結束后，紀登奎擁護華國峰，但在鄧之后也逐漸被邊緣化。

1978年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也遭到了直接沖擊。當時在會上，干部們不愿意討論農業問題，導致他沒辦法主持會議，緊接著陳云在會上提出要為劉少奇平反。對此，紀登奎堅決反對，眼看現場氣氛緊張，華國鋒趕緊出面從中周旋，主張支持對劉少奇的案子重新復查，但不宜馬上下結論，所以在會上沒有對劉少奇的問題做最后結論，但紀登奎的大麻煩開始了。

在之后幾天的會議中，參會人員開始對他進行批評。

萬里、呂正操、江一真、段君毅等領導人也紛紛對其指出錯誤，做出批評。坦白講，如此公開化點名矛盾可見一斑。紀登奎頂不住壓力，只好公開在會上作了檢討。

但檢討結束之后，鄧穎超再次提出了意見，說：“你的檢討很壞，避重就輕，你應該把10年來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風、立場上與‘四人幫’是什么關系說清楚，建議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說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還是政治局委員，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權位報復我們。”顯然這個措辭是十分嚴厲的，明白人都知道，這也絕不是檢討能解決的問題。

對于這些，紀登奎心里心知肚明，他顯然是不適合再留在中央了。于是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再次嚴肅的進行自我檢討，表示：“鑒于我所犯的錯誤，已不適宜目前我所負擔的工作。因此，我誠懇地請求中央批準我不再擔任常務副總理，不再分管政法、農業、工資改革等工作。”

不過他提出辭職后，不料鄧小平并沒有同意，鄧小平表示：“對中央的人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要批評，但不能動，有的中央委員，可以不履行職權，不參加會議活動，但不除名，不要給人印象是權力斗爭。”

而對于檢討不深刻的問題，鄧小平表示：“對那些大家有意見的人，過關算了。檢討沒有全過關的，我們過去也沒過關嘛！”

這番話其實是提醒其他干部，這件事應該降溫了。因此紀登奎被免去了北京軍區政委這一關鍵職務，但保留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位，不再參與決策工作。

到了1980年2月，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北京正式為劉少奇平反。會上陳云表示：“當前思想僵化，極左傾向依然在我們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比如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吳德4位同志，就是這樣的人，黨內外群眾和干部檢舉、控訴他們問題的信件，雪片似的寄到中紀委。他們繼續留在中央政治局，對黨的形象極為不利，我還是建議他們能主動辭去自己的職務。”

陳云公開講了這段話后，態度就已經很明顯了，紀登奎當場表態愿意辭職。

后來，中央有意安排他去國家體委工作，但他婉言謝絕了。1988年7月，紀登奎突發心臟病，因病逝世，享年6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