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閻海清

如果人類的歷史是一條長長的鏈條，那么每一個歷史事件就是這條鏈條上的環兒。循著這條環環相扣的鏈條，我們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無情的興亡與滄桑、動人的輝煌與悲愴。第一次鴉片戰爭這一歷史事件，在中國歷史上無疑是一個沉重的環兒。多少年來，這個環兒的陰影，一直沉重地壓在炎黃子孫的心頭上，以至于到現在，人們也不敢輕易地去觸摸它。因為，它太觸動中國人的民族恥辱心、太刺激中國人的神經了。

當我站在廣州虎門威遠炮臺的廊道上，抬頭看那高懸在眼前的虎門大橋橫跨在珠江口上，高傲地顯示著當代中國的經濟實力時，突然想到，我腳下踩著的，卻是一塊歷史的傷疤；當我來到林則徐銷煙池邊，看到方形的池子里波瀾不驚的水面，心里卻生出久久不能平息的波瀾。虎門銷煙，這一英雄壯舉，曾讓多少中國人熱血沸騰。新中國建立后，在新建的天安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虎門銷煙的場景還被深深地鐫刻在漢白玉的石雕上。

今天，當歷史的煙塵漸漸散去，人們的大腦漸漸活躍、思維漸漸開化時，我們不禁要問，如果沒有林則徐的虎門銷煙，是不是可以避免那場戰爭？是不是可以不簽署那份“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請看那場戰爭之后，一個叫馬士（Morse）的外國人在他的一本《中華帝國關系史》中所披露的信息：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國實入鴉片15619箱；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實入36699箱；咸豐四年（1855年），實入竟達65354箱！虎門銷煙之后，鴉片的進口不但沒有停止或者減少，而且還在逐年增加，到咸豐年間增加了一倍還多！

再看一下清政府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1841年8月29日）在南京城外的長江江面上的英國戰船上，與侵略者簽訂的條約內容：

中國向英國賠款2100萬兩白銀；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作為商埠地；另外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作為中英貿易口岸。

于是，我們不禁產生這樣的疑問：林則徐的虎門銷煙到底是不是得不償失？到底是對還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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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鴉片，人們就會把它和罪惡、無知、貪婪聯系在一起。其實，最初它是以治病救人的溫情面目出現在人們面前的。

鴉片最早是和古希臘文明一起出現的。它的拉丁文寫法是Opium，漢語的音譯讀作“鴉片”、“雅片”、“阿片”、“阿扁”、“阿芙蓉”等。早在公元前400年，古希臘的醫學始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發現罌粟的汁液具有鎮靜、安神、止咳的功效，就把它作為一種藥物來使用。

公元前139年張騫出使西域，鴉片傳到了中國。三國名醫華陀還使用大麻和鴉片作為麻醉劑為病人做手術。到唐乾封二年（667年），有了鴉片進口的記錄，唐代，阿拉伯鴉片被稱為“阿芙蓉”。北宋中，鴉片被定名為“罌粟粟”，宋《開寶本草》一書上說，把罌粟子和米一起煮粥，是非常好的補品，稱為“御米”，其身價珍貴可知。明代，李時珍還在《本草綱目》里介紹了鴉片的制作方法和藥理功效，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還把它作為貢品進貢給明王朝。到了明成化年間，鴉片才走入中國民間市場，但它也只是作為藥物或珍貴補品在極少數人之間交易，因為它的價格太貴了，幾乎等同黃金。這時，明政府開始了鴉片的征稅，并一直延續到清代。但是，一直到清雍正間，每年鴉片的輸入也不超過200箱。

清乾隆間，隨著“經濟騰飛”，人們的腰包鼓了起來，一些達官貴人和暴發戶，開始吸食鴉片這種“高級補品”以顯示身份，并漸漸上癮。所以，可以這樣說，鴉片的泛濫，是從“食補過量”或“藥物濫用”開始的。

人吸食鴉片之后，可以初致欣快感、無法集中精神、產生夢幻現象，導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賴性。長期使用后突然停止，則會發生渴求藥物、不安、流淚、流汗、流鼻涕、易怒、發抖、寒戰、厭食、便秘、腹瀉、身體卷曲、抽筋等戒斷癥。過量使用往往還會造成急性中毒，癥狀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壓、瞳孔變小，嚴重的還會引起呼吸抑制致人死亡。

