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時逢新中國建立即將五周年之際，全國上下一派歡歌笑語。這一天，河南內鄉縣赤眉區一劇社正在公演革命歌劇《劉胡蘭》，緬懷革命先烈。會場上，大家都被劉胡蘭的大無畏精神所感染，個個神色凝重，一些觀眾甚至流下了熱淚。然而，就在演到劉胡蘭被敵人鍘刀迫害的情節時，人群中卻傳來一句不屑的聲音：“哼，演得一點都不像。”

說這句話的人是一位教師模樣的中年男人，他說話時的聲音很小，但卻引起了在場的一位老工人的注意。他考慮到，劉胡蘭就義的地方在山西北部，而內鄉縣在河南南部，相隔上千里之遙，此人操一口本地口音，看著也不像山西人，他怎么會知道劉胡蘭被害時的場景和歌劇中不一樣？

要知道，當年親歷過劉胡蘭被迫害現場的人，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

• 被反動派脅迫觀看的山西文水縣當地群眾。
• 直接參與迫害劉胡蘭等烈士的反動派暴徒。

除此上述兩類人之外，幾乎沒有其他人親眼見過劉胡蘭被害。此人言行舉止，儼然一副內鄉本地人模樣，基本可以排除他是文水縣移民過來的老百姓，但通過他的這言論來看，他對劉胡蘭案的熟悉程度似乎又比歌劇導演還要熟悉，而且中間還帶有一絲不屑和輕蔑的成分。莫非……此人是當年參與迫害劉胡蘭等烈士的暴徒成員？

想到這里，老工人的心里不禁緊張了起來。等到歌劇結束之后，他悄悄跟在這位“教師”身后，記下他的居住地址，立即向公安機關報了案。通過與山西文水、聞喜縣開展聯合調查， 劉胡蘭案再次進入民警們的視野，這位“教師”的真實面目也隨之逐漸浮上了水面，原來他正是劉胡蘭案的在逃主謀朱永生，當年就是他向手下劊子手“大胡子”下達的處決劉胡蘭命令。

朱永生本是河南內鄉人，內鄉這地方與河南大部分地區不一樣。河南大部分縣市都是沃野千里，交通發達，而內鄉則截然相反。內鄉地處河南西南部，位于南陽盆地西北角，背靠伏牛山，全縣72%是山地，21%是丘陵，只有6.5%是平原。

沒有平原的地方，耕地自然稀缺，免不了的一件事兒就是貧困，河南歷來又是人口大省，所以遇到戰亂年代，內鄉地區人民經常需要面臨溫飽問題。朱永生出生在內鄉縣赤眉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而且出生時正值戰亂年代，所以他十幾歲的時候就被賣到山西當了壯丁，從事一些看家護院的體力活。不過，由于朱永生人還算勤快，而且頭腦靈活，善于察言觀色，而且練就了一生好槍法，很快就被聞喜縣一何姓地主相中。這個地主見朱永生有些本事，認為他將來必成大器，不僅雇他幫忙負責安保工作（也就是舊社會的打手），委以重任，而且還將自己的女兒何秀珍許配給他。

后來，在何姓地主的支持下，朱永生在聞喜縣當地拉幫結派，網羅盜賊、混混、煙鬼等不務正業之徒，成立了反動地方武裝，并投靠了閻錫山，成為其麾下三兵團的一個匪營長。出身窮苦家庭的朱永生，“發達”之后不僅沒有幫助窮人辦一點事，反而一心一意為地主老財謀取利益，在當地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劉胡蘭就是他親自下令殺害的。

迫害劉胡蘭

1947年1月12日，山西閻錫山反動派糾集朱永生等一眾人馬，成立所謂“奮斗復仇自衛隊”，荷槍實彈，在鄰縣文水縣云周西村制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流血慘案。他們利用石五則、韓拉吉等叛徒提供的信息，脅迫全村村民在村口集合，當眾抓捕了劉胡蘭、石三槐、石六兒、張樹山、張年成、石世輝、陳樹榮七名本村民兵、干部家屬和八路軍回鄉戰士。

反動派認為，要想在文水縣及其周邊地區推行政權，建立據點，必須要殺幾個人立威，震懾一下 當地的村民和游擊隊，令他們產生畏懼感，不敢搗亂，進而達到他們繼續奴役勞苦大眾的目的。

在宣讀了七人的“罪名”之后，反動派認為，劉胡蘭（虛17歲 實15歲）是該村干部，在群眾當中頗具影響力，必須要讓她反水“自白”，以挖出更多的當地共產黨的名單，破壞他們的組織，而且還可以借此事件大肆抹黑共產黨的形象。

