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母女之間的故事，不只圍繞著“隱身”的父親，還可以獨立于兩性、獨立于婚姻。它不承諾諒解，不標榜犧牲，只是允許獨立生命體以最本真的狀態相擁。」

“重組的家，失業的她，懷孕的媽，賢惠的叔，沒譜的爹，‘擦邊’的弟，操心的姥……”

《180天重啟計劃》是李漠都市三部曲中繼《我在他鄉挺好的》《裝腔啟示錄》后的親情篇，將“離經叛道”“一地雞毛”的母女關系帶到觀眾面前——

媽媽吳儷梅大學時未婚先孕，婚后因為感到“失去自我”果斷離婚，成了單親媽媽，48歲再婚，懷上二胎不管不顧地做高齡產婦。女兒顧云蘇在失業失戀后決定回家“啃老”，成了全職女兒和陪產護工。

（《180天重啟計劃》母女海報）

互聯網上關于女性角色如何做自己、如何逃離社會角色框架的討論非常全面、非常“鼓舞人心”，年輕的吳儷梅瀟灑直率，其“出走”被賦予先鋒色彩；但當她48歲時依然給母親女兒“添麻煩”，打破“中年母親是家庭穩定器”的潛規則時，觀眾很難再接受她的任性，甚至覺得Out Of Character（角色做出違背設定的行為）。

一部分觀眾認為吳儷梅“當媽媽當女兒都不合格”，#吳儷梅到底為什么非得生這個孩子#的話題甚至成為該劇“唯一負面輿論”。

（吳儷梅扮演者吳越回答觀眾問題）

吳儷梅兩次被生育推入人生轉折點，和女兒一起經歷職業斷崖、身份轉變。她的故事中，母女敘事發展出新的可能，打破了對“合格母親”的刻板想象。

一次次“任性”的選擇背后，外婆、母親、女兒之間一脈相承的底色讓女性彼此治愈。當跨越角色和代際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實踐仍面臨“完美女性”的虛浮幻想時，“做自己”本身就是勇敢的母性表達。

1

任性：暴力拆解“母職”，勇敢重塑自我

18歲的吳儷梅被懷孕推著奔向未知，48歲的她為了生育再次離開職場，生育是助推器，將吳儷梅的性格底色全然展示出來。

她曾大膽而張揚地追求喜歡的一切，穿著粉蓬蓬的婚紗站在深夜疾行的摩托上，不顧一切地奔向“嶄嶄新”的生活；也曾被貼上“不體面”“任性妄為”“不負責任”的標簽，朝流言蜚語潑水叫罵，對抗世俗對“好女孩”“好媽媽”的想象。

她用熱烈張揚的本能來拆解世俗對母親的規訓，也用最旗幟鮮明的反擊保護女兒不受外界的惡意。她的母性表達在于全然地勇敢地做想做的事，讓女兒看到自己作為女性的魄力和勇氣。

（AKA桃叨叨《李漠：這一次，我想拍三代女性的意識覺醒》）

她的任性哲學，是教會孩子如何痛快淋漓地潑出人生那杯滾水，是48歲還能為愛與被愛“犯糊涂”的勇氣，更是把“我得愛我自己”刻進DNA的生命本能——如果當下的自己不如意，便不顧一切地打碎重塑，“我當你的媽媽是一輩子的事情，但我當別人的妻子不一定，愛自己是一輩子的事，相愛不一定”。

暴力拆解角色、拆解處境，如果目前的境況讓自己不開心便果斷換個環境的“絕不內耗”，不僅僅是“任性”，更是重啟人生、及時糾錯的能力和天賦。而這并不應該被譴責，因為人的角色不止于母親，也不止于女性，行差踏錯才是人生常事，愛和寬容也應該屬于不完美的人。

（《180天重啟計劃》中，吳儷梅在學校為女兒鳴不平之后）

邵藝輝說：“我希望正面描繪無拘無束的女人，在故事里，我不希望她們受到懲罰。”