鴉片從藥品變成毒品，嚴重危害國民的健康。所以，清政府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式下文禁止藥物以外的吸食。嘉慶十八年（1813年），定“官吏兵弁及人民吸食鴉片治罪則律”。兩年后，嚴令禁入鴉片。這以后，又相繼出臺了不少禁煙條例，但卻是有禁不止，終于使它在中國泛濫成災，以至于因鴉片中毒的人越來越多，“東亞病夫”就成了當時中國人可悲的代名詞。

既然鴉片的危害如此之大，朝廷又三令五申地明令禁止，可為什么鴉片還會有增無減地涌進中國，以至于釀成了一場戰爭呢？這其中的深層原因又是什么呢？我們不妨從表面現象開始，梳理出一個頭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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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屢禁不止，歸納起來有如下四大原因：

第一，中國有一個龐大的吸食鴉片的人群，即有一個廣大的市場。有資料顯示，到道光初年，鴉片流毒就蔓延全國十八省，甚至還蔓延過了山海關，進了滿清王朝的龍興之地東三省。有人估計，當時京官十之一二，地方官十之二三都在吸食。至于“刑名、錢谷之幕友（幕僚，民間習稱師爺），則十之五六。長隨、胥吏更不可勝計”。《夷務始末》上說，就是京師重地，衙門胥吏，都染煙癖。就連宮內皇帝身邊的太監，也吸食起鴉片來了。因為吸食一久就會使人上癮，斷了鴉片，人就會出現各種不適癥狀，連生業（工作）都要廢弛。所以，上癮的人不得不想方設法甚至傾家蕩產也要去購買。

第二，販賣鴉片利潤巨大。當時最上等的煙，在印度啟運時是每箱400到500盧比，合中國200至250兩銀子。在廣州上岸時，每箱就達到700至800兩銀子，價格漲到三倍之多。而到了地方小販手里，每箱就是千兩銀子了。賣給吸食者時，都是以斤兩計算的。每箱鴉片為20斤，每斤100兩銀子，那么，每箱就是2000兩銀子了。而最尾端的小販，為了擴大銷路，多賺到錢，往往都使出各種手段去引誘人去吸食。特別到清廷嚴禁以后，由于貨物難搞導致物以稀為貴，鴉片的價錢反而越禁越貴了。

在巨大的利益驅使下，中外奸商們形成了一個嚴密的走私網絡。在廣州，以十三行為主，偷偷地做著大宗買賣。原來在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的對外貿易只有廣州一個口岸，并且規定非常嚴格，只允許13家商行與外國人進行交易，因此，人們習稱十三行為洋行。十三行的走私非常隱蔽，他們在廣州城內設有錢莊門市，稱為“大窯口”，名義上是錢莊，但里面做的卻是批發鴉片的買賣。有大煙販子到“大窯口”里和洋人談好價錢交完錢。洋人出具提貨憑證，謂之為“書寫”，煙販就可以憑“書寫”帶船到海面的船（稱為躉船）上提貨。

除了十三行之外，沿海一些小的不法商販也鋌而走險，用漁船直接向停在海面上的英國鴉片船走私。到道光初，走私鴉片的躉船從廣州洋面向東，福建、浙江沿海也都出現了走私的躉船。

第三，賺到大把錢的煙販子們，不惜用重金賄賂官方巡查官兵，使查禁形同虛設。道光六年的兩廣總督李鴻賓，曾向朝廷奏道：“粵東外海內河，奸匪叢集。數十人共乘一船，名曰快蟹，其行如飛，官船每不能及。臣等上年會議，仿照快蟹式樣，制造七只，選派弁兵巡緝，已陸續獲蟹船六只。黃埔、虎門一帶，頗覺肅清。”但實際情況是，李氏所設巡船，原為緝拿運煙快蟹，但他不知道，巡船和快蟹早已勾結在一起通同作弊，按股分臟。巡船不但不巡，還幫著走私甚至參與運煙，儼然成為官辦快蟹。鴉片的輸入，坐是日增。李氏的肅清云云，不過是官樣文章而已。據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上說，道光六年，廣州洋面上的走私船達到25艘之多，而清朝官方的巡船每月收受的賄賂竟高達3600兩白銀。

