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在面對西方大國封鎖的50年代，周恩來在萬隆亞非會議期間開辟了從昆明飛往仰光的緬甸渠道，當時有不短的一段時期內，我國政府與民間代表團是從這條渠道出訪世界各地的。

我國著名作家艾蕪關于在緬甸山地流浪生活的小說《南行記》，從新中國成立前暢銷至新中國成立后，至90年代又拍成電影還很紅火。

有一個著名的云南詩人就曾寫過這樣的詩句：

緬句，我們的近鄰；緬句，我們的親鄰…

新中國開國大典過后那幾天，以蘇聯首先承認新中國開始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新中國建交的浪潮過去以后，非社會主義國家（即民族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承認新中國的又一次浪潮，是從1950年元旦前后開始的。

首先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就是緬甸。

1、緬甸何以成承認新中國的第一個非社會主義國家？

1949年12月16日，正乘坐專列穿越西伯利亞雪原的毛澤東預定這天抵達莫斯科。這一天，在北京，政務會議后，周恩來回到西花廳辦公室剛坐下，就收到了緬甸外交部長發來的電報。

緬甸聯邦政府外交部長伊·蒙在這一天發給周恩來外長的電報中說：

緬甸聯邦政府業已收到閣下于十月一日函送我國駐南京大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十月一日發表的公告，并表感謝。緬甸聯邦政府相信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人民所擁護，并因中緬兩國人民間的傳統友誼，茲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期望外交關系之建立與使節之交換。

電報通知說，緬甸聯邦政府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國家。據周恩來判斷，隨著緬甸之后，將有一批民族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會承認新中國，并將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

周恩來迅速讀了這份剛剛譯好送來的電報，還來不及打印，所譯的中文還是手寫的，寫得雖然不工整，但字跡是清清楚楚的。

他讀著讀著，臉上露出了笑容。

他想，要是這封電報再早半天來到，他就可以在剛剛召開的政務會議上給部長與委員們報告了。

他方才在懷仁堂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十一次政務會議，在會上作了《關于外交問題》的報告。

周恩來向委員們報告說：

新中國成立兩個多月來，蘇聯和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都承認了我國，有的已經派出了大使，呈交了國書，有的大使正在派出之中。他還說道，在西方世界中，英國政府傾向于承認我國，法國現在騎墻搞兩面政策，美國還不會承認我國，估計明年的外交形勢要比今年更為復雜。

在這次政務會議上，正式通過任命了外交部的主要司局長：

王炳南為辦公廳主任，伍修權為蘇聯東歐司司長，沈端先（夏衍）為亞洲司司長，西歐非洲司司長宦鄉，美洲澳洲司司長柯柏年，國際司司長董越千和情報司司長龔澎等。

會上也正式通過了任命周恩來兼任外交政策委員會主任。

他再讀了一遍電報，細細一想，對剛在1948年1月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的緬甸，此次首先承認新中國，他也并不覺得意外。

當時，緬甸首先承認我國，有兩個基本原因。

其一，中國與緬甸兩國是關系很密切的鄰邦，多年的友好國家。中緬兩國山水相連，緬甸北部地區與我國云南省的關系尤為密切。近代緬甸和中國都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有著相似的命運。中緬兩國人民的友誼，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斗爭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19世紀末，緬甸人民的抗英斗爭得到了云南人民和清軍中的一些下層軍官的同情和支持。云南騰越都司的副將李文秀，曾親率部屬數百人去支援緬甸抗英，在孟拱之戰中壯烈犧牲。在幾次抗英斗爭失敗后，緬甸的一些王公、土司頭人退入云南，都受到了熱情友好的接待。

20世紀30年代初，緬甸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薩耶山起義，起義隊伍中也有一些緬甸華僑，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的艾蕪就是其中之一。艾蕪因真實地報道了這一歷史事件，被緬英殖民當局驅逐出境。

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也得到緬甸人民的支持和幫助。同盟會領導人章太炎，1907年在東京組織“亞洲和親會”，也有緬甸革命志士參加。中國同盟會緬甸分會于1908年4月在仰光成立，會員發展到2000多人。孫中山先生和緬甸反英斗爭的著名領導人吳歐德馬之間交往密切，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25年孫中山不幸病逝，吳歐德馬親自到中國，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的葬禮。