然而，劉胡蘭的信仰何其堅定。面對威逼和利誘，劉胡蘭斬釘截鐵地告訴反動派：怕死就不當共產黨。你就是給我個金人，我也不自白！

劉胡蘭的頑強激怒了反動派，他們當著眾村民的面，在劉胡蘭的面前用鍘先后將石三槐、石六兒等六人鍘死，鍘死一個就問劉胡蘭一遍：“你怕不怕？你說出共產黨員來，就不殺你。”。大家可以想象，用這種極端殘忍的方式恐嚇一個15歲的小姑娘，這場面恐怕只有某些窮兇極惡的恐怖分子能做出來了吧？

反動派滅絕人性的舉動，沒有嚇倒劉胡蘭，卻激怒了在場群眾，他們試圖阻止反動派殺害劉胡蘭。面對越來越躁動的人群，反動派頭目命令兩側護村堰上的機槍手做好準備，叫囂著要“把村里的人全殺光”。

鑒于內戰中，國民黨大肆屠殺無辜群眾的事情經常發生，劉胡蘭厲聲喝止道：“不許傷害群眾！”

隨后，她甩了甩齊耳的短發，怒視群魔，質問道：“我咋個死法？”

劉胡蘭的舉動嚇壞了反動派，他們哪里想得明白一個人的信仰為何可以堅定到這種程度呢？負責行刑的“大胡子”絕望地瞪著血紅的眼珠，在朱永生的授意下，地叫道：“一——個——樣！”劉胡蘭望了望人群中純樸的父母和可愛的妹妹，腳踏著鮮血，緩緩走到血淋淋鍘刀前， 將頭枕在刀床上，從容就義，時年十五歲。

劉胡蘭犧牲不久，閻軍占領的文水縣被人民解放軍重新奪回。新華社隨軍記者李宏森在得知劉胡蘭等人的事跡后，大受感動，迅速開展突擊采訪，含淚寫完了首篇報道劉胡蘭等人英雄事跡的文章，讓劉胡蘭這一偉大的革命事跡得以完整保留下來。

同年3月26日，劉胡蘭的英雄事跡傳到了陜北，人們紛紛被劉胡蘭的革命氣節所感動。毛主席以非常沉重的心情（據說那一天整天他都悶悶不樂），在窯洞中揮筆寫下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八個大字。1948年，當第一部《劉胡蘭》歌劇在陜北放映時，一向不愛看電影的彭德懷更是老淚縱橫，一邊看一邊抹眼淚，其他觀眾更是早已哭成淚人；有個臺下戰士看到劉胡蘭被鍘刀殺害時，甚至直接將子彈上膛，要殺死扮演殺害劉胡蘭的“大胡子”……可以說，從劉胡蘭犧牲的那一刻起，她的英勇事跡就已經鼓舞了無數的人。

彭德懷和劉胡蘭繼母胡文秀談話

新中國成立以后，共和國的衛士們開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大追捕。這場大追捕不僅僅是為了給烈士復仇，更是為了還人間一個正義。

可是，由于劉胡蘭犧牲時正值解放戰爭初期，當時山西地區的形勢十分復雜，劉胡蘭的事跡僅僅只是憑借記者李宏森對當地群眾進行突擊采訪進行還原的。當地百姓受文化程度普遍較低， 對于縣城乃至鄰縣、省城過來的反動派暴徒自然是更加不認識了。對于當時參與迫害劉胡蘭的具體成員都有哪些？他們的關系是什么？這些問題基本都是在解放文水縣城之后，通過抓捕的嫌疑人供詞，才一步一步展開還原的，其過程十分艱難。

比如說，1947年2月2日，王震將軍麾下的三五九旅攻入文水縣城，“奮斗復仇自衛隊”隊長呂德芳在戰斗中化妝成一位商人，試圖逃跑，被我解放軍當場擊斃。其同樣參與過劉胡蘭慘案 的哥哥呂善卿在得知呂德芳被擊斃后，干脆將一切罪責都推向呂德芳，打算來個死無對證，后來經過多方指正，費了很大功夫才得以在人證物證俱全的情況下將其繩之以法。