第四，清朝上層在禁煙問題上搖擺不定，下不了最大決心來禁煙。從乾隆后期直到道光初的幾十年里，清廷最高層就禁煙問題嚴禁派和弛禁派不知爭論了多少次。

清朝最初采取的政策是對外禁止進口，但對內奸商處罰不嚴。而對于吸食者，僅令其定期禁食改過自新而已。加上賄賂風行，各地官員對鴉片走私也都是睜只眼閉只眼，使朝廷的政策形同虛設。

眼看禁煙的難度實在太大，于是，弛禁派提出了一些變通辦法。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卿許乃濟提出，“準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也就是讓鴉片貿易合法化。把官員們從走私商人那里所得到的賄賂變成國家稅收。他認為，吸食鴉片的人都是些“游惰無志，不足重輕之輩”，所以，除了“文武員弁士子兵丁”以外，可以聽由民間吸食。并規定鴉片貿易只準以貨易貨。

許乃濟的主張，立刻得到沿海官員，如時任兩廣總督鄧廷楨等人的擁護。因為這些官員早已讓禁煙的事情搞得焦頭爛額，實在想不出好辦法來禁煙。直到兩年以后的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上了一本，才讓道光皇帝動容，并下決心根治鴉片走私。

浙江舟山鴉片戰爭古戰場遺址——定海竹山之下的一處港口:定海位于浙江省東北部東海海域、中國最大的群島——舟山群島的中、西部。鴉片戰爭中，這里發生過定海保衛戰。如今，它也是中國沿海南北航線與長江“黃金水道”交匯的咽喉要沖，是長江流域對外開放的海上門戶和通道。境內港灣眾多，水域廣闊，少淤不凍，風小浪微，可供開發的深水岸線長達68.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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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中國十九世紀初的鴉片走私問題及后來的鴉片戰爭，實質上是崛起的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一種方式。

1640年，英國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并獲得成功。隨著新技術的不斷出現，新思想新觀念也不斷涌現。蒸汽機的使用，讓英國的經濟飛速發展，產品嚴重過剩，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家們把他們的眼光投向了東方這一巨大市場。在與荷蘭和法國多次爭奪獲勝之后，英國首先把印度變成了他的殖民地，以印度為跳板，又把目光盯上了下一個東方大國——中國。

為了敲開中國的大門，1792年9月26日，英國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的名義，派馬戛爾尼勛爵帶領700多人的龐大團隊，從英國的普利茅斯港乘船出發向中國駛來。經過一年的航行，1793年7月，英國出使船隊到達天津的大沽口。在受皇帝接見時，英使是不是要行三叩九拜大禮問題上，東西方文化產生了嚴重的碰撞。

最后，馬戛爾尼妥協，以晉見英皇之禮單腿跪地算是勉強得到乾隆的恩準。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在避暑山莊的萬樹園里，乾隆皇帝接受了“西方帝國皇帝致東方帝國皇帝”的祝壽信。

但是，英國派出的這支龐大使團，絕對不是光為乾隆祝壽的。它的真正目的是：一、在北京設立永久的英國使領館；二、放寬中英兩國之間的貿易限制；三、對在舟山島嶼上的英國商人、貨倉和船只不設防。

可是，中國的皇帝和大臣們卻把這支船隊，單純地當成了外夷小國來向天朝大國進貢的。所以，英國使團提出的上述“有損天朝大國國體”的要求，是一定不會答應的。乾隆皇帝還算是開恩，賞英國船隊一年的糧米，又以中國的玉如意等禮物回贈英國的皇帝，別的“請求”則一條也沒有“恩準”。

這樣的結果太讓馬戛爾尼失望了。請看他帶來的團隊成員身份和“貢品”的清單：出使的人員里有官員、貴族、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工程師、畫家、商人、醫生、翻譯等。禮品里有鐘表、紡織機、望遠鏡、天文觀測儀、地球儀、熱氣球等當時的高科技產品。在天津上岸后，中國足足動用了3000多民夫，還有幾十輛四輪馬車才運到北京。可是，我們悲哀地看到，這些代表世界最先進的東西，沒有一個中國人去接受和研究它，只被天朝大國當做“奇技淫巧”而扔進倉庫里，任其落滿灰塵。

盡管這樣，英國并沒有放棄打開中國大門的努力。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英國的阿美士德勛爵帶著600多人出使大清國，這是繼馬戛爾尼之后英國派往中國的第二個大規模的外交團隊。可是，讓英國人遺憾的是，因為在嘉慶皇帝接見時，是行三叩九拜大禮還是鞠躬的問題上跟天朝沒有談攏，最后使團遭到了比當年馬戛爾尼還慘的待遇——被驅逐出境。這原因，主要是近些年英國商人向中國走私鴉片，英國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早已沒有了好印象。

