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東林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三線建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建設成就和歷史事件之一。中國在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爆炸前后，經歷了與美國從策劃軍事摧毀中國核基地行動到對氫彈試驗進行核威懾阻止的較量。中央檔案館有一封周恩來1964年9月21日給毛澤東的特急請示信，美國和英國也披露了一批相關絕密檔案，這些檔案都反映了在當時一觸即發的戰爭危機和美國軟硬兼施的核恐嚇行動計劃下，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鎮定自若、運籌帷幄的斗智斗勇和遠見卓識。事實證明，三線建設的決策是必要的。

評價三線建設歷史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當時的國際形勢是否必須進行三線建設決策。三線建設決策之初，中央高層曾有不同的認識。三線建設結束之后，一些否定者認為，當時對戰爭威脅估計過于嚴重，是自己過敏。而肯定者認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三線建設是必要的，但是也拿不出確鑿的證據。因此，評價三線建設，研究中國檔案和國外檔案特別是美國檔案，是一個目前尚不充分的方向。本文試圖在這方面開啟一個窗口，提供一些資料借鑒。

周恩來給毛澤東的特急請示信

1964年9月16日、1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門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會議議程是討論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準備工作、預演總結、正式試驗時間及原子能事業當時發展及調整工業戰略布局問題。賀龍、李富春、羅瑞卿、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等15人參加。會議聽取了首次核試驗委員會主任張愛萍、副主任劉西堯關于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準備情況及劉杰關于原子武器近期發展問題和調整原子能工業戰略布局問題的匯報。會議決定就有關原子彈爆炸時間等問題向毛澤東請示。

9月21日，周恩來將羅瑞卿根據中央專門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意見寫的可以在10月進行正式試驗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轉交在外地的毛澤東并附信說明。羅瑞卿在9月20日的報告中說：核試驗的一切準備工作，已經就緒，可以在10月份進行正式試驗。究竟何時正式試驗，請中央早日決定。如果定在10月份試驗，需要在9月下旬定下來，以便進行準備。

周恩來的信全文是：

主席：

瑞卿同志送給主席的這個報告，想已閱及。

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于本月十六、十七兩日開了兩次會，討論了關于核爆炸及其有關問題，急需待主席回后，當面報告，以便中央早作決定，時間以不遲于二十四日為好。因為如決定今年爆炸，以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為最好，而事前準備時間至少需二十天；如決定明年四五月與空投航彈連續試炸，也需要在十月作過冬準備；如需從戰略上進行考慮，推遲爆炸，使之與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設和導彈及核彈頭生產相銜接，也需要有方針上的決定。

同時，瑞卿同志擬于明（二十二）日出外視察，國慶節前回來，如主席能于明日約談，可告他晚走一天；如明天分不出時間，他出去后，還有張愛萍、劉西堯、劉杰等同志可以報告。開會時，除常委外，還請約彭真、賀、陳三同志參加。

究如何，請告林克或徐業夫以電話告瑞卿和我。

周恩來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時

毛澤東當晚即作出批示：“已閱，擬即辦。”

這一封看似尋常的請示信背后，蘊含著驚心動魄的國際風云和戰爭威脅——美國計劃對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基地，進行摧毀打擊。

因此，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分析了嚴峻的國際形勢后，有人提出在1970年三線建設好第二個核基地以后再進行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襲擊；也有人認為早晚都有壓力，還是按原定10月爆炸。最后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和中央定奪。9月21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了這封特急信，介紹了羅瑞卿根據會議精神起草的請示報告，提出三種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四五月與空投航彈連續試炸”；三、“推遲爆炸”，到西南的第二套核試驗基地建好以后。隨后，周恩來向毛澤東、劉少奇匯報。毛澤東說：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

美國制訂了打擊中國核計劃的方案

1988年，美國華裔歷史學家張少書在《肯尼迪：中國和原子彈》一文中披露，肯尼迪政府曾經認真考慮過對中國核設施采取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美國政府對這一軍事選擇非常著迷，甚至在中國于1964年10月進行第一次核試驗后仍未放棄。文章剛發表，曾任肯尼迪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麥喬治·邦迪在《危險與生存》一書中就反駁說，當時只是簡單地“說了一說”。后來，雖然一些西方學者曾一再提到存在這一計劃，卻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

