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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侵華戰爭是一個從征服走向失敗的戰爭。因此，日軍的開戰與停戰指導全程，是從征服、迫降、誘降、誘和、乞和直至投降的演變過程。

1、從誘降到誘和

日軍自1931年的“九一八”開始發動戰爭、實施武力征服政策。到1937年戰爭升級，攻占中國首都南京，認為大功將成，遂于翌年1月發表第一次近衛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進行迫降。

1938年秋武漢會戰后，日軍雖然攻占“九州通衢”的武漢，但戰爭遙遙無期，日本只好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改換態度，實施誘降。

1938年底汪精衛投日，1940年扶持汪精衛南京政府，曾為日本的誘降政策帶來一線希望，但中國軍民堅持抗戰，打破了日軍的誘降企圖。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勝利中，卻看到了在中國作戰的希望渺茫，承認華南的中國軍隊戰斗力并不低下，在華中地區中國軍隊“不可輕侮”，根據作戰部長田中的記錄，日軍作戰機構提出：

“以1942年冬作為轉變時機，以解決日中問題為根本方針，過去的對華政策有從根本上加以改變的必要”，強調：“對華和平幾乎是絕對必要的，拘泥于過去的所調權益云云，如果大東亞戰爭失敗，那就什么也存留不住了。”

決定與戰爭手段配合，加強誘和。同時制定新的對華處理根本方針，強化汪偽政權，加強政略攻勢。日軍承認“扶植加強國民政府做為對華政策的中心不適合現狀”。侵華日軍總司令畑俊六在其日記中寫道：

“對內及對重慶的政策，都是行不通的窮途之策，實行起來不會那樣簡單”，但卻是打開對華困境，誘和國民政府的“僅有的最后一策”。

作戰結果不出日軍所料，1943年戰局惡化，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自林南、衛南戰役開始，發起連續的、日益增多的局部反攻。國民政府也調整和補充了軍事力量，首先在滇緬方向配合英印軍隊展開反攻，而汪精衛及其他傀儡政權全面受挫，屬下軍心民心日益渙散。10月30日，日本與汪政權簽訂《日華同盟條約》，代替1940年的《日華基本條約》，試圖以放棄關內占領區及原有特權為條件，繼續對重慶國民政府實施誘和。

1944年7月，鑒于日本的政治、軍事、經濟均呈崩潰模樣，東條內閣下臺。新上臺的小礬內閣面對一個爛攤子，束手無策，經過一個多月的政策“空白期”，才提出《對世界形勢判斷》和《今后應采取的戰爭指導大綱》，對重慶政府方面決定要“迅速發動統一領導的政治工作，竭力利用蘇聯以解決中國問題”。

1944年9月5日，又制定《關于對重慶政治工作實施文件》，作出“最大限度”的“讓步”姿態，配合正在進行的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戰，誘和與作戰配合，以“創造彼我直接會談機會”，讓步條件是恢復到1932年前狀態，即保留在東北的殖民統治。為推行這一計劃，已退役的宇垣一成大將受日本政府委托到中國活動，回國后普提出建議：“重慶工作需要開辟新路線，南京政府的存在對工作反有妨礙。”

其后汪精衛于11月10日在日本就醫過程中死去，汪的死因同日軍的對華謀略究竟是何關系，是否真為病死，至今是一樁分歧甚大的歷史公案。

日軍的上述方案，在內部曾遭強烈反對，在實際上又是中國完全不會接受的行不通的方案。

派遣軍參謀副長今井武夫說：

“中央并未深入考慮南京國民政府與重慶政府的關系，也未很好研究南京國民政府近一年來幾乎完全失去信心而放棄努力的實際情況，即行作出如此決定。”

年底，汪政府考試院副院長繆斌，自稱同重慶政府有密切關系，愿意協調中日和談，被邀到日本。

日本因停戰心切，于1945年3月21日召開戰爭最高指導會議，審議繆斌提出的“解散汪偽，日本立即撤兵”等條件。反復討論，終因陸軍方面反對未能形成決議，小磯隨后下臺。岡村寧次接任中國派遣軍司令官后，試圖利用其與何應欽的同學關系聯系和談，還讓降將孫良誠同馮玉祥聯系，由馮玉祥促動蔣介石和談。

