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50年1月7日一大早，天還沒有全亮，西方各國駐北京的領事們，都已經心事重重地云集在原美國領事館的會客室里碰頭，參加由美國總領事柯樂布主持召開的秘密會議。

與會的除柯樂布外，有英國總領事包士敦、法國總領事伯亞樂、比利時總領事馬蘭閣、意大利總領事梅爾凱和荷蘭總領事費淵。

柯樂布充當領頭羊的角色，故作鎮定，給大家打氣說，希望眾領事務必采取一致行動，抵制軍管會的命令。但是，在座的同行們都信心不足，情緒甚為沮喪，對柯樂布的提議反應消極。

其中有人還底氣不足、不倫不類地引用了一句中國成語說：“強龍斗不過地頭蛇，我們到底在人家的地盤上。”

包士敦只是禮貌式地來開會，坐了片刻則以英方沒有接到軍管會正式通知為借口，就提前告辭走了。

他們還在密謀對策時，軍管會又向美、法、荷、德四國原領事館發出五O七號命令，命令四國原領事館立即指派專人負責，按期向軍管會騰交前美、法、荷兵營，不得延誤。

1、中國的強硬態度

1950年1月8日，柯樂布再次打電話請各位去開會研商對五○七號命令的謀略。但只有法、意兩國原領事來參加，其他的人不予置理。兩次開會，說是一起商量對策，實際上都是柯樂布要求別人都按他的意見統一行動。

會后，柯樂布就緊急行動，起草了一封致軍管會主任聶榮臻的信，這封信無非重申1901年9月7日的《辛丑條約》的第七條條文，說美國政府有使用這些土地和房產的權利；并說此項權利業經1943年1月11日美國與國民政府所簽的條約予以重申，因而要求北京軍管會“不采取任何構成侵犯美國政府上述權利之行動”。

他匆匆忙忙寫好此信后，看了一遍，又覺得寫給軍管會談條約等外交問題似乎不合適，就又將致信聶榮臻修改為周恩來外長。

1月9日清早，柯樂布就將此信送至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處。外事處收到這封信后，指出中美間沒有外交關系，柯樂布作為普通僑民沒有資格代表美國政府表明態度，就將他的這封信退了回去。這使他大失顏面。

柯樂布當然不甘心，經請示了美國國務院后，再寫了一封信函，電請國務院讓正在進行中英建交談判的英國人出面幫忙接洽，遞交此信函。倫敦方面接到美國政府的請求以后，答應指示其駐北京的總領事包士敦出面從中斡旋，轉交柯樂布的信函。

在北京市軍管會布告所限定的7天的最后一天，也即1月13日，外交部西歐非洲司司長宦鄉應包士敦的請求，當日下午在外交部會客室與其會晤。包士敦請求見面的理由是談有關建交的事宜，見面坐定之后，先只談了與中英建交談判的幾個小事情，然后再露出了真實目的，事先聲明說：

“我是受英國政府之命，在一個問題上做一次美國政府的代言人，僅僅是做代言人而已，并無其他任何含義。”

他說罷，就將柯樂布的信函呈遞給宦鄉。趁著宦鄉正在拆信的時機，他又接著使用典型的外交辭令表達意思說：“我接到英國政府來電，貝文先生對這些情況發展很感不安。他是希望中國政府對過去條約中所規定給予使領館之權利，并無加以忽視之意思。”

宦鄉一聽就明白，不等閱信，即說：

“包士敦先生，我必須向你指出：軍管會現在所征用的只限于兵營，那是在過去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下造成的，現在新中國絕不允許它們存在。外國兵營在中國的存在，不僅是中國的恥辱，而且也是派兵來侵略中國的外國自已的恥辱。必須也只有把它們去掉，才能有助于中外之間關系的改進。”

宦鄉說至此，就先將柯樂布的信函稍作過目，接著說道：

“你也該知道，柯樂布只是居住在北京的一個普通僑民，我們不承認他有任何資格和權利代表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來作發言。美國政府同中國政府又沒有任何外交關系，所以，對柯樂布代表美國政府托你轉來的表達美國意見的這封公函，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有當面退回的權利。我之所以不當面退還給你，是因為中英剛開始建立關系，我個人不愿意給你難堪，等一會兒我再叫人退回給你。”