1994年，塵封在美國檔案館中的一批機密檔案滿30年，由于美國歷史學家的不懈努力，一部分終于被曝光解密，證實1964年之前美國確實制訂了對中國進行突然襲擊的計劃。與邦迪所說恰恰相反，這些計劃早已不僅僅是設想而是變成了具體的實施方案。這在美國公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訪美學者李向前根據美國非官方的國家安全檔案館研究人員威廉·鉑爾和杰夫里·理查爾森的新著《是否把嬰兒扼殺在搖籃中》，寫成《六十年代美國試圖對中國核計劃實施打擊揭秘》，進一步說明了詳情，認為：“該報道披露了大量歷史內幕，至今讀來，仍令人觸目驚心。”

196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號稱完成了他們意義最為重大的一項使命——確認了中國核武器計劃的存在。1960年底，美國情報分析認為，中國第一個核反應堆大約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在1962年提供钚。肯尼迪曾經把中國試圖進行的核試驗視為20世紀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此后，肯尼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以及一大批顧問，動用最先進的偵察設備，對如何用軍事或外交手段遏制中國的核計劃，絞盡腦汁地進行了一系列研究討論。

1961年9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任麥吉向國務卿臘斯克建議，鼓勵或幫助印度發展核武器，以一個非共產主義國家來“狠狠揍共產主義中國一拳”，并通過有關專家向印度作了探詢，后因美國害怕承擔擴散核武器的責任而中止。

從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國間諜衛星對中國進行了24次偵察飛行，于1961年12月首次辨認出羅布泊基地。1963年2月，從中國臺灣起飛的U-2高空偵察機拍攝到了包頭的核工廠。美國確認中國將在1963年底爆炸一個小的核裝置，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這令美國十分驚恐。

1963年4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國防部部長提出一份長篇報告，擬定了直接和間接打擊中國核計劃的兩種方案。直接計劃包括：1.由國民黨軍隊實行滲透、破壞和發動對大陸的進攻。2.實施海上封鎖。3.南朝鮮進攻北朝鮮，以對中國邊界施加壓力。4.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常規武器的空中打擊。5.使用戰術核武器有選擇地打擊中國的目標。間接方案是利用外交和宣傳攻勢，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持，逼迫中國停止核計劃。美國駐蘇聯前大使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說：如果美蘇達成協議，就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威脅中國，搞掉它的核設施。

5月，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喬治·邦迪會見了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希望“私下認真地”就中國核計劃“交換意見”，但多勃雷寧拒絕談論中國問題。不久，肯尼迪又派哈里曼出使蘇聯，要他向赫魯曉夫試探“限制或制止中國核計劃，以及如果要蘇聯采取行動，它是否認可美國按照這個思路去采取行動”，為此不惜在其他方面向蘇聯讓步。但赫魯曉夫沒有同意，認為“當一個人還沒有核武器的時候，那他準是喊叫得最兇的時候”，有了以后反而會自我約束。

另一個辦法，是縱容臺灣國民黨武裝襲擊大陸。1963年9月，蔣經國訪問美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會談使用空降兵部隊打擊中國大陸的核設施問題。蔣勁頭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國提供運輸和技術支持，打擊大陸核設施就可以干。9月11日，蔣經國與肯尼迪進行了長時間會晤。肯尼迪直接問蔣經國：“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將300到500人的突擊隊派到像包頭這樣遠的地方，而飛機不被擊落？”蔣回答，昨天已經和中央情報局討論過了，他們認為是可行的。最后，雙方商定建立一個計劃小組來研究襲擊的具體問題。但肯尼迪顯然對蔣方的能力沒有信心。蔣走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又應邦迪之請，擬定了一個以多批次常規武器打擊來毀壞和癱瘓中國核設施的應急計劃。

1963年11月，林登·約翰遜接替被刺身亡的肯尼迪成為美國總統。為了贏得大選勝利，他暫時把襲擊中國方案放到了一邊。

美國轟炸羅布泊中國核基地的計劃暫停

1964年4月14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專家羅伯特·約翰遜起草了《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絕密報告。當月，美國總統約翰遜和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部長麥克納馬拉就此進行了討論。

這份最為重要的報告至今沒有被解密，但1996年3月出版的《美國對外關系史研究會通訊》第27卷第1期上，刊登了美國歷史學家沙恩·馬多克找到的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官員G．W．拉思詹斯1964年12月14日的一份絕密評論報告，該報告是就羅伯特·約翰遜起草的《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報告為美國羅斯韋爾·吉爾帕特里克核擴散問題委員會撰寫的。這份檔案原件存放在約翰遜圖書館國家安全文件第五盒委員會文件下的中國夾內，從中可以得知《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報告的基本內容。馬多克在引言中說：