顧云蘇的選擇，印證了這種“自私”的救贖力量。吳儷梅嘗試過“飛起來”，嘗試過不顧一切奔向嶄嶄新的生活，所以顧云蘇才能在一模一樣的年紀，有丟下一切回到媽媽身邊的勇氣，有在酒桌上大喊“這份好，我偏偏不想要”的直率。

（《180天重啟計劃》中，吳儷梅和顧云蘇的“我不要”）

她將媽媽描述為“退路”，是因為吳儷梅的生命力讓她相信，再做一次小孩子，回到媽媽身邊，勇氣也會像小時候被媽媽牽起手時一樣回到身體里。

吳儷梅的“任性”是最高級的自愛——允許自己今天做殺伐果斷的大人，明天當撒潑耍賴的小孩，隨時推倒重來的能力和勇氣才是生生不息的能量。

（英劇《生命不息》）

2

倒置：跳出固有角色，用純粹的生命體驗相擁

吳儷梅足夠做自己，足夠瀟灑和不管不顧，足夠“獨立清醒大女主”，但仍成為觀眾指責的焦點。原因在于其身上背負的母親角色。

事實上，當下流行的“做自己”也有隱形的“社會時鐘”或者說“刻板印象”——蘇敏、劉小樣成為“女兒們”為“媽媽們”選擇的獨立榜樣。顧云蘇所代表的一類有自我覺醒意識的獨立女性，也理解不了一個48歲母親再受一遍生育之苦的“退行”戀愛腦行為，甚至大肆審判其“弱”“蠢”，吳儷梅則埋怨女兒“管得太多”。

（《180天重啟計劃》劇中，顧云蘇在劇本創作中吐槽吳儷梅）

日本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認為：“最能犀利看透母親‘看似合理實則矛盾’的是女兒，被這些矛盾所捉弄的也是女兒。”

現實中母親與女兒之間的對話，在真正面對面之前，會先經歷觀察和共情——女兒先觀察媽媽如何做女人，如何做妻子，如何工作，如何勞動，并以此為基礎想象自己的未來。

在這個過程中，年長同性在家庭和社會所承擔的職責便是對下一代精準的預言，所以當母親受困于家庭職責無法脫身時，年輕一代的女性的態度往往是不留情面的徹底批判。因為如果不徹底否定，仿佛就沒有出走的可能。

（簡單心理采訪陳英：《當一個母親決定「拋棄」她的女兒》）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母親的犧牲，女兒被賦予了母親無法獲得的生活。年輕一代的女性懂得出走的方法，看到發展的可能，便帶著愛與指責期待母親也獲得及時遲到但仍可能實現的自由。

這種擰巴的狀態，其實是兩代女性都在為傳統觀念買單，仍困在“角色”“身份”中并希望追求純粹和完美。就像《秋日奏鳴曲》中女兒用手扣住雙頰，朝媽媽的背影呢喃“情感、困惑和毀滅組合在一起，是多么可怕”。

母親將“忍耐”“奉獻”作為遺產交給女兒，女兒想用“優秀”“懂事”作為回報，而一旦無法滿足彼此，便在最親密的距離內互相折磨，從而形成代際創傷的閉環，“就像臍帶從未剪斷一樣”。

（電影《秋日奏鳴曲》）

劇情中顧云蘇陰差陽錯成為媽媽的陪產護工，照顧者與被照顧者、教導者與被教導者的界限變得模糊，這種角色倒置催生了驚人的平等，讓劇中角色和戲外觀眾反思，母親與女兒固有身份之外，或許存在更加本真的情感流動。

顧云蘇慢慢發現，社會對“體面成年女性”的定義（穩定工作、得體婚姻）與當年困住吳儷梅的“好妻子”模板并無二致。在這樣共享的困境中，女兒作為“母親的同盟和戰友”，繼承“意愿和理念”，高高在上的審判走向平等溫和的看見。即使熱淚一流，沒有諒解，也明白無力之處在于“困住我的曾經也困住你”。