還原歷史真相我們看到，英國急于打開中國大門的現實原因是，中英間的貿易出現了巨大的逆差。從中國開放廣州與外國通商以來，英國商人就一直在與中國人做生意。但是，英國人賣給中國的東西，一般都是棉紡織品和毛紡織品，他們的“高科技”產品在中國沒有任何市場。

據《東華錄》記載，廣州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定為對外貿易的唯一口岸。初時循恰克圖（今蒙古國與俄羅斯交界處，清代為中國領土）例，只以貨易貨，不準用銀。當時廣州入口以棉花、棉布、毛紡織品及鐵器為大宗，中國出口以茶葉、湖絲、大黃為大宗。中國的茶葉在西方很有市場，每年出口多達4000萬斤到9000萬斤不等；湖絲則高達六七十萬斤到一百多萬斤。因為出口的多，所以中國的外貿常常是出超，出超部分只能用銀兩來補，所以，每年外商要向中國補貨價銀200萬兩到500萬兩不等。

貿易的不平衡使英國人的心理也不平衡起來，他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自己如此高端的先進產品，憑什么在中國沒有市場？

不過，嘉慶、道光間英國人發現，他們的鴉片在中國有極大的市場，完全可以用它來平衡中英貿易的不均衡問題。至于說到鴉片是不是損害中國人的身體健康，那就不是唯利是圖的商人們要考慮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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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道理，虎門銷煙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也與中英貿易不平衡有關。道光元年，中國入口鴉片5000余箱，價銀882萬兩。到道光十七年，就達28000多箱，價銀2000多萬兩，而且這都不是以貨易貨，那可是真金白銀地輸出。

白銀的大量外流，在中國首先表現的是銅錢的嚴重貶值（時稱“銀貴錢賤”）。中國明清時代，都是以白銀作為基準貨幣的，但為了流通的方便，各朝政府都是采用銅錢在民間進行交易。清代，每銀一兩，兌銅錢一千。據黃爵滋向朝廷所奏，道光十八年，由于鴉片輸入而導致的白銀外流，已使銅錢貶值到一兩白銀兌1600銅錢了。如此下去，時間長了，必將造成國庫白銀貯備空虛，而老百姓手里的銅錢則一年一年貶值。國空民乏，讓有識之士憂心如焚。

于是，黃爵滋在奏折中向道光皇帝直陳厲害：“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十余年后，豈惟無可籌之餉，抑卻無可用之兵。”煙禍是一把雙刃劍，它不但能使國貧民弱，而且因為身體嚴重損害，連兵員都召不來了！試想，一個國家連保衛祖國的軍隊都沒有了，那皇帝的寶座還能坐穩嗎？也就是這句話讓道光真的動了心。

黃爵滋還向道光奏道：“積重難返，非雷厲風行，不足振聾發聵。請仿《周官》用重典，治以死罪。”他主張對煙販用最嚴厲的死刑。

對于是不是采用死刑問題，道光皇帝向各地的督撫、將軍（相當于現在各省的省長和大軍區司令）征求意見，結果讓道光大失所望，僅有9人贊成，而反對的人卻有29個。

如果采用現在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當時的中國就不會貿然去禁煙了。但是皇帝畢竟是皇帝，他的帝國他的皇位是不允許受到任何威脅的。所以，他把極力贊成禁煙的林則徐召進北京，就禁煙問題他們進行了八次詳談，研究了幾乎所有細節。林則徐被任為欽差大臣赴廣州禁煙。

林則徐虎門銷煙池舊址大門:虎門銷煙池舊址位于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鎮口村。1839年6月3日，林則徐會督文武大員在虎門鎮口海灘上舉行了震驚中外的虎門銷煙，當眾銷毀鴉片2376254斤。林則徐指揮在海灘高處開挖的兩個銷煙池，長、寬各46.5米，池底平鋪石板，四周置樁欄板，池前開一涵洞池后通一水溝，把鴉片分批投入池內，采用鹽鹵水加石灰浸化辦法使其分解銷蝕，然后引水入池沖走。1839年，林則徐虎門銷煙后，銷煙池泥沙淤塞，現有銷煙池為1973年經考古發掘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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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禁煙主要要辦四件事：