這份為核擴散問題委員會準備的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文件，證明美國政府曾對摧毀中國核能力做過數項研究，包括美國單方面行動、與蘇聯合作和美國委托第三方進行攻擊等。報告中提到的第三方是誰不甚清楚，因為解密人員刪掉了這一細節。

G．W．拉思詹斯報告的主要內容有（“[ ]”內容為馬多克所加）：

在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羅伯特·約翰遜1964年4月的一份報告中，探討了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注：《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由羅伯特·約翰遜起草，日期為1964年4月14日]。約翰遜的報告顯然已經確定下來，因此構成了進一步考慮這一問題的基礎[注:文件大致反映了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國防部和軍備控制與裁軍署各機構代表們的普遍共識]。

該報告考慮了4種摧毀辦法，總結如下：

1．公開的非核性質的空中打擊（假定單靠美國執行）。為把中國可裂變物質生產設施摧毀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須采取“相對沉重”（即沒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擊。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采取什么樣的打擊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這一任務。

2．［一句話被刪］報告還談及一點，美國試圖使自己擺脫干系的任何特別努力都很容易被人發現。

3．利用在中國的特工進行秘密進攻。由于缺乏這類條件，這一點已被否定。

4．空投［一些詞語被刪］破壞小組。結論是一支100人的破壞小組能夠制服中國核基地的警衛部隊并毀壞核設施，但要完全徹底地摧毀它則很困難。在羅伯特·約翰遜提交報告時，這種可能性據稱已得到嚴肅認真的分析。

據G．W．拉思詹斯報告透露，《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報告也列舉了襲擊中國的不利因素：

1．關鍵性設施的位置尚不十分清楚。

2．蘇聯的合作與默許將不大可能，這種不可能的程度取決于進攻的環境，也就是說，蘇聯是否會對發生在東南亞的中國的侵略行為做出相應的反應。

3．就目前正在考慮的摧毀可裂變物質生產設施而言，其后果至多持續4至5年的時間。從長遠影響來看，還必須摧毀其研究設備和研究人員。

4．與公開的摧毀行動或被曝光的秘密摧毀行動相關聯的，是一些實質性的政治代價：

（1）在缺乏明顯挑釁行動，如中國炫耀核武器或入侵東南亞的情況下，美國在政治上將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

（2）在摧毀行動中要找出核不擴散方面的理由。

（3）我們貶低中國核能力的做法將使我們更難說明摧毀行動在政治上是可取的。

（4）如果與此同時采取一些影響核能力的其他措施，如（有核國家）就停止可裂變物質生產達成一致的話，制止核擴散的理由就更加充分，摧毀行動會更容易讓人接受。

《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報告的主要結論可概括如下：“很明顯……（中共核）能力并未重要到足以說明采取行動是正當無誤的，因為這種高度的軍事冒險將會付出相當沉重的政治代價。”

這份報告使美國最高決策者猶疑不決。1964年9月15日，當中國的核試驗已經迫在眉睫的時候，美國總統約翰遜和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部長麥克納馬拉、中央情報局局長麥克恩、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舉行了“總統星期四聚餐會”。他們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國爆炸原子彈，與美國對中國采取不宣而戰的打擊之間，還是后者更有風險。對中國核設施的攻擊，應該在“軍事敵對”發生時才可以。在9月17日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亨利·洛溫提出對中國兩個關鍵的核設施進行非核空中打擊，并認為蘇聯私下會贊成，但遭到了其他成員的反對。10月，美國給臺北拍了一份電報聲稱，由于“美國大選在這個月內進行”，轟炸羅布泊中共核基地的計劃將是一個極為冒險的行動。于是，試圖伸向戰爭按鈕的手終于縮了回來。

但是，美國方面仍然沒有放棄這種企圖，而且繼續與蘇聯探討其可能性。在1964年中國核試驗成功后的12月，受命評論羅伯特·約翰遜報告的拉思詹斯對該觀點強烈表示不滿，說：“如果說約翰遜報告在這些方面還嫌不足的話，那么進一步考慮對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或者至少是考慮尋找與蘇聯合作的可能性都是值得去做的。”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時光流逝，幾十年過去后，我們看到這些形形色色的戰爭計劃，確實有些觸目驚心。一些偶然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作用：如果傾向主張襲擊的肯尼迪沒有突然被刺，如果蘇聯默許了美國的試探，如果蔣介石擅自進攻而把美國拖下水……那么這種襲擊并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有人認為，美國的這些計劃不過是紙上談兵，離付諸實施還有很大距離，還要受到國會等各級機構的制約，而且，這畢竟是對中國核設施的小規模襲擊而不是戰爭計劃。