包士敦聽了宦鄉這番領有分量的客氣話，覺得有點尷尬，連忙說：“感謝宦司長給我個人的這種優待。”

告辭出來，從外交部乘車駛回東交民巷的路上，包士敦越想心情越是沉重。宦鄉盡管沒有挑明，他也從話語中聽出來了：別說是美國兵營，就是英國兵營遲早也要交出來的。現在回想起來，半年多以前長江上的“紫石英”號英艦受炮擊的事件，已經顯示了中國新政府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特權之決心異常堅定。看來，英國方面對此決心沒有足夠的估計。盡管中國政府有同英國發展關系的愿望，但是，在事關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是決不會含糊的。

他意識到，明天就是第八天了，軍管會就要采取接收兵營行動了，當然一時也還不會馬上觸及英國的兵營，但也只不過是時間的早晚而已。他回到領事館，除了馬上打電話回復柯樂布，更需要趕快給南京的大使館去電，報告剛才所發生的情況，便于及早采取對策。

他剛剛剛回到領事館，秘書告訴他：柯樂布先生已經來過兩次電話了。

2、征用兵營的順利進行

1950年1月14日，這一天，風很大，天氣很冷。寒風吹著他們一張張莊重嚴肅的臉。他們都穿著黃軍裝，有的戴正帽檐，有的將佩戴的軍管會的證章擦亮，負責照相的裝好了膠卷，再一次檢查照相機。他們將分組行動去執行征用兵營命令，每組雖說只有四個人：兩個軍管會代表，一個聯絡員，一名攝影師；可是，他們都意識到身后是5億中國人民和新生的共和國。

軍管會負責代表知道了，遠在莫斯科的毛主席昨天親自批準了今天的征用行動。他們都感到無上的榮光。

昨天，經原英國領事包士敦轉呈的美國政府的信函，宦鄉一看，信中竟然使用威脅的口吻，揚言要撤走所有駐華外交官員。宦鄉閱后，著人迅速抄下，一面將原件退還包士敦，一面很快就經請示部領導將抄件送到了中南海。

美國政府發出了威脅，此事極為重要，1月13日凌晨1時，劉少奇迅即將此件加寫了意見后速電發莫斯科，請示毛澤東：

北京征用外國兵營事，文告已公布，并以命令通知前法、美、荷領館限寒（韻目代日，十四日）交出。現前美領館已得美國訓令稱：“美國政府按照一九四三年中美條約之條項，對于交付坐落于美國總領事署院以西之斜坡地，并無異議，且可承諾而協商該樓房之賠償問題。但如征用命令對于總領事署院內之任何部分實施，美國政府認為該行動，侵犯其權利，且推斷除將其中國所有公署關閉，而將其駐中國之政府官員全數由中國撤退，別無他法。”按此訓令中所述斜坡地，原即前使館區公用地，為美所強占，而其總領屬一部人員辦公地址，卻正系兵營地址。我擬于寒貫徹征用命令，因此可能引起美國撤退所有在華之殘存舊領館，望即指示。

倔犟的毛澤東向來不吃硬的，在接到電報的一個小時后，即從莫斯科回電劉少奇：

同意一月十三日電，貫徹征用命令，征用外國兵營并準備著讓美國將所有在華之舊領館全部撤走。

1月14日上午9時整，集合在東交民巷御河橋二號軍管會院里的執行征用人員，按原定計劃分別對美、法、荷三組出動了。

來到東交民巷靠北邊的美國原總領事館的軍管會代表是李幻山和譚志超，帶著聯絡員、攝影師。

他們來到的時間是9點40分，按響了門鈴。門衛見是軍管會來人，即作了通報。首先露面的是穿著美軍上校軍服的武官包瑞德，閃出樓門看了一下，又進去將柯樂布叫出來。

包瑞德向柯樂布報告說：

“沒有坦克，沒有裝甲車，不像來動武，人家只來了四個人，除了領頭的腰帶上配有自衛的左輪手槍之外，沒有武器，只是其中有人攜帶了照相機。”