但蔣表示，無意對日進行和平談判，岡村的乞和活動完全失敗。

日本還試圖打開與中共和談的渠道。7月3日，日本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決定《對中國作戰時宣傳要領》，規定“對中共本部暫稱延安政權，對其所屬軍隊，在需要討伐時則以匪賊稱之。對反共、剿共、滅共等名稱，一般情況下應避免使用。中共的名稱也盡量不用”。

其原因是“作為對戰爭終局指導思想的一環，當時的設想是，為了與美國談判，首先需要和蘇聯的莫洛托夫握手，而作為與莫洛托夫淡判的手段，就要考慮懷柔毛澤東”。

小磯內閣時期的日本對華政、戰略，同東條政權時一樣遭受了全面失敗。1945年4月7日，組成了鈴木貫太郎內閣。鈴木內閣決心以“異常堅定的決心斷然進行對重慶工作以求實現停戰”。

同期，日軍在芷江等地作戰失敗，作戰指揮機構于4月下旬起草《形勢判斷》，分析指出：

“重慶在美國支援下堅決實行各方面改革，特別是一直謀求加強基本戰力的美式化，并增如空軍，策應美軍作戰，估計秋季后，很有可能實行對日軍全面反攻。隨著美蘇的前進，預料大陸戰線將面臨嚴重局面。尤其延安方面對我占領地區的活動將日益激化。”

決定進一步加強對華謀略：

“對中國政策的最根本方針，歸根結底，似在促使日、蘇、中在東亞的結合，以及離間美、英、蘇、重慶、延安，助長其互相爭執。”

4月20日再度強調：“加強實行對重慶政治工作和對延安的謀略工作，努力實現與重慶停戰。”

迫切地表示對華乞和。上述報告的起草機構負責人種村佐孝大佐承認，要達成停戰，兼顧方法與條件，將不可能變為可能，即使被指為對中國作戰失敗，也無可奈何。日軍最高統帥部批準了這一指導方針，4月28日以“大陸指第2468號”作出指示，要求派遣軍“以使重慶停止對日作戰為重點，創造直接會談機會，我將全面撤兵”。

日軍的乞和謀略目標是體面的投降甚至體面的停戰，保持在東北、臺灣等地區的殖民統治，保存一定的軍事力量，以便于在美、英等盟軍的攻勢之后再卷土重來。故此，日軍的乞和活動被中國完全拒絕。

5月20日的大陸聯絡會議上，日軍派遣軍參謀次長今井武夫承認對重慶、延安工作無進展。于是日軍被迫作出決定，在完全崩潰的前夕收縮戰線，下令迅速撤離湘桂、粵漢等沿線地區，將兵力集結于武漢及長江三角洲、華北等地區。

2、悲慘的乞和

同時在國內則動員“一億玉碎”，實行本土決戰，采取“肉彈特攻”戰術對抗美軍海空力量，企圖在本土防御戰中取得一定戰果后再進行談判交涉。為搜羅兵員，6月22日公布新的“義勇軍兵役法”，實行國民皆兵，男子服役年齡為15~60周歲，女子17~40周歲。

日軍同國民政府的談判曾在7月出現一點轉機。其時蔣介石擔心蘇聯進入中國東北，有損中國權益，遂訓令何柱國等人設法接觸日方人員，要求日本從中國東北等地撤兵，以取消蘇聯的出兵借口，作為回報，中國則不妨礙日本在中國之外的行動，同時聲明中國的目的不是要毀滅日本。何柱國為堅定的抗日愛國將領，未領會蔣之真意，在會談中態度強硬，敦促日本從海外全部撤兵，包括朝鮮、庫頁島南部等地均不能保留。

今井一聽猶如五雷轟頂，退出了會談。蔣聞訊后十分生氣，試圖另派人再開談判，但戰爭尾聲時機倉促，尚未及安排，蘇已宣布出兵東北。

日軍在乞和談判上輸得最多的是乞請蘇聯斡旋。由于蘇日間締結有中立條約，日本視蘇聯為斡旋和談的靠山。5月15日，日本在其盟友、慘敗中垂死的德國法西斯身上踩了一腳，宣布廢除日本同德意之間的一切條約，以作取悅蘇聯的進見禮。