應該說，當然不能把美國的這些計劃就視為即將執行。但是，在美國直接出兵擴大越南戰爭，中國用人力、物力堅決支持越南的抵抗戰爭的情況下，距離美國決策者認為可以發動襲擊的“軍事敵對”條件，也確實只差一步之遙了。盡管美國計劃的只是對中國內地核設施的突然襲擊，但是這種襲擊及計劃中“沒有限制”的空中打擊——大規模多次空中轟炸，毫無疑問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戰爭入侵，必然要遭到中國軍民的堅決抵抗和反擊，極有可能擴大為中美之間的全面戰爭。

還有人認為，中國領導人當時未必了解到美國的這些絕密計劃，因此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的考慮，周恩來給毛澤東的特急信，只是一種巧合，未必就是有的放矢。

應該說，這種巧合是驚人的。

1964年9月15日，美國總統約翰遜和國務卿臘斯克等人舉行的“總統星期四聚餐會”最后決定，暫時不對中國核設施進行襲擊。9月16日（考慮到美國和中國的時差，就在同一天），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門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討論要不要按時爆炸第一顆原子彈。

討論的結果就是那封特急信。毛澤東拍板敲定后，9月23日，周恩來召集賀龍、陳毅、張愛萍、劉杰等，對首次核試驗作出部署。

10月11日，周恩來鑒于10月15日可能出現好的氣象條件，在接到張愛萍、劉西堯從現場送來的有關首次原子彈起爆試驗的報告和劉杰有關防空等方面問題的報告后，致信毛澤東、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彭真、賀龍、聶榮臻、羅瑞卿等，說：現一切已準備好了，擬經保密有線電話以暗語告他們，同意來信所說的一切布置，從10月15日到20日之間，由他們根據現場氣象情況決定起爆日期、時間，并告我們。防空方面請羅總告總參負責檢查、聯系和指揮；轉移資料、設備、儀器和保密工作，由劉杰負責督促進行。周恩來還對上述報告中提出的一些問題作了具體的安排，指示“務期全部落實”。

在原子彈試驗前的幾天里，周恩來連續給劉杰寫了4封親筆信，指導前方工作，確定試驗時間。同時，審定新聞公報、賀電、政府聲明、致各國政府首腦的公開信，起草向毛澤東、劉少奇的報告。

10月14日，周恩來親自下達核裝置就位的命令。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安裝在新疆羅布泊地區高達102米的試驗鐵塔上。10月15日，周恩來打電話給劉杰，詢問核試驗可能出現的結果，并叮囑：要做好以防萬一的準備工作。他代表中共中央下達了代號“投籃”的命令。16日下午3時，主操作員按下了最后一個按鈕。鐵塔迸發出強烈的耀眼的光芒，接著升騰起一個巨大的太陽般的火球，隨后傳來了驚天動地的爆炸聲。漸漸地，火球與地面沖起的塵柱連成一體，形成了一朵極為壯觀的蘑菇云。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按照事前的約定，張愛萍立即用電話向周恩來報告這一喜訊。周恩來勉勵說，國家為你們驕傲，人民感謝你們，代表黨中央、毛澤東祝賀并慰問大家，并要求迅速查明試驗結果。19時30分，張愛萍向周恩來再次報告，確認實現了核爆炸，初步估算爆炸威力2萬噸TNT當量。當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與毛澤東、劉少奇等接見《東方紅》演職人員時宣布：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會場立即歡騰起來，人們歡呼跳躍。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經周恩來審定的致參與我國首次核試驗的全體同志電，熱烈祝賀首次核試驗成功的巨大勝利。當晚10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新聞公報、賀電、政府聲明等，《人民日報》特發了“號外”和社論。