一是收繳所有的鴉片煙就地銷毀；二是英商出具甘結（保證書）保證不再走私鴉片；三是對販過鴉片的英船一律驅逐出境并永遠不許他們再與中國做買賣；四是對罪大惡極的英國煙販處以死刑。

這四個條件在林則徐的嚴厲敦促下，前兩項英國人全部答應了，就是后兩項英國人不肯應允。于是，英國商船停到廣州洋面不肯離去。由于船上的食品供應出現問題，英國人私下里和中國漁民“勾結”，用貨物（可能還含有鴉片）換取食物。

中國的“漢奸”和煙販子勾結，這還了得！于是林則徐下令禁海，抓捕漢奸的同時，也對與漢奸勾結的英船進行驅趕。結果雙方摩擦不斷，最后終于擦出了火花，并由此引發了一場中國有史以來與外國進行的國與國之間的全面戰爭。后來，英國人在久攻廣州不下的情況下揮師北上，兵鋒直指大清國的首都門戶天津。后來的情況眾所周知，中國以賠款割地求和而結束了這場戰爭。

在中國，最早記述鴉片戰爭全過程的書籍，當屬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了。書中披露的大量史實，不是親歷那場戰爭的人是不能寫得如此詳盡的。盡管書里面出現了很多數字不準或人物有出入等不足，但它不失為研究鴉片戰爭最原始最珍貴的資料。特別是書中對于戰爭細節的反思，有許多地方是經過作者冷靜和獨立思考得出的結論。

魏源在書中詳列了與英國可以避免戰爭的四個轉機：

一是道光十三年，英國撤了領事之后就不該讓他再設；

二是虎門銷煙之后，英國大批商船仍停海上。義律要求暫停葡萄牙人占據的澳門，待驗明船上無鴉片時再去廣州恢復貿易，中方嚴辭不許，遵照朝廷圣旨定要與英方斷絕貿易，將其驅走；

三是義律通過澳門中間人向林則徐說情，將英船鴉片商人盡行遣送回國，其合法貨物準其貿易。同時貨船愿具甘結，如私夾鴉片，船貨中方沒收，只是沒有答應中方“人即正法”四字。這一請求也被林則徐以有朝廷圣旨為由拒絕；

四是英船停在海上太久，再一次請求到澳門暫住，待其國王來信后再商去留，林則徐照樣沒有答應。

1942年，武漢大學史學教授姚微元出版了一本《道光洋艘征撫記考訂》。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訂本，冠名為《鴉片戰爭史實考》。書中的考訂部分對魏源的四個轉機一一否定，我覺得他過于武斷了。原因是，當時的中國從皇帝到大臣，沒有一個人懂得國際間的游戲規則。

但是我們又清楚地看到，中國和英國，在當時雖然同是兩個大帝國，可在質量上卻有著天壤之別。早在1640年，英國就成功地進行了資產階級革命，隨后通過了《大憲章》，走上了一條向外擴張的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中國，卻依然沉睡在唯我獨尊的天朝大國夢里不肯醒來。不同文明不同質的經濟體，遲早要發生一次不可避免的碰撞。所以可以斷言，就是沒有林則徐的虎門銷煙，中英之間早晚也會發生一場戰爭。

關天培:關天培（1781-1842），字仲因，號滋圃，淮安府南陽縣（今楚州區）人。一生為職業軍人，歷任把總、千總、守備、參將、副將、提督等職。道光六年（1826年）春，陶澍、魏源等辦理漕糧海運，關天培以太湖水師營參將銜領水戰船護送1200艘漕船從吳淞口北上，秋季到達天津大沽口，120萬石漕糧和3萬余運糧水手無一損失，論功升為副將。1841年2月25日，時任水師提督的關天培在虎門抗擊英國侵略者的戰斗中，身中炮彈壯烈犧牲，其子奎龍從廣州將其遺體千里迢迢運回楚州安葬。5月，道光皇帝親制祭文祭祀關天培，下旨謚其為“忠節公”，入祀北京城內的昭忠祠。1856年，關天培之子遵照祖母遺囑，用朝廷發的撫恤金錢在縣城內東街建祠，這就是今天看到的關天培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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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西方的游戲規則是，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早已開放了廣州口岸，就是準許包括英國在內的所有外國人對中國的貿易。中方因為鴉片走私一事，在沒有經過雙方政府談判的情況下，就一概中止其它正當的貨物交易，于情于理總是欠考慮的。二是在義律同意將煙商遣送回國，并愿具甘結（保證書）的情況下，但不該“人即正法”（處死）。當時，英國《大憲章》早在1215就問世了，他們認為，在不經過法庭控辨雙方的辨論，不經過法官宣判，隨便處死一個人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而且按慣例，在沒有達成兩國共識的情況下，一個國家不可以處死他國人。

