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弘智

在探尋“房”與“家”的聯結中走向社會歷史深處

作者 | 許弘智

作者單位 |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原文 |

拙文《城鎮家庭住房保有中的責任倫理與經濟實踐》能有幸刊于《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1期，離不開匿名評審專家的中肯建議，謹此致謝。作為一名初入學術研究領域的“青椒”，我時常拜讀和學習《社研》平臺上的精彩文章，這次受到編輯部老師邀請撰寫關于本文的研究手記，感到誠惶誠恐之余，也很期待能貢獻一些個人不成熟的想法和體會。

一、研究的緣起：住房作為重要的“資產”

開展這項研究的動機最初源于2019年，當時我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讀博，跟著導師王天夫教授參與了一系列關于家庭與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課題。在他的指導下，我深刻感受到了“家”這一基礎性的社會單元是如何參與塑造人們日常生產生活過程的各個方面的。與此同時，我們在當時的文獻探索過程中還發現，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和社會學文獻開始對中國社會的財富積累問題進行了探討，其主要結論包括：第一，“家庭”（而不僅僅是“個人”）仍在社會的財富積累與分化中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大量中國家庭的財富仍沉淀于實物資產（尤其是住房資產）之中，并且不乏有家庭因為房價上漲而實現家庭財富的增值。

誠然，關于這種以住房為中心的家庭財富積累模式，有許多文獻圍繞住房資產究竟是否是“理想的”金融資產展開了討論。一些觀點認為，隨著住房市場化的推進，住房資產似乎與其他金融資產沒有本質區別，買房就是“理性投資”；但也有觀點對此加以修正，認為住房資產因其“不動產”的性質，具有更高的交易成本和更低的流動性，所以住房其實是“不完備的金融資產”，而以住房積累家庭財富又成為了“不理性的投資”或者“亞健康的財富狀況”。讀完這些文獻，特別是看到其中又有大量的精巧模型與日趨復雜的統計數據為支撐，我一度覺得，大家說的都好有道理，或許我應該換個話題開展研究吧。所幸當時王老師語重心長地建議說，除了收集文獻資料外，也應該走進生活中實際感受一下人們究竟都是怎樣考慮買房這件事情的。

二、調研的故事：家庭如何看待“住房”

帶著滿腦袋的困惑，我離開學校展開了一系列調查。有趣的是，與受訪者談起我這項研究課題，大家似乎都打開了“話匣子”。尤其房子背后的一系列家庭生活故事在之前讀到的文獻里更多只是研究設定的背景，而在人們的交談中卻是敘事的重心。隨著后續更多的調研和訪談，我進一步收集和梳理了這些經歷和故事，才更深刻地體會到從普通家庭自身出發來看待住房或許仍存有更深層面的、不同于一般經濟行為的邏輯。田野中的軼事良多，但篇幅有限，在此僅和大家分享當時對我觸動最深的幾個故事。

首先是一家生活于沙縣的50后宋伯伯一家。他與妻子于2005-2011年間在上海城郊經營沙縣小吃，每天開店到凌晨兩點多，很是辛苦。但當時他們就是有個執念，覺得出來做小吃苦一點不要緊，關鍵是要能掙到錢回老家縣城買房子，這樣以后老婆孩子才有“面子”。到2009年，他們攢得十來萬，正好了解到縣城城關開發了新的商品房樓盤，雖然總價要五十來萬，但平時一度節儉的宋伯伯卻當即決定交首付。他回憶說：“那個時候在買房大廳，人多得像趕圩一樣，都是搶著買，很多都是做小吃回來買房子的，錢都是用麻布袋掛著到售樓處交易。”后來沒過幾年，他們便把貸款也還清了。我說，在上海那么多年，當時買上海的房子或許現在就能“賺的更多”。他卻回答說，其實當時他們店鋪附近的房子也還不貴，他們努努力照樣也買得起，但他們外出做小吃是“求財高遠處”而已，沒有打算長久地在那邊生活，也就完全沒考慮在那買房了。

其次是一家生活于廈門的80后受訪者許哥一家。他與妻子是2016年輾轉到廈門的民營零售業企業工作，育有兩個兒子。在接受我的訪談時，他們正計劃在廈門買房。在2021年前后，相對普通家庭的購買力而言，廈門島內市區的房價其實是相當高昂的，二手房平均每平米價格在四萬到八萬之間，部分區位便利的新商品房更是接近十萬元一平。相比之下，長期租房在經濟上確實更為“節約”，但在從家庭長遠生活上看卻并不“劃算”。這其中就呈現兩種不同的“計算方式”。他們和我說，如果從投資角度看，他們曾經租的房子每月租金兩千五百元，但整套賣要三百多萬，如果按照三百多萬元存銀行，每個月利息都要一萬多，這倒顯得房東在“貼錢”了，但如果考慮到以后想在廈門安家、孩子有好學校讀書，那不買房子心里總覺得不安定，這不完全是錢的問題。在后來的回訪中，他們還說起在付房貸最困難的時候甚至沒辦法“餐餐有肉吃”，但即使是這樣，為了兩個孩子、為了這個家，也得有一套房子。