“哦、哦…是嗎？”柯樂布原來因緊張而繃得很緊的臉這才有所松弛。

昨天下午，包士敦將轉遞美國信函的情況打電話告訴他了，還說看來連他們英國兵營恐怕也難保要被征用。他這才覺得大事不好了，美國國務院的威脅只能嚇得住蔣介石，毛澤東可不會聽從。這回，軍管會要來硬的了。

晚上，他和包瑞德等商量許久，當然，也想不出什么妥善辦法來，他們設想解放軍會荷槍實彈、大兵壓境式地強行接收，甚至還可能把坦克也開來壯聲勢。他們已經在考慮個人不要吃眼前虧就行了。掌握中國成語很多的包瑞德說：“我看，明天的情況，可能用得著一句中國成語：‘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

沒有料到，軍管會沒有來什么荷槍實彈的隊伍，就來了三四個人；柯樂布反而不知道怎么辦了，就走出來了。

一見面，李幻山語調不高卻很嚴肅地問：“你就是埃德蒙·柯樂布先生嗎？我是北京市軍管會派來的代表。”

柯樂布點頭稱是。

李幻山就向對方宣布他們是奉軍管會之命，前來接管原美國兵營。

柯樂布強作鎮定地聽著，待李幻山說罷，就板起臉抗議說：

“此房此地為美國政府財產，對此項征用我代表美國政府提出正式抗議。由征用所發生之后果，應由征用人負全部責任。美國政府要撤走所有在華的美國駐華人員來表示抗議，我要保留追究責任的權利。”

李幻山很嚴肅地對柯樂布說：

“你有什么問題的話，可以到明我們市軍管會去說。我們幾個人現在只是來執行任務。你先給我帶路，去察看原來的美國兵營。”

原來，按照事先反復研究，設想了遇到幾種情況的應對辦法。按既定的方針，前來接收的軍管會代表不負責聽取和回答任何問題和抗議。

柯樂布只好一邊抗議，一一邊帶路，通過院墻的一個側門，來到了與總領事館緊隔著一道墻的美國兵營。

對于柯樂布又重復著說一遍的抗議，李幻山厲聲對他說：“抗議是你個人的事。我們是來執行征用命令的。”

李幻山等在院子里巡視了一遍，發現院子里堆放的物品動都沒有動，根本沒有撤離的跡象，讓攝影師拍了幾張照片，并提出了警告：“看來，柯樂布先生似乎有意違抗軍管會命令，由此產生的一切后果，應由柯樂布先生自己負完全責任。”

柯樂布只好應允在一天之內將原兵營內堆放的物品清理出來搬走，交出這塊地方。這樣，李幻山答應說：“可以給你們一天時間，但是，下不為例。”

李幻山等軍管會代表走后，柯樂布親自上陣指揮著一班人員在兵營院子里忙忙碌碌，開始搬運東西。

據在遠處城墻上值勤的解放軍戰士報告：隱約可以看到，在如此嚴寒之中，柯樂布脫去外衣，只穿一件襯衣在指揮搬運，可見繁忙之程度。

這天征用行動在順利進行，對美、法、荷三國舊兵營的征用行動，在當天下午4時左右就全部結束了。

繼北京之后，天津、武漢等地的外國兵營也相繼被當地人民政府征用收回。帝國主義利用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所造成的“駐兵權”，終于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把它們徹底、干凈地清除了！

毛澤東在莫斯科得知后很高興，1月17日剛從列寧格勒訪問回來，就在給劉少奇發的電報中說：采取征用北京外國兵營的行動，“可使外國尊重中國，而不敢輕視中國”。

1月18日，他又在給劉少奇的另一封電報中說：“美國撤退在華的一切官方人員，對我們極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對我們征用外國兵營等行動有所不滿，請注意解釋。”

