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八開工，按理說是就業的高峰期，想換工作的2024年年終獎領完了，趁著新年去找新工作正合適，想裁員的企業去年年底也裁個差不多了，不會年初復工就裁人。

但是，新年剛開工，離職的人卻越來越多了。

一項數據顯示，2025年春節后首周，主動離職率同比激增37%，其中35歲以下群體占比81%。

耐人尋味的是，連傳統“鐵飯碗”領域也出現波動：某國有銀行支行春節后10天內收到7份辭職信，清一色是入行3年內的年輕人。

為何剛開工，就業市場就如此不消停呢？

一、求生型離職：不是不想干，而是干不起

朋友的孩子離職面談時，給HR算了一筆賬，“月薪1萬2，通勤4小時，孩子托班費8000”。

本來日子就緊緊巴巴，誰想他所在的公司2025年竟然要推行“全員下沉”，要求高管帶頭降薪30%，但當地房租卻同比上漲了18%。

30%的降薪幅度超過他的承受范圍，只能選擇離職了。

這屆中年打工人的困境，早被經濟學家算得明明白白：當家庭剛性支出增速超過收入增速時，工作就從“生計”變成“負債”。

還有隱秘的壓迫來自“結構性降薪”。某電商平臺2024年財報顯示，其凈利潤增長67%，但員工平均時薪反而下降5.3%——秘密藏在“靈活用工”里：將正式工轉為外包，時薪從45元壓到28元；把8小時工作制拆成“4小時核心崗+4小時計件崗”，省下五險一金。

一些收入不高的人，算明白一筆賬，就毫不猶豫辭職了：發現送外賣時薪比寫代碼高，意識到熬夜做的PPT還不如妻子擺攤賣煎餅，新年剛開始就離職也就不奇怪了，誰不想多掙一點錢。

二、一些變態制度，讓剛過完年閑下來的人重新回到崗位不適應。

在某書上一個剛離職的年輕人抱怨，2025年一開工，公司新引進一套價值百萬的監控軟件，能精確統計員工每分鐘的鍵盤敲擊次數、廁所停留時間甚至表情波動頻率，人事部門根據這些數據來對員工進行績效考核。

用這么變態的制度來約束員工，讓一些任性慣了的年輕人，毫不猶豫選擇走人。

2024年某大廠被曝光的《效能提升方案》中，明確要求“將員工日均有效工時從6.8小時提升至7.5小時”——翻譯成大白話就是：把廁所時間從15分鐘壓縮到8分鐘，午休削掉12分鐘，下班后再“自愿”充電半小時。

當管理系統比血汗工廠更懂壓榨，打工人寧愿用體力換尊嚴。

三、就業觀念發生了變化

“父母說‘工作要踏實’，可他們那輩人踏實能分房，我踏實只能分到結節。”00后畢業生陳晨在離職信里寫道。

這代人正在重構職場邏輯：

67%的年輕人拒絕“彈性工作制”，因為彈性=24小時待命；

寧做抖音小主播賺3000，不當大廠螺絲釘拿1萬，前者“至少能說人話”；

一個剛剛離職的大學生說，自己畢業后干了5年了，他早就懂得“打工無法致富”，之所以選擇努力工作這5年，不是為了升職加薪，而是攢夠擺脫打工，積攢自行創業的資本。

他說自己之所以選擇在2025剛開始這個節點辭職，是因為春節期間剛確定好創業項目，比自己預想的要快。他說自己原本還想再去原單位干幾個月再離職。

總結

正如卡夫卡在《變形記》里寫的：“一切障礙都能摧毀我。”

但今天的打工人選擇反過來摧毀障礙——用離職，用副業，用自己想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