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在基辛格受尼克松聘用以前，生活在基辛格周圍的人幾乎都是尼克松的死對頭。其中，對基辛格一生影響最深的一個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美國大財閥洛克菲勒。

1、“死敵”基辛格

納爾遜·洛克菲勒喜歡基辛格，十分樂于同他交往，欣賞他的聰明才智。洛克菲勒在與基辛格的交談中，學到了許多有關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的知識與見地，他把基辛格當成重要的外交政策顧問。基辛格因受到洛克菲勒的器重而十分快慰，自然樂意為之效勞。

可是，洛克菲勒曾經兩次競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都被尼克松所擊敗。

基辛格確信納爾遜·洛克菲勒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總統，他認為洛克菲勒完全具備果斷勇敢、遠見卓識這類當領袖的品質。因而，在1968年的大選中，基辛格對洛克菲勒當選總統的可能性估計得十分樂觀，使出了全身解數為洛克菲勒的當選奔走操勞，并且公開地發表了反對尼克松的言論。

據說，在邁阿密舉行的共和黨代表大會上，他對代表們說：“在所有候選人當中，尼克松當總統最危險。”說尼克松當選將意味著共和黨的悲劇。有的記者問到他對尼克松的評價，基辛格回答得十分干脆利落：“荒謬可笑。”

當記者進一步問他，要是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他會怎么認為？基辛格回答得更明了：“那就更荒謬可笑了！”

但是，尼克松的表決機器勢不可擋。第一輪投票，洛克菲勒以277票對692票敗下陣來，一時全國的電視屏幕上只剩下理查德·尼克松的面孔了。基辛格為洛克菲勒的失敗傷心透了，據說他哭了。他回到曼哈頓東五十五街400號的公寓里，埋頭睡到大天亮。有記者打電話吵醒他了，他在電話中還傷心透頂地罵尼克松說：“這個家伙根本沒有資格統治美國。”

后來，基辛格還在好幾個場合毫無顧忌地埋怨共和黨所選非人，公開反對尼克松當候選人。

盡管基辛格反對尼克松，尼克松卻不反對基辛格。尼克松當選總統后，思考了前幾任總統執掌白宮時暴露出來的問題，打算一開始組織政府就由白宮指導對外政策；因此，他認為國家安全顧問的人選是個關鍵性的問題。他考慮到此項職務的重要性，在決定人選時準備采取獨特的挑選辦法。尼克松想到了基辛格。

尼克松盡管與基辛格缺乏交往，而且還遭到基辛格的攻擊反對，但是并沒有影響他對這個德國猶太血統的哈佛教授的深刻印象。他早已讀過基辛格的幾部著作，基辛格否定杜勒斯外交政策的新設想、有限戰爭理論、對談判時代的認識、均勢思想、和平結構、對世界由兩極變為多極的分析…讓尼克松覺得很富于創造性，而且同尼克松自己那些對外政策的基本主張有明顯的相似之處。

2、尷尬的會面

他跟基辛格只有過一面之緣。

那是1967年12月10日在劇作家盧斯夫人家舉行的一次酒會上。那時，基辛格雖頗有名聲，但在政界并無地位。基辛格十分守時，很早就來到紐約五馬路93號的盧斯夫人家里。這天晚上名流薈聚、高朋滿座，基辛格認識的客人不多，又不善于寒暄應酬，坐了片刻之后就想起身告辭了。正在這時，尼克松來了。

盧斯夫人馬上將他倆引入一個僻靜的書房，讓他倆有機會交談。

雙方都覺得尷尬，寒暄應酬了幾句。尼克松說他看了基辛格的第一本書《核武器和外交政策》，從書中學到了知識，并提起為此給基辛格寫過一封短信，表示欽佩。基辛格因為忘了這件事，只好尷尬地“呵、呵”表示感謝。據基辛格回憶，他倆在不大自然的氣氛中說笑了幾句，然后就分手了。