抗戰初期，中緬兩國人民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修建了長達1000多公里的滇緬公路，在抗日戰爭頭幾年，成為中國同外部世界聯系的主要通道，對中國人民堅持抗日戰爭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恩來還回憶起，在日本侵略緬甸后，緬甸的一些民族民主革命志土也來到中國。1943年春天，激進的“我緬人協會”領導人德欽登佩密帶著印度共產黨為其寫給中共中央與他的介紹信，來到重慶。他和宋慶齡都先后會見了德欽登佩密。

登佩密對中共領導的抗戰深為敬佩，周恩來因此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英譯本贈送給這位緬甸客人。登佩密回國后，翻譯出版了《毛澤東論抗日游擊戰》一書，后來曾在緬共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干部中散發。

二戰結束后，英國卷土重來，緬甸民族解放運動面臨非常復雜的局面。中共與緬共曾就緬甸反英斗爭交換過意見。1945年夏天，中共中央委員鄧發在前往巴黎參加世界工會代表大會而經過加爾各答時，會見了當時已任緬共總書記的德欽登佩密。鄧發對登佩密說，周恩來問候你，并說英帝國主義是非常狡猾的，緬甸人民在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中，應該準備武裝斗爭。

其二，在歷史上英國兼并了整個緬甸后，緬甸與中國的關系，從國家關系上說，實際上是統治緬甸的英國與中國之間的關系。英國侵占緬甸后，把其侵略矛頭直指云南省，利用滇緬邊界沒有明確協議，大肆入侵，蠶食了中國大片領土。這樣，由于英國侵略造成的滇緬邊界領土問題，遺留至1948年緬甸獨立時仍然存在。在新中國開國大典時，國民黨殘余集團尚占領著西南各省，胡宗南集團揚言“確保西南，準備反攻”。

美國國會也有人叫喊著動用美國的力量“支持蔣介石在西南站穩”的說法。

過去美國飛虎隊的陳納德也叫喊“重返云南”，以幫助蔣介石強化西南，組織反攻。緬甸當局覺得自己國土與國民黨占據的云南省相鄰，因而表態承認新中國的時機尚未成熟。

及至從1949年11月1日始，解放軍在發動廣西作戰殲滅白崇禧集團的同時，發動了大西南戰役，且進軍神速：11月30日，解放了重慶；12月7日，在廣西境內殲滅尚有一定力量的白崇禧集團；12月9日，昆明通電和平起義而解放了；12月10日，一直在西南督陣的蔣介石，帶著蔣經國與政府諸要員倉皇飛往臺灣。

剛獨立不久的緬甸政府有這樣的擔心，因為滇緬邊界尚未有明確協議，如果強大的人民解放軍追擊逃竄至緬北山區的國民黨殘余軍隊而進入緬甸，問題就極為復雜了(后來，50年代中期，緬甸吳努總理訪問北京會見毛澤東的時候，就坦率地表示了這種憂慮。1960年，中緬兩國政府友好地立約解決了滇緬邊界問題，這已是后話)。

2、“經過談判建交”的原則出臺

周恩來經與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研究了緬方的立場后，需將這擬與緬甸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向赴蘇訪問的毛澤東報告。他已經從駐蘇使館發來的報告獲知，毛澤東乘坐的專列也正好這天即將抵達莫斯科，王稼祥提前去離莫斯科200多公里外的基洛夫車站迎接。

12月18日，周恩來起草了以劉少奇與他的名義發給毛澤東的報告。

同日，他以外交部長的名義，復電給緬甸聯邦政府伊·蒙外長：

我謹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收到閣下本年十二月十六日來電關于緬句聯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系的通知。我現在通知閣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貴國政府與國民黨反動派殘余斷絕關系的基礎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緬甸聯邦之間的外交關系，并互換使節。

如果按照一般通用的國際慣例，只要兩個國家的政府相互致電承認對方，并不需要進行談判，也就可以視為雙方已開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實際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相互間建交，都是采用這種方式的。因此，周恩來也就按照這種常用方式給仰光回了電報。

但是，新中國誕生的時候卻有著自己所面臨的實際情況。

毛澤東在路上走了整整10天。他于1949年12月16日到達莫斯科的時候，從國內發來的電報和文件已經有厚厚的一大沓了。剛住進下榻的克里姆林宮，不顧旅途的勞累，首先批閱的就是這些文件。