最后是一位生活于泉州的90后受訪者小陳。他是本市區居民，正在自己開店創業。他的父親是基層公職人員，母親是醫院的護士，父母接近退休，但他自己還沒有結婚。在2015年，家里在新區買了一套商品房。他談起那次的買房經歷時候說，對于平時自己創業的錢，家里總是“扣扣嗖嗖”各種啰嗦，沒想到買房的時候就很干脆，“我知道可能是給我后面結婚準備的”，但是“這房子也不完全算我的，至少不是我自己去要的”，而且（經歷了這些事情后）“我想以后成為一個好父親，對自己的孩子也是這樣。爸媽這輩子能留下兩套房給我，我就會留四套給孩子。要實在不行，也不會把他爺爺奶奶留下來的東西弄沒了，這畢竟是老人家傳下來的”。

當然，除了以上“買房”的故事以外，在田野中我還收集到了一些“未及時買房”的故事，其中有的是覺得“不著急、再看看”而推遲購房計劃，有的甚至是覺得“用不上、沒必要”而賣掉已有的房產等。這些看似多樣而復雜的經歷和態度實際上可能指向同一個維度，即在對待住房這類重要的家庭財產時，家庭行動者有自身的內在考慮和行動邏輯。

三、進一步的閱讀和探索：何以為“家”

從田野回到案頭，我才逐漸對之前的研究議題有了更豐富的“感覺”。然而，如何把這些關于家庭和住房的感性認識上升到學理的層面加以理解和討論，尤其是怎樣厘清中間的各種分析層次，始終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多位師友的幫助和支持下，我慢慢打開了思路，也才有勇氣將上述研究議題置于一個更為深層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去把握。在此階段有許多重要的文獻對我帶來了啟發，第一是經濟社會學中波蘭尼、薩林斯、澤利澤等學者關于“嵌入性”理論的討論；第二是關于農戶經濟的研究，包括如恰亞諾夫的“勞動-消費均衡”模式、斯科特的“道義經濟”理論、黃宗智教授關于“華北小農”的研究等；第三則是植根于家庭的中國本土社會理論，尤其如費孝通先生對于鄉土中國伸縮的“家”的探討以及他晚年所思考的“將心比心”方法、梁漱溟先生對傳統中國社會“倫理本位，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的認識、周飛舟教授從“行動倫理”出發對社會學中國化的探討以及對鄉村振興中“家國一體”關系的分析等。這些研究或從不同側面說明，目前所觀察到的普通中國家庭住房保有模式有其更深遠的社會歷史基礎。在此基礎上，我進一步閱讀了一些經濟史和社會史方面的文獻，并越發感受到在儒家倫理和農耕文明的歷史傳統中，總有一部分“田宅”之于“家”而言并非是外在的、可有可無的“物件”，而往往是被倫理化的、內在于“家”的組成部分，或者說是“家可永保”這一精神追求的物象表達。

除了擴展閱讀之外，我也著手開始了稿件的撰寫和修改工作。在最初的分析中，我曾借用了“道義經濟”這個理論概念對調研的發現進行梳理。在多輪修改中，我收到了許多十分寶貴的意見建議，從而啟發我再深入思考經典理論的適用性以及當前經驗材料與理論框架的連接等。帶著這些思考，我則再次搜尋和梳理了訪談資料，又閱讀了諸多當前關于中國家庭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尤其參考了楊善華教授對當前中國家庭養老中“責任倫理”的分析，才更進一步厘清了家庭住房保有過程中的內在倫理考慮和具體經濟安排這兩個分析的層次，并且也在從資料中發掘了其中較于傳統家庭的“變”與“常”。

以上就是關于拙文的研究探索和思考歷程。正如論文稿件中所談及的，研究還有許多未盡之處。一方面，調查主要是在福建地區展開，并且多是圍繞普通家庭的住房保有經歷進行探討；另一方面，隨著當前中國式現代化的加速推進，家庭本身也處于持續的變化過程之中，特別是伴隨數字時代的到來，流變的社會生活使得“家”的綿延存續又面臨著新的條件，而如何在新的歷史時期看待“房”與“家”的聯結，以及怎樣把握將來在不同生命處境的普通人對“家”的期待與承諾，或許仍值得更多的深入研究和探討。最后，再次感謝在研究開展過程中一直支持和幫助我的師長、前輩、朋友們，以及在文章修改過程中給予寶貴建議的評審專家和編輯部老師們，是大家帶我領略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嚴謹深邃和社會生活本身的多重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