（微博用戶@digit可人兒）

這種平等在代際鏈條中進一步延伸。外婆成為一面鏡子，照見三代女性一致的底色。原來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復著“逃離與回歸”的循環，那些被斥為“自私”“糊涂”的選擇，不過是女性在有限空間里爭奪生命主權的微小戰役。

比起相互審判彼此遠離，不妨重新以身份之外的新面貌再認識一次。

跳出母親和女兒的固有角色，放棄削足適履、自查自糾的審判，帶著彼此的生命經驗，帶著時間沉淀的智慧和未經磨礪的好奇，兩個女性之間的關系便有新的可能——它不承諾諒解，不標榜犧牲，只是允許獨立生命體以最本真的狀態相擁。

（三聯生活周刊《當阿爾茲海默癥和癌癥同時降臨在一對母女身上》）

3

重啟：以獨立書寫為臍帶的新生

28歲到48歲，吳儷梅兩次任性做自己，或許足夠理直氣壯，但仍會在被外界嘲諷時被虛榮和不甘折磨。而真正讓她放下心結感受到安定的，是兩段母女關系中，自己的媽媽和女兒在不同階段的誠實書寫。

180天相處中，吳儷梅看到女兒的小說，看到母親的日記，通過女兒的筆觸和媽媽的視角，第一次跳出“失敗母親”“失敗女兒”的審判框架，看見自己作為獨立個體的生命脈絡——她的叛逆、她的欲望、她寧可頭破血流也要掌控人生的倔強不屈，都在文字中獲得合法性。

（《180天重啟計劃》劇中，顧云蘇、吳儷梅、趙桂英寫自己的母親或女兒）

埃萊娜·費蘭特說，“對于女性來說，每一種愛的關系，無論是婚內的還是婚外的，都不僅僅基于一種原始的關系，也是重新經歷和母親的關系”。其著作譯者陳英也在采訪中說“女兒就是要從母親身上獲取所有的東西，包括她的缺點，要找到那個力量的源泉。”

如此這般相互映照、互為養料的幾代女性之間，曾經有臍帶相連，現在有紙筆作為紐帶。母親作為女兒的過去和未來同時存在，女性書寫母親，也是在書寫自己。

吳儷梅是《好東西》中王鐵梅所描述的那種“不苦難敘事”的單親媽媽，所以當顧云蘇拿起筆，傳遞的是“犯錯的勇氣”與“重啟的底氣”，是重心從沉重的家庭權力結構中解脫出的輕盈敘事，被溫柔放置在兩個天然親近、自然相連的女人身上。

（《180天重啟計劃》劇中，吳儷梅寫給顧云蘇的詩）

“老重復女性悲慘敘事，也不利于改善女性環境”，而女性掌握主動權的書寫可以改變很多，甚至改變女性的代際傳承。一對母女之間的故事，不只圍繞著“隱身”的父親，還可以獨立于兩性、獨立于婚姻，是同一性別的人在類似處境下的隔空對話和惺惺相惜。

《180天重啟計劃》沒有給出烏托邦式的解法，它坦誠地展現：所謂“重啟”，不是與過去徹底割裂的魔法，而是在破碎與重建的循環中，逐漸剝離社會強加的身份外殼，用自己的筆觸體驗人生。

她們同時擁有彼此和對彼此的書寫，并將筆和話筒始終握在自己手中，任性地做全新的夢。

（繪制《180天重啟計劃》片頭插畫的母女Dora和Doris）

（圖片來自網絡）

參考資料

[1] 簡單心理《當一個母親決定「拋棄」她的女兒》

[2] 三聯生活周刊《拍盡了母女，我不想再談母女關系了》

[3] 人物《邵藝輝 輕盈一躍》

[4] 三聯生活周刊《當阿爾茲海默癥和癌癥同時降臨在一對母女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