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陳景圣

在總統尹錫悅、總理韓德洙接連遭遇彈劾后，代行總統職權的經濟副總理崔相穆也成為最新的政治靶心。由在野五黨聯合發起的彈劾動議，正式將這位“代總統”推上了風口浪尖。至此，韓國國家權力的三大支柱——總統、總理、代總統全部陷入合法性危機，國家憲政結構被推向前所未有的崩潰邊緣。

表面上看，這是一場因“拒絕任命法官”引發的技術性違憲事件。去年底，韓國國會按照程序推薦三名憲法法院法官，崔相穆卻以“朝野未達成共識”為由，僅任命其中兩人，拒絕執行在野黨提名人選馬恩赫的任命。今年2月，憲法法院明確裁定這一行為“構成違憲”，強調總統或代總統必須全面履行憲法義務，不得選擇性任命法官。然而，崔相穆對裁決既不回應也不執行，憲法法院至今仍有一席空缺，直接影響了對總統、總理彈劾案等關鍵案件的審理。

問題的核心并不只是違憲任命，而是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徹底失序。崔相穆本為財政技術官僚，因政權空轉而臨時“接棒”，卻在無民意授權、無政黨基礎的背景下，執掌國家最高權力。他的猶豫與拖延不僅損害了法治本身，更被在野黨視為延續尹錫悅政治遺產的工具，試圖維系憲法法院的政治結構平衡。于是，彈劾成為一種制度性清算，朝野博弈再次引爆。

這已不是一次偶發性政治事件，而是憲政體系全面失靈的集中體現。從尹錫悅試圖動用軍權引發彈劾開始，韓國就已經步入制度極限的臨界狀態。如今，總統失權、總理待裁、代總統被彈劾，憲法法院不滿員、國會陷入對立，三權體系幾乎全部陷入僵局，國家運行的“最低限度秩序”正在崩塌。

這場危機的國際影響同樣深遠。作為美國在亞太的核心盟友，韓國本應在區域安全框架中發揮穩定作用。但眼下，首爾不僅在紅海危機、朝鮮半島局勢中集體失聲，就連美國新任防長赫格塞思首次亞洲訪問也罕見繞過韓國，轉向日本與菲律賓。這并非外交細節的遺漏，而是對韓國政局持續動蕩的不信任表達。

更令人擔憂的是，憲政失能背后，是制度信仰的流失。韓國的政治文化早已陷入“彈劾慣性”與“司法斗爭”的惡性循環。從盧武鉉到樸槿惠，再到尹錫悅與崔相穆，彈劾已經從一種憲法緊急手段，異化為朝野權斗的常規工具。每一次政權更替都伴隨著清算與反清算，制度沒有成為緩沖矛盾的容器，反而不斷被撕裂為政黨斗爭的工具箱。

曾被譽為“亞洲民主樣板”的韓國，如今正走在民主制度自我蠶食的斜坡上。彈劾不再是正義的防線，而是一種消耗國家治理能力的政治慣性。當彈劾成為常態，信任就會消失；當信任崩塌，制度就失效；而一旦制度失效，國家就會陷入無法治理的真空。

此刻的韓國，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彈劾，而是一次深刻的制度修復與政治反思。要盡快填補憲法法院空缺，重啟大選程序，恢復民意授權的合法政府，同時重建政治文化中的制度敬畏與規則意識。任何拖延都只會讓國家在混亂中越陷越深，讓國際社會對韓國的信任加速瓦解。

韓國已經沒有太多可以浪費的時間。在全球秩序震蕩、地緣風險高漲的背景下，制度不能再空轉，政府不能再失控。重建秩序，是國家生存的底線。如果連代總統也無法履職，接下來的不是治理危機，而是國家運行的全面中斷。這一次，韓國站在了真正的憲政懸崖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