一想到尼克松要當總統，基辛格就覺得不是滋味。1968年11月22日，星期五，基辛格從坎布里奇飛來紐約，同洛克菲勒進行例行的午餐約會。在他倆邊吃邊談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是找基辛格的。尼克松的年輕助手德懷特·查平來電話請基辛格博士下星期一到皮埃爾飯店與當選總統一晤。

基辛格以為尼克松的約見無非是要聽聽自己談談對外政策，沒有預料到這次會談會改變他后半生的生活。

基辛格于11月25日（星期一)上午10點準時來到皮埃爾飯店39樓的尼克松的臨時總部。

尼克松盡管當選了總統，他與基辛格會面時還是很尷尬的。

據基辛格記載，尼克松裝出輕松自在的樣子，卻掩飾不住內心的緊張不安；他神態靦腆，缺乏自信，動作含意模糊，語聲低沉溫和，因而氣氛十分沉悶，甚至有點緊張。

尼克松扼要地說明了他對外交政策的一些看法。他的見解和知識與基辛格以前對他的看法全然不同，這倒使基辛格大為驚訝。兩人談了三個多小時。這種就外交政策交換意見的方式巧妙地掩蓋了這次會晤的實質：兩個精明人在互相打量和摸底。

在相互打量的后面包含著豐富的潛臺詞，對于基辛格來說，隱含著揣摩新總統是不是要給自己一個差事干？對于尼克松來說，是進行了一種奧妙的試探，看這位外交主張頗合尼克松胃口的哈佛教授是否愿在新政府里工作？據尼克松回憶，他對基辛格有著強烈的直覺感，他當場就內定基辛格出任國家安全顧問。他想，由他起用基辛格，是“頗為得意之筆”，是出奇制勝的一著。

兩天之后，他倆又在皮埃爾飯店見了面。這次，尼克松正式邀請基辛格出任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按捺住驚喜的情緒，猶抱琵琶半遮面，提出考慮一個星期再答復。他倆接著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談得很投機，直到該吃飯的時候。尼克松是很少吃中飯的，基辛格是很少不吃中飯的，但是這回兩人都不曾想到這頓飯。

經過深談，基辛格對尼克松的印象也有了改變。

基辛格說：

“對他的優點我以前毫無所知，對于缺點卻又信以為真。其實那都不是我自己的見解，我以前還沒有真正認識他。”

在對外政策方面，基辛格覺得尼克松的素養要比1956年以來所見過的所有總統候選人都好。艾森豪威爾算得是戰爭年代的英雄——一個偉大的軍人，卻是個平庸的總統。史蒂文森有口才，有風度，但比較軟弱，尤其在對俄國的問題上。肯尼迪很吸引人，但是同樣優柔寡斷。至于戈德華特，他似乎一味相信軍事力量在核時代也是完全該用的，不應受外交手腕的牽制。約翰遜對全球政治一竅不通。洛克菲勒雖然智力是二流的，但對人的直覺卻是頭等的。

洛克菲勒是基辛格的恩人。基辛格把自己的想法向洛克菲勒作了匯報。洛克菲勒并未因為自已敗在尼克松手下而從中作梗，他表現得十分超脫與大度：“我認為這是好事。我贊成。我向來主張基辛格應為任何一個當總統的人效勞，把他的才能和點子貢獻出來。我覺得當總統是非常孤獨的，任何可以出一臂之力的人都應該不分黨派作出貢獻。”

被稱譽為“洛克菲勒王冠上的大寶石”的基辛格，就這樣被尼克松拿去了。當然，洛克菲勒也樂意在白宮的權力中心有他的心腹基辛格作為代言人。

尼克松聘用基辛格為國家安全顧問，同時，在無形中埋下了兩道矛盾與摩擦的暗礁。

其一，尼克松在任命國務卿以前首先任命基辛格執掌白宮對外政策，打破了歷屆新政府的任命程序。基辛格相對接近權力中心，使后來任命的國務卿羅杰斯處于一種尷尬的地位。新聞界評論說：“恐怕這會種下將來發生某種摩擦的根子。”