3、柯樂布與中國的淵源

1950年4月10日，天下著小雨，美國星條旗順著旗桿滑落下來，使柯樂布覺得格外難受。他不由得想起了美國一位著名外交官說過的一段話：“在海軍陸戰隊的軍歌聲中，美國星條旗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升起而從來沒有降落的時候。”

在天安門廣場左側的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院子里，當美國星條旗徐徐降落下來時，柯樂布仰臉行著注目禮，表情是莊嚴的，內心是酸楚的。中國方面有攝影師在現場拍攝了這個歷史性的時刻。

這天，柯樂布最后關閉了原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這年他已經五十來歲了。美國在舊中國的哈爾濱、沈陽、北平、天津、武漢、廣州、重慶等地設有總領事館，在南京有大使館。隨著新中國建立，在去年秋冬至今年年初，其他的總領事館都先后關閉了，駐華大使館在去年12月遷到臺北去了。最后關閉的是北平與天津的總領事館。但是，華盛頓方面與世界各國輿論一樣，都把在新中國首都北京所關閉的北平總領事館視為最具象征意義的。

人民解放軍向華南推進時，在珠江沙面島擔任了幾天末任美國駐廣州總領事的蘭金（后來出任美國駐臺北“大使”)，曾經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早先聽說過的在北平的埃德蒙·柯樂布總領事會在那里同共產黨政權很快建立起某種事實上關系的設想，顯然已經擱淺了。”

柯樂布是一個任職二十多年的職業外交官。他不幸在這個東方古國數朝首都所在地北京，親身經歷了美國星條旗收降的悲傷時刻，心情極其痛苦而復雜。

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被派遣到中國來。他對中國懷有濃厚的興趣，他不僅中文學得很優秀，還同時學俄文。他認為，中國的命運和俄國的命運將密切地交織在一起，他希望對這兩個國家有更深的了解。在20年代末期，中國共產黨人轉入地下時，美國駐中國的外交官向華盛頓發回的報告說：中國剩下的為數不多的共產黨人，只是一小撮知識分子，在軍事上已經無足輕重。

只有柯樂布的看法與眾人相反。根據他閱讀的中文、俄文材料，根據他同中國政界各色人物的獨特接觸，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人數雖然沒有多到可怕的程度，但卻絕不是一支可以等閑視之的力量。他在發給華盛頓的報告中，還附了一張地圖，稱共產黨人控制了六分之一的中國。

他發給華盛頓的報告也并不是完全正確的。現已解密的美國檔案表明，他曾經錯誤地報告：根據蔣介石的直接命令，中共的周恩來已于1931年6月23日被“處決”。他也曾經預言蔣介石要在一年內下臺。但是他所寫的報告，無疑是美國政府從自己的調查研究共產黨情況的人員那里收到的最全面的報告。

經過辛勤勞動，他在1932年就出版了一份有123頁的長篇報告《中國的共產主義》。這是美國人寫的關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第一部詳盡的調查報告，要比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早5年。1934年4月間，第一個向華盛頓報告毛澤東于3個月前在江西的蘇維埃大會發表政策聲明的也是他。當時，在美國并沒有引起重視，在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負責人將毛澤東的聲明草草瞄了一眼后說：這是“研究蘇聯宣傳的人所關心的，但我們遠東司并不怎么特別感興趣”。

可以說，在朱、毛率領的中國紅軍長征以前，華盛頓方面對毛澤東的評價就僅有那么多了。

據說，在降下美國星條旗的這一天，柯樂布在折疊起美國國旗時，想起往事而慨然長嘆說：從我第一次向華盛頓報告毛澤東的情況，至今也只有短短15年，毛澤東與中共就打敗了蔣介石，建立了自己的國家。

4、柯樂布的晚年

在閉館之后，他悻悻然地經天津回國。在天津辦理出關手續時，經海關檢查扣留了他想攜帶出境的中國珍本古籍25本、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50件。

他回國不久，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國內掀起了反共浪潮，追究“是誰丟失了中國”，追查國務院中“通共”的駐華外交官。他和謝偉思、戴維斯、文森特等幾個駐中國的外交官，都受到了美國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審查和迫害，蒙受了冤案。