防御美國襲擊——布局三線建設

回到那封特急信。周恩來和中央專門委員會，當時是否知道美國要對中國核試驗基地進行摧毀打擊的計劃，現在仍然是個謎。

有一些資料證明，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當時的活動，確實有一定的察覺。

原子彈爆炸成功后，到1965年初，美國的襲擊動向得到了證實。1965年2月5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訪問越南，途經北京。周恩來與他進行了4次會談。據知情人回憶，柯西金向中國透露了美國探詢蘇聯對打擊中國核設施態度的信息，引起了周的高度警覺。周恩來立即向柯西金提出了不同凡響的6條建議：1.在即將到來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約15周年之際雙方公開發表互相的賀電、講話，表示雙方采取一致的態度（這個條約規定兩國在遭到第三國入侵時要互相支援）。2.兩國關系可以在某些項目上長期合作。3.把過去兩國之間的建設項目完成。4.過去執行得不好的文化合作協定計劃，希望今年能夠執行得好些。5.互相派留學生。6.執行雙方旅行協定。柯表示完全贊同。

2月10日，柯西金結束訪問越南再次途經北京，周恩來與他進行第五次會談，并向毛澤東建議“主席見蘇聯代表團一次自有積極作用”。2月11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會見了柯西金。盡管在停止中蘇公開論戰問題上毛澤東沒有同意任何妥協，但他也表示：打起仗來我們兩國還是要站在一起的。周恩來送柯西金前往機場途中說：我們之間的觀點可以通過不公開的、非正式的交換意見，了解對方的想法。實際上是默認停止中蘇公開論戰。

另外一個資料是：1965年5月21日，周恩來在接見中央軍委作戰會議全體人員時的講話。他說：

我們的原子彈爆炸前夜，麥克納馬拉就改了口氣。他說，中國的原子基地是可以轟炸掉的，可是五年以后又出來了。這個估計完全正確。這是第一句話。他說的第二句話是，我們雖然能夠把中國的原子工業基地消滅，但不能消滅他們科學家頭腦里的核知識。我那天給日本人講，美國可以把我們的人民大會堂炸掉，但我們可以出現比現在更好的人民大會堂。它不能把我們的工程師的頭腦炸毀。我們雙手能勞動，勞動出智慧，智慧就反映在頭腦里頭。約翰遜政府是最主張增加兵力大打的，而麥克納馬拉卻這樣說。由此可見，美國要對中國打仗，并不是那樣簡單的。它是七上八下，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我們要準備大打，準備快打，準備兩面打，但戰備工作的落實還要一步一步地來。我們的計劃定了之后，不要因為一時的風吹草動，就天天變……我們現在正在搞長期規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如果天天變，還能辦成事嗎？

周恩來的判斷和羅伯特報告中襲擊能夠“毀壞核設施，但要完全徹底地摧毀它則很困難”“其后果至多持續4至5年的時間。從長遠影響來看，還必須摧毀其研究設備和研究人員”的判斷是一致的。

與此同時，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層，也對防御美國可能襲擊做了盡快的準備——立即開始在后方三線地區進行勘察、建設新的核武器和國防尖端武器基地的工作。

1964年9月中旬到11月底，國防工辦常務副主任趙爾陸上將率領11個組，分別在甘肅、陜西、寧夏、四川、貴州、云南、湖北、湖南、廣西的47個專區進行了勘察選址，總共踏勘了1499個點，選出682個點，在后方布局建設核武器、導彈、航空、潛艇等尖端武器基地。1965年3月，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先后批準了羅瑞卿代表國防工辦上報的《關于國防工業在二三線地區新建項目布局方案的報告》。此后，經過10余年的三線建設，在三線地區先后建成400多個軍工企業、80多個國防科研院所，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防御敵人突襲的戰略后方，極大地增強了我國的國防實力。

針對敵人要襲擊核基地的企圖，建設后方第二套核原料工廠是重中之重。當時世界防御空襲的辦法，只能是在巖石山里挖洞。早在1964年1月，周恩來就提出，核工業選址要靠山、分散、隱蔽，有的要進洞。1965年2月，羅瑞卿向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報告，由二機部繼續組成專家組對踏勘初選出的5個在洞內建設核反應堆的地點，進行技術勘察。最后選定在重慶東部涪陵烏江畔的金子山，1967年開始挖建巨型山洞，建設第二套核原料工廠。到1983年，洞體和核反應堆基本建設完成，反應堆大廳的主洞體高達79米，洞內可并排行駛汽車的縱深道路總長24公里，堪稱世界第一大人工洞。其后，由于世界局勢緩和，1984年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決定，停止反應堆點火，鑄劍為犁，利用設備和人員，在洞外建設了先進的建峰化工集團。