其二，一伙一直忠于尼克松的保守分子，不相信基辛格這個外來戶，甚至心存不滿。他們是尼克松的患難之交，忍辱負重，艱苦搏殺，為尼克松忍受過1960年競選總統和1962年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辛酸敗跡，苦熬過一事無成、受人白眼的60年代中期，好不容易捱到1968年才嘗到了勝利的甜頭。這個猶太口音、哈佛出身的博士竟然后來居上，憑空分享勝利果實，使他們在感情上難以接受。

基辛格本人雖然多年來致力于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的悉心研究，出了五部專著，但無論他學問如何高明，他畢竟還沒有受過考驗。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被新總統賦以重任，基辛格當然不肯放過縱橫馳騁、推動歷史、改變世界的絕好機會。

3、基辛格的地位

在尼克松執掌白宮以前，總統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即國家安全顧問)都是在白宮地下室辦公。那里離開地面有30多級臺階，到總統辦公室要走50多米遠，可見國家安全委員會沒有引起總統的重視。

尼克松不同于他的前任，一上臺就要基辛格考慮如何改革這個機構，使它發揮重大作用，成為制定對外政策的一個首腦組織。辦公室也從地下搬到了地上，在白宮一樓緊挨著尼克松的橢圓形總統辦公室，安排了一間寬敞明亮的房間。辦公室有法國式的落地長窗雪白锃亮的地板、油漆一新的辦公桌椅。

基辛格的辦公桌上有直通尼克松的電話，還擺有一架鑲有尼克松照片的相框。相片上寫著尼克松對基辛格的題詞：

“贈給享利·基辛格：善進良策，獻身爾職，逾于所司，永志不渝。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松。”

屋里邊還設有一個遙控中心，從磁帶數據箱到連接世界各地的直線電話，一應俱全。守衛辦公室的安全人員，幾乎要比美國肯尼迪角警衛阿波羅登月火箭發射臺的人還多。基辛格就在這關系美國安全的神經中樞指揮、調度一切，主持著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尼克松每天要和基辛格通兩三次電話，會見90分鐘。通常是在上午9、10點之間，兩人就24小時之內的情況碰頭30~40分鐘；若有要事，可能在這一天還要再見幾次面。尼克松從來沒有找不到基辛格的時候。

美國《生活》雜志曾經發表文章描述過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的情況：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們來到了白宮的內閣會議室等待尼克松。他們是國務卿羅杰斯、國防部長萊爾德、緊急計劃局長喬治·林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勒、中央情報局長赫爾姆斯，還有副總統阿格紐。有時還要根據會議的性質，吸收有關軍政部門的高級助手列席會議，以便隨時提供咨詢。

一會兒，連接會議室與總統辦公室的右邊房門打開了，一個人走了進來。此人不是尼克松總統，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一邊態度隨便地用姓名的愛稱向在座的各個軍政要員打招呼，一邊從容地在總統左邊的椅子上就座。

基辛格手里拿著一個夾著文件的黑夾子，夾子的厚度預示著今天會議時間的長短。基辛格夾子里的文件只有一個副本，它正擺在總統座位前的桌面上，那是誰都不能伸手去翻閱的。只有基辛格一個人知道總統今天想些什么，要在會議上講些什么。總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法定主席，會議怎么開，要作出什么決定，當天早上他已經找基辛格商量好了。

傳來了輕微的腳步聲。一個助手提醒大家說：“先生們，總統來了。”尼克松胸有成竹地從右邊門里走進來，在當中主席的位置上就坐，例行公事地瞄了所有的與會者一眼。這時，與會者都稍微有點緊張，只有基辛格是例外，他在令人莫測高深地微微笑著。

尼克松宣布開會了。他簡單扼要地講明今天開會的內容，然后，頭微微朝左邊一揚：

“亨利，你把可供選擇的方案給我們談一談吧！”