這些電報使他越看越高興，他乘火車離開北京的這10天中，國內的形勢發展得很快。在大西南僅剩的國民黨部隊的三大集團中，一下子就吃掉了兩個，一個是頑固的白崇禧集團，另一個是嫡系的宋希濂集團，就僅剩下了胡宗南集團了。重慶解放了，昆明起義了，還剩下胡宗南據守的成都，也將指日可待。

新疆和平解放后，王震的6萬部隊正在克服惡劣的氣候與環境的困難，陸續進入新疆。蔣介石在西南待不住了，只好逃到臺灣那個島上去了…毛澤東住下來后，除了與蘇方的會談，他需要考慮的是進軍西藏和攻占海南島、臺灣島的部署了。

兩天后，劉少奇、周恩來發來了關于與緬甸建立外交關系問題的電報，這是第一個非社會主義國家承認新中國，要與新中國建交，這個問題不能不引起他深層的思考。他在漫長的旅途中，在專列里也看了不少書，包括一些西方外交上的專著。這些外交的經典著作是在上車前，特別委托胡喬木去找來的。

對一個新誕生的國家，在國際上的承認問題，西方是有傳統的國際慣例的。

一種是所謂“構成說”。該種說法認為，一個新國家的出現或新政府的成立，只有得到所謂“國際承認”，才能享有國際法上的權利。他認為，這是西方列強為了壟斷國際事務、維護殖民帝國的既得利益而形成的。這完全是強權政治，新中國是不買此賬的。

另一種主張，是所謂“宣告說”。它認為一個國家或政府一旦事實上存在，也就是法律上存在，“承認”只是宣告這種存在的事實。只要兩國政府開始互相致電承認對方，也就是可以看做是這兩個國家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的開始。與前者相比，后者顯然較為合理。但是，新中國也不能完全照辦。

新中國從國家本質來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從國際法的角度看，是有史以來的中國的延續，其法律人格并未改變，也不需要外國的承認。從另一層意義來說，新中國人民政府是取代舊政府的新政府，這就有一個承認問題，即承認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問題。但承認應該是平等、相互而真誠的。

前數月間，新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已經這么辦了。但是，往后就需另作考慮。

早在新中國宣布成立之前，毛澤東就曾經囑人查閱檔案并專題寫一份材料，介紹中華民國成立之初是怎樣取得有關國家承認的。

材料呈來，他閱過之后很受觸動。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為了爭取西方國家的支援，曾經表示接受西方列強提出的“遵守舊有條約”之條件。其結果是，西方列強并未因此而協助革命，反而“援助”鎮壓革命，歷史的教訓是極其沉痛的，需后人牢記不忘。這也就是孫中山后來棄美、英而向蘇俄尋求援助的原因。

新中國面臨的情況是十分復雜的。舊中國長期以來被西方列強所侵略、奴役和控制，受武力脅迫而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簽訂了大量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都是違反國家主權原則的，是賣國條約。要是全盤接受下來，新中國何言有國家主權之存在？獨立自主也不過是一句空話。因而，毛澤東在新政協討論《共同綱領》的時候就明確提出，要“廢除舊政府的一切賣國條約”。

此外，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大陸基本解放，但蔣介石還妄圖盤踞與經營隔著一道海峽的臺灣島。從不久前三野葉飛兵團所部進攻金門島之戰失利來看，橫渡海峽攻占臺灣，困難還不小，還需做更為充分的準備。

毛澤東在開國大典發出建國公告后，從各種國家反饋的情況看，很多國家還沒有斷絕同國民黨殘余勢力的聯系，有的在觀望，有的雖然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暗地里仍然在支持國民黨殘余政權，甚至有的人正在企圖炮制“兩個中國”的陰謀。

特別引起他警覺的，是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蔣介石政權被驅趕出中國大陸了，但仍然竊據著中國的聯合國與安理會的席位。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共同綱領》第五十六條所確立的新中國外交原則：“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系、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

這里面就規定了“與之談判”，經過談判而建交，先談判，后建交，才能確保新中國外交政策在與外國建交時得到貫徹。

3、何以成第二個與新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經過認真的考慮，緬方的電報只是表示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表示要斷絕與國民黨殘余政權的關系；周恩來給緬甸外長的復電申明了我方“同意在貴國政府與國民黨反動派殘余斷絕關系的基礎上”建交并互換使節。