美國核威懾計劃破產，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前夕，同樣面臨著美國的核威懾。在英國軍情五處保存的1967年3月美國總統約翰遜和國防部部長麥克納馬拉之間往來并送交英國首相威爾遜的一批絕密信件中，披露了美國方面試圖用對中國核打擊的手段，恐嚇阻止中國進行氫彈試驗，進而簽訂禁止核試驗條約。

這些密信披露，美國設計了一個對中國進行空襲核打擊的計劃，名為“昂貴之地”行動。目的是把計劃傳遞給中國，起到威懾作用，并不是真正要實施打擊。計劃聳人聽聞地寫道：“對400×10000百萬噸當量可毀滅5000萬人口的微塵輻射效應的全面深刻了解。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必須能讓中國信服他無法經受如此打擊。”“太空導彈防御系統24小時對準中國人口分布地區而且風向有利的時候產生的微塵輻射導致五億人巨大死亡”，“讓中國政府知道輻射微塵的真實危險性評估，以及最后不得已攤牌時我們使用這種武器達到最大效果的充分準備。只有那樣他們才可能在禁止核試驗協議上簽字”。

1967年3月14日，美國總統約翰遜批準了國防部部長麥克納馬拉的“昂貴之地”計劃。當天上午，約翰遜還和他的“中國通”顧問們開了會。他們提到，為了使中國相信這個計劃，“希望你們包括盡可能多的核彈投射信息（哪怕五角大樓不高興）。比如核打擊操作指令？也許來一幅赫斯勒（核彈轟炸機）的照片？這樣北京的領導人哪怕不懂英語也能明白”。

于是，美國國防部具體地制訂了實戰方案，包括：

（1）總參謀長戰略計劃和地圖。

（2）戰略空軍司令部（SAC）戰術評估和打擊行動指令。

（3）第43和305轟炸機隊指揮官待機運動指令，遠東T.O.司令行動代號及燃料和武器需求，Carswell和Bunker Hill空軍基地飛行員用的B-58A-10顏色編碼表和機組作戰簡報。

（4）美國氣象局天氣預報和風向模式圖。

（5）AEC試驗輻射微塵記錄（比基尼島和新墨西哥州）、地震儀測量結果和高空放射性記錄。

（6）NASA空間藥物研究所有關輻射病的報告，以及廣島的部隊醫療野戰醫院的記錄摘要和案例歷史。

（7）科學戰爭部的研究報告“核攻擊之后占領軍的后勤和人事問題”，包括DSW反污染服裝的規格圖。

密信中，美國方面還提到了一些困難：

（1）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沒有被威懾就范的事實；

（2）我們怎樣才能把話傳給中國人？中國不會相信官方通告，而且那樣會讓全世界對美國的誠信產生嚴重后果。

密信披露，美國中情局建議，將這個核打擊計劃，通過在巴黎的英國“備胎特工”（從未使用過），巧妙地故意泄露給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外交人員。“這種資料一旦落入中國情報機構之手一定會交給王淦昌教授或錢三強教授。”

3月28日，美國國防部部長麥克納馬拉給中情局局長下達手令，啟動“昂貴之地”行動，倫敦站開始行動。3月30日，美國總統約翰遜和英國首相威爾遜在電話中對計劃進行了討論。同日，麥克納馬拉把所附行動計劃文件用大使館信袋轉發給威爾遜，包括英國情報人員參加這次巴黎的行動所需要的所有額外背景材料，表示“希望這項行動在幾周內結束”。

美國、英國方面煞費苦心地制訂的這個核威懾計劃，是否傳遞到了中國，起了什么樣的作用，目前沒有檔案能夠證實。從中國第一顆氫彈如期爆炸的事實來看，它并沒有產生任何效果。

1967年5月9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檢查氫彈空爆試驗的準備工作。

6月12日，周恩來主持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聽取羅舜初匯報氫彈試驗的全部準備工作。周恩來請聶榮臻赴現場主持這次試驗。

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氫彈制造技術的國家，標志著中國核武器發展進程有了一個質的飛躍。中國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突破氫彈技術，只用了兩年零兩個月，比美國、蘇聯都快得多。

6月22日，周恩來與來訪的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會談時說：帝國主義就是拿原子彈、導彈、氫彈嚇人的，并且想壟斷它們。我們要揭穿它，帝國主義的“禁止核擴散”是一句假話，這意味著他們搞核壟斷。也許，這就是美國核威懾從中國得到的唯一回答。

“兩彈一星”的重大突破，為國家安全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要保障。正如鄧小平在1988年所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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