朝鮮戰爭開始后，在中央情報局未能料到中國軍隊出兵朝鮮而被指責失職的情況下，由于柯樂布竟然能準確地預測新中國出兵朝鮮，被懷疑有“通共”嫌疑而被列入特別調查的黑名單。

1951年6月間，美國國務院的忠誠審查委員會給了柯樂布一張具體指控清單。清單中開列了多種“通共”的罪行的指控，并都標明有“證據確鑿”的字樣。

清單中有這樣的內容：

1.在1931年至1934年間，在中國漢口與共產黨人有交往；
2.從1932年至1934年間，以贊同的態度看待共產主義的某些方面；
3.從1934年至1935年間，在中國北平，有明顯的“粉紅色”傾向；
4.在30年代初期，對某些共產主義原則有明顯的偏愛；
5.從1935年至1937年，對蘇聯和共產主義持友好態度；
6.1940年，在中國上海，百分之百地親共；
7.同下述各類人有（或有過)密切的和慣常的交往：安娜·路易絲·斯特朗、史沫特萊、埃德加·斯諾、馬海德、符拉基米爾·米基耶夫、克勞德·巴斯等。

以上說的都是所謂“證據確鑿”的，他被迫去翻那些發黃的舊報紙寫材料，也被迫交出了自己的日記。當然，他為此寫了好些文字來進行解釋。

這份指控清單中也有一部分是屬于“尚待證實”的，其中有一條，就是指控他1949年在北平擔任總領事期間，在“維護美國的權利和財產不受共產黨入侵害方面不力”。

當時新中國中央新聞紀錄片廠的攝影師拍了一段原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降旗儀式的紀錄片，鏡頭中有中美雙方有關人員在場。他的日記中記述了他在離開北平的總領事館時，“將每個房間的鑰匙都插在鎖眼里，并事先降下了國旗，拒絕在共產黨提供的移交房產聲明上簽字”等等。

這段紀錄片與這段文字給問罪者留下了把柄。

他只好在給審查委員會的解釋中說，北京紀錄片里“降旗儀式中的柯樂布，不知道是誰扮演的”。他自己并解釋說，在共產黨占領北平后，他在維護美國權利和資財上只是“太缺乏靈活性了”。

他曾經請同時期在北平的武官包瑞德上校作證，看他（柯樂布）是不是一個可靠的人物。包瑞德雖說已經比他提前兩個月，于1950年2月間離開北京回國，當然無法參加總領事館的降旗儀式，就對審查委員會作證說：“我一向認為他這個人可靠，只是可靠到了令人討厭的地步。”

原美國駐北平總領事埃德蒙·柯樂布先生，一個曾經忠于職守的美國駐華外交官，經過了使他戰戰兢兢而為期半年多的審查，終于在1951年底得到了一件“圣誕禮物”：國務院忠誠審查委員會聲稱，雖然沒有理由懷疑他的忠誠，但是委員會已經斷定他是一個危險人物，因此須離開駐外處這個國務院的重要機構。

柯樂布被迫退休了，但并沒有閑著，經歷、學識和勤奮使他成為一個歷史學家與中國問題專家，并普遍受人尊敬。

在華盛頓有評論說：“他的著作《二十世紀的中國》以及《中國和俄國》，使一切嚴肅的學者所涉足的圖書館的書架都為之生色不少。”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之后，美國外交學會于1973年1月30日，在國務院八樓莊嚴的富蘭克林大廳舉行午餐會，宴請在40年代曾經如實地報告情況的誠實正直的外交官。有人說：“想想以前，現在在電視與照片上看到尼克松總統和毛澤東主席雙雙坐在一對沙發上，怎能不由衷地意識到，事實確實比虛構更加不可思議嗎？”

71歲的柯樂布也到會了，他感慨萬分，在掌聲中說：“到這里來我很高興。我必須坦誠地說，對這種可能性我以前連想都沒有想過。”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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