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剛經歷十年動蕩的合肥火車站迎來了一位特殊的乘客。61歲的萬里身著洗得發白的灰色中山裝，目光如炬地掃視著站臺上“農業學大寨”的褪色標語。這位曾在鐵道部創造整頓奇跡的“鐵腕部長”，此刻接到的卻是更艱巨的使命——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拯救這個中國最貧困的省份。

萬里

萬里上任的第一天，安徽的農業生產狀況就讓他大吃一驚：“全省28萬生產隊，三分之一連溫飽都達不到？”第二天一早，萬里帶著3個饅頭直奔金寨縣，當他在漏風的茅屋里撞見一名被凍得瑟瑟發抖的女孩時，當場解下了棉大衣給對方穿上。考察結束后，萬里感嘆道：“這是革命老區啊！我們欠百姓的債，該還了！”

1978年3月，中央要求各省的一把手赴山西昔陽縣學習“農業學大寨”，萬里卻稱病缺席，只派省委第三書記參會，他叮囑第三書記：“大寨這一套，我們不擁護，學不起，也不能公開反對。”此時的萬里心中已有盤算——與其學“人造梯田”，不如放手讓農民自救。

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8戶村民蜷縮在村民嚴立華家的土屋里，大家在村民嚴宏昌的提議下，決定分田單干。這18戶村民挨個在一張字據上按下紅手印，他們賭上的不僅是口糧，更是性命——分田單干，在當時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死罪！

小崗村村民立下的字據

小崗村的壯舉并非孤例，在安徽省肥西縣山南鎮，農民們因遭受大旱陷入絕境，區委書記湯茂林偷偷推行“借地三分”，被舉報為“單干風”；而小崗村則更進一步，直接“包干到戶”。

當小崗村的秘密傳到省委大院后，反對聲浪洶涌而至，有人痛斥“這是倒退”，還有人說“包產到戶就是復辟資本主義”……面對這些聲音，萬里猛拍桌子：“老百姓都要餓死了，還談什么主義？如果滑向資本主義，我來拉回來！但如果能多打糧食，就是好貓！”

不久以后，萬里親自來到鳳陽調研，面對鳳陽縣委對“包產到戶”的顧慮，他當場拍板：“就讓它干！不就一個生產隊嗎？翻不了天！”

萬里和群眾握手

1979年夏天，奇跡發生了：肥西縣山南鎮小井莊，在往年是糧食總產僅6萬斤的“老落后”，卻在當年產出10萬斤；小崗村的糧食總產更是從3萬斤躍至12萬斤，當村民們第一次向國家交公糧時，嚴宏昌捧著糧袋淚流滿面：“這輩子沒想過能吃飽飯！”

豐收的背后是制度的裂變，安徽的群眾給“包產到戶”編了一個順口溜：“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但豐收未能平息爭議，1979年3月，《人民日報》發文痛批“包產到戶”，文章認為“包產到戶”是倒退，會搞亂干部群眾的思想，給生產造成危害，還要求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到戶的地方，必須堅決糾正錯誤。

萬里看到這篇文章后非常生氣，他連夜組織反擊，向中央遞交一份上萬字的報告，報告用數據證明：“增產就是硬道理！”萬里還冒險將小崗村的經驗寫入省委文件，并允許“邊遠山區單門獨戶搞包產到戶”。

萬里

這場博弈終于驚動了鄧小平，1980年，他公開表態：“農村政策放寬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志怕，這不可怕。”鄧小平拍板以后，安徽的“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

不久以后，中共中央“75號文件”明確指出，在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地區，可以包產到戶，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是依存于社會主義經濟，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此時萬里正蹲在皖南的山坡，教農民嫁接板栗樹，他一邊干一邊說：“別光種糧，要搞商品農業！”

萬里的堅持，不僅改寫了中國農村的命運，更讓“要吃米，找萬里”的民謠傳遍神州。多年后回望，那18個紅手印與萬里的烏紗帽，共同構成了中國改革史上最驚心動魄的“對賭”。沒有書齋里的理論，只有餓怕了的農民與敢擔責的官員，用最樸素的生存智慧，撕開了計劃經濟的鐵幕。正如萬里所言：“什么是社會主義？讓人民吃飽飯，就是最大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和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