對于呂善卿的取證和審判，尚且還沒有出文水縣城，就已經如此難辦了，那些逃出縣城甚至逃到其他省份的，想要追查、追責、定罪就更難了。

機緣巧合——主謀朱永生的暴露

1949年4月，隨著太原的徹底淪陷，反動派兵敗如山，山西省完全解放。新中國成立后，隱藏在太原的朱永生自感末日來臨，便帶著妻子何秀珍，趁亂悄悄潛回了河南老家，利用編造的虛假經歷，誆騙了兩間房屋和幾畝田，算是改頭換面了。

電影《劉胡蘭》劇照

朱永生早年在山西作惡時，曾遭遇槍擊，一只胳膊落有殘疾，為了瞞天過海，他編造謊言，稱自己是被國民黨軍隊槍擊受傷，一舉將本就是反動派的自己拉到了反動派的對立面，儼然一副被舊社會迫害的勞苦大眾模樣。1950年，全國興起掃除文盲熱潮，“洗白”了的朱永生憑借著三寸不爛之舌，以及識文斷字的本事，在當地建立了民辦夜校，當上了掃盲教師，妻子何秀珍甚至還當上了鄉婦聯主任和區青委委員。誰能相信，一個惡貫滿盈的人，就這樣改頭換面，開啟了新的生活，而且還活得有聲有色，他以前所犯的 那些罪行似乎已經與他無關了。

有道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再縝密的偽裝技術，也有露出破綻的一天。

回到河南老家幾年之后，朱永生漸漸覺得自己已經“蛻變”成功，可以徹底地平安無事了，舊事做得罪孽也永遠地一筆勾銷了。但他卻沒想到，他無意間說出的一句話，卻將這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偽裝撕了個粉碎。

1954年8月，歌劇《劉胡蘭》在內鄉赤眉區上演，和所有人一樣，朱永生也裝作尋常人模樣前往觀看。然而，由于此次播放的歌劇是1948年由戰斗劇社集體創作的首個版本，有很多 后來揭開的真相導演并不知道，所以劇中有一個十分明顯的錯誤：親手殺害劉胡蘭的劊子手“大胡子”是二連指導員張全寶，劇中卻演成了二連連長許得勝，而且許得勝也沒有大胡子。

這里不得不說一個題外話。當年張全寶還在潛逃時，在歌劇《劉胡蘭》中也曾看到過這一段。當時他欣喜若狂，以為自己真成了漏網之魚，索性刮掉了大胡子，打算隱瞞過去重新做人。不成想，沒高興幾天，就被當年參與過迫害劉胡蘭的同案犯王連成和傅永清的舉報而被捕。

劉胡蘭的胞妹（小劉胡蘭兩歲，據說二人長得很像）

張全寶落網之后，坦白了自己是大胡子的事實，以及殺害劉胡蘭的真相，后被公審正法，但歌劇《劉胡蘭》并未立刻修改這一錯誤之處。

1951年的朱永生遠在河南，在那個信息流通并不發達的年代，張全寶落網的事情他并不知曉。所以，當他后來在歌劇《劉胡蘭》中看到“大胡子”竟然是許得勝時，認為這是驢唇不對馬嘴，便忍不住小聲吐槽了一句：“哼，演得一點都不像。”不料卻因此露出了馬腳，遭群眾舉報。

河南公安接到舉報線索后，認為此事重大，便迅即展開調查。他們與聞喜、文水兩縣的相關人員進行了調查核實，公安機關通過朱永生岳父家的照片等線索，確定了這位河南“教師”為殺害劉胡蘭的主謀朱永生，隨即對其展開抓捕行動。

面對突如其來的逮捕證，朱永生嚇得噗通跪到了地上。經過公安機關的審訊，在確鑿的證據面前，朱永生自知在劫難逃，便向公安機關交代了自己在山西時所犯下的罪行。原來，朱永生出任國民黨地方武裝營長時，曾在山西文水、聞喜一帶殺人放火，為非作歹，除殺害劉胡蘭之外，還背負著謀殺農會主席等多條人命案，可謂血債累累。

1954年冬季，逍遙法外多年的惡魔朱永生被司法機關判處死刑，在山西文水縣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朱永生伏法之后，劉胡蘭案件的涉案嫌疑追蹤行動仍在繼續，所有參與殺害劉胡蘭的兇手均先后被抓獲，得到了應該有的懲罰。1959年，文水縣公安機關經過縝密調查，先后抓捕了當年出賣并參與殺害劉胡蘭等七烈士的叛徒石五則、張生兒、石喜玉三人。其中，石五則、石喜玉因被判和謀殺罪被判處死刑，張生兒則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至此，劉胡蘭等七烈士慘案的偵破處理工作全部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