基辛格首先清了清嗓子，用清楚沉著的聲調，簡要地講明早就準備好了的方案。

尼克松仰身背靠座椅，微笑著聽他當天已經批閱過的內容。

基辛格好像又回到哈佛講壇上，不過聽講的已不是學生，而是美國內閣的成員及其高級助手。基辛格抑揚頓挫地講著，時而強調一下重點，時而解釋一下不好懂的字眼，時而翻開另外一些本子，旁征博引。這是1969年10月的一次會議。

基辛格首先回顧了美國現有的被稱為“兩個半戰爭”的戰略理論。根據這個理論，美國軍隊要準備打“兩個半戰爭”：“一個”是保衛歐洲，抵抗蘇聯的進攻；“另一個”是抵抗中國對東南亞或北朝鮮對南朝鮮的進攻；還有“半個”戰爭是對付別處的不測事件，例如中東沖突。

“兩個半戰爭”計劃是基于50年代鐵板一塊的共產黨陣營的政治現實而制定的，與當時的政治現實已不相符合了。中蘇兩個共產黨巨人已經出現了分裂，中國人與蘇聯人同時發動戰爭的現實前景并不存在。美國必須拋棄那種固執地認為共產黨是一塊鐵板的思想，而且美國的軍事政策并不認為中國是一個主要的威脅。基辛格認為，即使美國戰略理論的轉變從沒有得到北京的承認，美國仍然必須進行自己的調整。

為此，基辛格的班子提出了“一個半戰爭”的戰略新理論。

根據這個新戰略，美國在和平時期保持這樣的部隊，它足以同時對付在歐洲或亞洲發生的一次共產黨大規模進攻；援助盟國對付亞洲的非中國的威脅，或者應付其他地方發生的緊急事態。

討論開始了。當然，免不了也會有分歧與爭執；但是，與會者對基辛格所講的不會有任何嚴重的詰難。除非得到總統事前暗示或以言詞、表情作出的表示，否則，誰也不會提出什么意見，因為誰也負不起在重大問題上站到“錯誤”邊去的。

尼克松在會上也會問一些問題，不過他提問的方式就明白無誤地告訴了別人他需要什么樣的回答。尼克松顯然感到十分滿意。因為基辛格對戰略理論的調整符合他的意圖，闡明了美國外交政策一個質的轉變：美國將根據敵手對美國采取的行動，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根據它們的意識形態來對待他們。

4、戲劇性的一幕

1969年12月3日晚，大雪紛飛，在華沙波蘭文化宮的一個餐廳，舉行了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因為鐵托總統奉行了獨立的外交政策，南斯拉夫既是東歐共產黨國家，又與西方國家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這個由南斯拉夫主持的展覽會，就成了在華沙外交界少有的東西方外交官相聚的場合。美國駐波蘭大使在這種場合，當然是個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

這天，美國駐波蘭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在人頭攢動的人群中，看到了兩位穿中山裝的中國外交官，就格外留意。當時中國駐波蘭大使王國權已奉命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使館由臨時代辦雷陽負責。斯托塞爾是新到任不久的美國駐波蘭大使，沒有見過雷陽。

出席時裝表演會的那兩個中國人，一個是使館二等秘書李舉卿，另一個是翻譯景志成。他倆都注意到了斯托塞爾的注目。當斯托塞爾朝他倆走來時，他倆都有意避開了。

在那幾年，每逢這種場合，中國外交官一知道面對的西方外交官是美國人，就會馬上中斷接觸。

那時有報道說美國國務院向斯托塞爾下達了命令，要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場合，以最快的速度把美方要求恢復大使級會談的信息傳遞給中國人，即使追到廁所也在所不惜。

在此背景下，發生了戲劇性的插曲。

時裝表演散場后，李舉卿與景志成避開美國人，迅速離開會場。斯托塞爾及其秘書西蒙斯見與中國人接觸不上，急了，趕緊在后面追趕。在文化宮大門口，西蒙斯趕上景志成打招呼，再把斯托塞爾大使介紹了一下。