就這樣，中英雙方僵持下來，英國50多艘商船在廣州附近的海面漂蕩，連吃的東西都沒有。后來雖然義律私下里和澳門的葡萄牙人協商，但因為沒有中方允許，澳門總督不好答應他們進澳的請求。所以，為了吃飯，英國人就用貨物與廣州附近沿海的中國人換食品。

中國的“奸民”和英國的奸商勾結，這在中國就是叛國，就是大逆。林則徐于是采取了更強硬的措施，派出兵船巡海抓捕私通英商的“漢奸”，還火燒了與中國漢奸勾結的英國商船。

可以想象一下，當時的英國，已經戰勝了老牌殖民者荷蘭和法國，并把印度變成了它的殖民地，號稱“日不落帝國”，在亞洲它還怕誰呢？于是，一些商人和政客紛紛回國，鼓動議會通過對華的戰爭議案。結果，經過激烈爭論以后，1840年5月10日，英國議會以271票贊成262票反對，僅9票之差，通過了對華戰爭的決議案，終于爆發了讓中國人痛心疾首的那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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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多年過去了，中國人雖然不愿意回首那段屈辱的往事，但學者們卻一直沒有停止過對那場戰爭的性質及勝敗得失的探討，我們看到，發表的著作和論文汗牛充棟，多少人因為研究它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又有多少人以此為題著書立學而成為專家教授，這數字恐怕無法統計了。但是我們也看到，在眾所周知的政治背景影響下，有多少真實的史料被人為地忽視，又有幾篇真知卓見的文章真正冷靜、獨立、公正地思考和評價過這場戰爭呢？

過去那些帶有政治傾向色彩的專著和論文在這里可以不說它了，這里只就中、英兩國兩位當代學者最熱門的專著進行解讀。

首先是中國學者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茅海建先生現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該書是他查閱了大量的清朝檔案，于1995年，在他發表過的多篇研究鴉片戰爭論文基礎上整理成的。

他的觀點主要有：敵強我弱，中國無論怎么打都必敗無疑；林則徐虎門銷煙要為引起這場戰爭負責；琦善不是賣國賊等等。

其次是英國女學者Julia Lovell（中文名藍詩玲）的《鴉片戰爭，毒品、夢想和中國之涅槃》。藍詩玲是在1997年香港回歸那年22歲時，來到中英《南京條約》簽署的地方南京，在南京大學學習歷史和中國文學的。她用了10多年時間查閱了英國和中國許多史料，于2011年7月完成此書。

藍詩玲在書中主要揭示了鴉片戰爭帶給中國的變化以及對中國人心理的影響，同時也談到了中國失敗的原因：一是中國人心不齊，“民族認同感沒有我想象的那么簡單劃一”；二是中國的官員向道光皇帝“撒謊”。

兩位學者的見解都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但是我要在這里說的是，還是站在歷史的高度確定一下鴉片戰爭的性質：即，它是以虎門銷煙為導火索，英國政府以保護本國商人生命財產為借口所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

很長時間以來，西方一些學者都把鴉片戰爭說成是“以文明和自由貿易為目的而進行的戰爭”，極力否認它的侵略性。其實這種老調一直在唱，就是要把西方的價值觀強加給別的國家，而把向中國走私鴉片這種見不得人的勾當，也看成是文明和自由，這就只能是強盜的邏輯了。藍詩玲在和香港記者對話時說：“有的英國人把這場戰爭說成是以文明和自由貿易為目的，我不同意，它的目的就是為了鴉片。在研究中，我經常為我的前輩感到羞恥，我不認可他們的行動。”

毫無疑問，現在，中外學者都認可了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而在中方，奮力反抗就是正義性的了。這里，我們不能說凡是正義的戰爭就必須勝利，但我也絕不同意茅海建先生的必敗理論。在中外歷史上，以弱勝強的戰爭不勝枚舉。僅就中國而言，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僅用了三年時間就戰勝了國民黨八百萬美式裝備的部隊；朝鮮戰場上，中國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還戰勝了武器精良的美國軍隊。