他覺得這還不夠，我方應該堅持建交前要進行談判，以確認對方是否與國民黨殘余政權斷絕關系，確認“一個中國”。這是絕對不能含糊的。

于是，12月19日，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作了電示：

少奇、恩來同志：
緬甸政府要求建立外交關系問題，應復電詢問該政府是否愿意和國民黨斷絕外交關系，同時請該政府派一負責代表來北京商談建立外交關系問題，依商談結果再定建立外交關系。此種商談手續是完全必要的，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應如此。如果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公開宣布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則我方亦應去電該國叫它派代表來華商談建立外交關系問題，同時可將電文大意公開發表消息，如此主動權仍然操在我手。你們對此意見如何？

毛澤東十二月十九日毛澤東這封電報，確立了與資本主義國家建交的基本原則和做法。

這一原則，具有深遠的意義，一直沿用至今天。對于后來新中國所進行的建交談判中，確保“一個中國”的原則，排除各種制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陰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為此，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凡外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必須滿足我方三個先決條件：

一、必須先斷絕同國民黨殘余勢力的“外交關系”；二、在聯合國中支持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三、把現在該國領域內的屬于中國所有的財產及其處置權完全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今后在此前提下，先談判，后建交。

我們今天來回顧新中國在建交問題上的原則、方針和做法，覺得這是在國際關系史上罕見的，也是鴉片戰爭后一百多年來舊中國政府所從沒有做到的。

新中國的建交原則，在國際關系和國際法上都是一個創舉，既合乎情理，合乎正義，也符合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實行該原則，在實踐中大大提高了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聲望。

在接到毛澤東這個重要電報后，周恩來外長為兩國建交問題于12月21日再次致電緬甸聯邦政府伊·蒙外長：

在貴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反動派殘余斷絕外交關系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緬甸聯邦之間的外交關系，并望貴國政府派遣代表前來北京就此問題進行談判。

周恩來外長第二份電報發出后，好幾天都沒有得到緬甸方面的答復，未免使人納悶。

周恩來留心等候著緬方的答復。一直至6天后，12月26日緬甸原駐南京大使館派人到南京軍管會外事處來，中方才搞清楚了其中的緣故。原來，周恩來外長12月21日的電報是用中文電碼拍發的，仰光的外交部一時無法譯出，緬方也很著急，其原在北京沒有領事機構，只好指令其駐南京的原駐華使館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詢問，提出希望外事處提供一本中文電碼本。

黃華在南京及時滿足了其要求。

三個星期以后，1950年1月18日，緬甸新任的外交部長藻昆卓復電周恩來外長：

“緬甸聲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日，國民黨駐仰光大使已獲得與他們斷絕關系的通知，因此他們的大使館即告關閉，隨著第二天臺北國民黨外交部證實外交關系已完全斷絕。”

同時，緬甸聯邦政府決定，派原駐南京大使館一等秘書兼駐昆明總領事吳辟先生為緬方談判代表，前往北京同中方進行建立外交關系的談判。

吳辟先生人在昆明。當時昆明和西南剛解放，有的地方尚在剿滅國民黨流竄的殘兵，交通尚未恢復。吳辟就需解放軍派部隊護送上路。周恩來即給云南省軍區司令員兼四兵團司令員、政委陳賡發去急電，指示陳賡派出得力部隊護送緬方代表至上海。

三個月后，吳辟帶著秘書藻文等隨員經上海，乘火車于4月26日抵達北京。

4月29日開始兩國建交談判。談判由吳辟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進行。

在談判中，中方提出緬甸聯邦政府對前國民黨政府留在緬甸的各種機構以及應屬中國的一切財產取何態度，請緬方明確告知。

緬方的答復如下：

第一，除前中國大使館外，緬甸政府從未承認過任何國民黨機構。緬甸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后，隨即撤銷對前中國大使館之承認，原館員被認為是普通僑民。第二，中國在緬甸的任何財產與資金將被認為已轉屬他們所承認的政府。

中方對緬方的答復表示滿意。接著雙方磋商，中方提名姚仲明為中國駐緬甸首任大使，緬方提名原駐南京大使吳敏登為首任駐華大使。雙方均表同意。

經雙方商定，于1950年6月8日建交。

當時，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千方百計地企圖封鎖與包圍剛剛誕生的新中國的時候，緬甸成為非社會主義國家中最早承認新中國的國家，這給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良好的印象和影響，對中緬友誼向來是十分重視的。

但緬甸的代表從昆明經上海來北京，在路途上花了將近3個月，耽誤了時間。談判因而要比印度晚了一步，使它成為在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繼印度之后，第二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這使緬方未免有些遺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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