斯托塞爾用波蘭語說：“我想會見你們代辦先生。”他走到大門外雪地里接著說：“最近我在華盛頓見到尼克松先生，他說他想和中國進行重大的、具體的會談，請你把這一情況向上級報告。”

在公眾場合，作為美國的大使竟屈尊委托對立國的普通職員傳話，可見斯托塞爾所受任務之重及心情之急。

斯托塞爾急于找雷陽接觸，事出有因。9月9日，斯托塞爾到白宮對總統作例行的禮節性拜會。當他在等待尼克松接見時，基辛格同他打了招呼，請他在華沙設法接觸中國使節，說美國想恢復中美華沙會談。據說，10月初，基辛格得到總統的許可，打電報給在華沙的斯托塞爾，明確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場合接觸中國外交官。

大約是斯托塞爾覺得沒有接到自己頂頭上司國務院的指示，他竟對基辛格的電報置之不理。過了幾星期，基辛格又向斯托塞爾發了內容相同的指示電，斯托塞爾還是置之不理。如此又過了幾星期，基辛格又發出第三封電報，到11月下旬還是毫無動靜。據說，基辛格只好告訴他：“要么你照辦；要么我們就派愿意照辦的人來辦。”

斯托塞爾這才著急了，于是發生了12月3日他迫不急待地追中國外交官的插曲。

中國外交人員當時一定被斯托塞爾的出格做法嚇壞了。幾年后，周恩來在北京對基辛格提起這件事，幽默地說：“你如果要讓我們的外交官得心臟病，就在社交場合與他們接觸，建議舉行認真的會談就是了。”

12月3日，駐波蘭大使館臨時代辦雷陽將斯托塞爾要與他會見的情況電告國內。

周恩來看后忍不住笑了，同時批評外交部領導的工作做得不夠細。情況發生變化后，對駐東歐使館的人員與美國人接觸，應該有一個內部通報，讓外事人員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周恩來有分寸地批評了這件事。因為中美雙方怒目相視20年了，要改變這個習慣，也確實不易。

周恩來請示了毛澤東后，讓外交部采取辦法補救，還發了電報給雷陽，告訴他可以邀請美國大使到中國使館來做客、談天。

12月6日，周恩來在上報毛主席后，又親自過問，釋放了2月16日因游艇誤入廣東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兩名美國人鮑德溫和唐納德女士（這同7月份釋放的兩個美國游客無關）。這兩名美國人的問題比較復雜，游艇里設備很多，也有無線電通訊設備，審查很費時間。全面審查的結論是：間諜的嫌疑很小，誤入的可能很大。

根據事實，亦配合當時的政治氣氛，中方釋放了這兩名美國人。周恩來亦通知巴基斯坦渠道轉告美國領導人，說中國釋放這兩名美國人就是對美方停止兩艘驅逐艦巡邏的答復。

事后，基辛格稱贊周恩來是杰出的外交家，把雙方之間這一階段的相互探詢，稱為“與中國人跳的一場錯綜復雜的小步舞”。

雙方安排得如此微妙，既沒有任何接觸，又保持了各自的風度與尊嚴，以致任何一方都無需顯出主動的樣子，以致雙方現存的關系都沒有受到妨礙。

1969年12月11日，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被邀請去中國大使館做客。

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雙方接觸中美國人第一次接到這種邀請。在此以前，舉行了134次中美華沙會談，雙方商定中國人不到美國使館、美國人不到中國使館，要談得到中立地區。

斯托塞爾接到邀請后大吃一驚，答復說，他將高興地、小心地從后門進入中國大使館。雷陽答復他說，這種安排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走正門。斯托塞爾揣測，這可能是為了不讓蘇聯情報人員漏掉這一機會。

斯托塞爾真的乘著小車抵達中國使館大門口，堂堂正正地從正門進去了，并在“融洽”的氣氛中會見了雷陽代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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