淮安關天培墓:關天培墓位于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東門外3公里的南窖村。原為土墓，1963年改為水泥墓。

淮安關天培祠:關天培祠堂，位于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東街。祠堂的大門柱上的對聯是林則徐所寫：六載固金湯，問何人忽壞長城？孤注空教躬盡瘁；雙忠同坎壈，聞異類亦欽偉節，魂歸相送面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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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們要問，鴉片戰爭，中國敗在什么地方了呢？正確的回答是：中國人敗在了中國人自己手里。

這一點英國學者藍詩玲女士在她的書中也披露了出來，她的“人心不齊”和“官員撒謊”多少說到了點子上。

其實自林則徐出發去廣州開始，清政府也沒有要和英國開戰的打算。就是虎門銷煙之后，英國兵船開到廣州洋面，中國也沒有打算與英國進行一場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全面戰爭。中國，從始至終打了一場無準備之仗。這原因，還是與滿清王朝那種根深蒂固的唯我獨大的思想有關。就是后來英國攻陷定海、寧波時，道光皇帝還不時發出“剿”或“撫”的圣諭，就好像對待中國國內的農民暴動一樣。

正是因為原本沒有打仗的準備，更缺乏全國性的戰前動員，所以，清政府從上到下的官員們思想不統一，如被道光皇帝派到浙江抗戰的伊里布，到達那里后竟拋開朝廷和英國侵略者講和了。更重要的一點是，最下層的老百姓，由于當時國內階級、民族矛盾加深，有不少人甚至幫助英國人去引路和刺探軍情。這一現象在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里有多處記載，并多次把這些人稱為“奸民”、“漢奸”。1842年5月，英軍攻打浙江乍浦時，由于守城的“駐防旗兵，平日凌辱漢人，至是又動斥為漢奸，由是福建水勇積憤，縱火內應，賦遂逾南城入”。

關于“官員撒謊”問題，把它說成是“情報不準”好像更確切些。《孫子兵法》上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鴉片戰爭中，清軍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實是犯了兵家大忌，豈有不敗之理。如果更深層次挖掘一下，還是與君權至上的封建專制制度有關。下級官兵要向上級官員負責，為了兵餉和官帽，常常謊報軍情，小勝則夸大戰果，大敗則夸大敵軍。而中上層官員為了向皇帝負責，既使像林則徐這樣的欽差大臣，竟然連要在珠江上設攔江鐵索也要向道光皇帝請示。

我們看到，從鴉片戰爭的戰火向北蔓延，漸漸逼近天津，清政府也沒有組建一個由真正懂軍事的人領導的全國性的軍事指揮系統，所有的指揮權，則全部集中在道光皇帝一個人身上。而深藏在深宮里的皇帝，只聽各地不實情報，就只能瞎指揮一氣了。

所以，藍詩玲在她的書里說，這場戰爭實際上是由一個“煩擾的皇帝、撒謊的將軍、勾結者及務實獨立的商人合成的悲劇”。

我們不妨對這場戰爭進行實際而恰當的分析，當時英國雖然船堅炮利，但在陸地上，他們的火炮和槍械，與清軍的差別不是太懸殊，用現在的話說，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且，他們是從遙遠的歐洲而來，長途跋涉，既使是從印度進行后勤補給，也要花上一個月時間才能運到。而英軍到中國來的總兵力，最多時也沒有超過兩萬人。如果清政府在林則徐赴廣州時就做好全國抗戰的準備，如果不是皇帝指揮，而是建立一個由懂軍事的將領統一指揮全國抗戰，這場戰爭的勝利一定是屬于中國的。但歷史是沒有如果的，因為任何脫離歷史背景來說事的辦法都是愚蠢的。

所以我說，茅海建先生在他的書中大篇幅地羅列雙方武器相差如何如何，就斷定中方必敗是極不恰當的分析。

鴉片戰爭中，天時、地利、人和這三項，中國只占了地利，恐怕這才是中國必敗的原因。這里的“天時”，是指當時中國還處于封建專制時期，在文明程度上，與英國相差太遠。而“人和”，當時中國正處于封建社會末期，由于統治階級的壓迫和盤剝，廣大人民苦不堪言，階級矛盾日益嚴重，人民起義此起彼伏，社會上有很多人恨不得早日推翻壓在他們頭上這座封建大山。這樣一分析，中國的鴉片戰爭之敗就成為歷史的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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