隨后派對蘇外交經驗最為豐富、任過首相的廣田弘毅為代表，于6月3日在箱根找到為躲避空襲而疏散的蘇駐日大使馬立克，表示愿意對蘇友好。6月24日廣田再晤馬立克，詢問蘇聯意向。

馬立克回答廣田提案太抽象，所以未向政府報告，要求日本開列條件，于是在6月28由外相東鄉茂德草擬一份提案交廣田，其要點為：

日蘇兩國間締結維護東亞和平、相互支持、兩國互不侵犯之協定。日本讓步條件：（一）滿洲國“中立化”，（二）以供應石油為交換條件，放棄漁業權；（三）考慮蘇聯希望的其他條件。

馬立克答應轉交，而廣田催請再次會談，馬立克則以有病為托辭，避而不見。日本駐蘇大使佐藤亦同時在莫斯科展開活動，多次請求后于7月11日見到蘇外長莫洛托夫，提出日本派出前首相近衛公爵為特使赴蘇，并透露準備接受有條件投降，莫洛托夫回答必須研究后才能決定。

拖延到7月20日，波獲坦會議已經開始，蘇聯副外長復函告訴日本：鑒于近衛特使的使命不明確，不能作出具體答復。而一周后，波茨坦公告正式公布，無疑給日本當頭一記悶棍。

但日本仍然心存幻想，外務省分析：

“可以確切肯定蘇聯領導人在波茨坦參加了這一公告的發布，而在公告中并未列名，看來似乎蘇聯現仍維持對于日本的法律上的中立。”

還認為波獲坦公告所規定的條件較開羅會議宣言有所放寬，這有可能是蘇聯轉告或參與的結果。因此，日本政府令佐藤再見蘇聯副外長洛佐夫斯基，希望蘇聯斡旋使日本避免無條件投降。副外長答應轉告，但要等待外長莫洛托夫從柏林歸來后再具體談判。8月5日莫洛托夫同意于8月8日與日使見面會談。到了8月8日，日本望穿秋水，終于見到了莫洛托夫，而莫洛托夫只告訴佐藤，蘇聯決定正式對日宣戰。這就是日本乞請蘇聯斡旋之最后結果。

蘇聯拒絕斡旋并對日宜戰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盟軍方面通過一系列會議，確定了統一的對日方針，蘇聯作為盟國方面一成員，不愿另行一套。
第二，日蘇外交關系長期處于緊張狀態。雙方在遠東方面一直進行著廣泛的權益爭奪，蘇聯不可能在日本侵略擴張失敗之時為照顧日本利益而作出讓步。
第三，從歷史因素看，日俄戰爭的戰敗，使后來的蘇聯領導人欲報一箭之仇。斯大林在對日宣戰后的9月2日廣播講話中說：“1904年俄日戰爭時期俄軍的失敗，給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憶。那次失敗是我國的一個污點。我國人民相信并在等待著總有一天日本會被打敗，污點會被洗清，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待了四十年。”
第四，從現實利益看，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在沒有中國代表參與的條件下，由美蘇協議確定了戰后遠東權益分配與政治秩序，最大限度滿足了蘇聯的要求，如規定承認外蒙古獨立，實質成為蘇聯的附屬國，外蒙西北的唐努烏梁海地區17萬平方公里土地歸屬俄羅斯情況未作變動，蘇聯租用旅順為軍港，大連作為自由港，中東鐵路由蘇中共管，庫頁島南部及千島群島交制蘇聯，等等。

蘇聯所得已大于日本允諾之讓步。基于上述原因，蘇聯拒絕日本之請求，并對日宣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日本對蘇聯的幻想像肥皂泡一樣破滅，實咎由自取。

3、乞和的面子

日本作為一個侵略國家，不改變其侵略立場，不向受害國家作及時反省，仍企圖最大限度地確保其侵略成果，既欲堅持戰爭方式頑抗到底，又慌不擇路乞蘇斡旋。在全局崩摧的形勢下，拿不出有效可行的停戰指導，致使外交碰壁，毀滅降臨，最后仍只能作無條件投降。

波茨坦公告宣布之后，日本所采取的對策是，由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批準外務省的建議：

“首先，為給今后和平談判留下后步，對三國公告不予拒絕是必要的，第二，應俟蘇聯對于派遣近衛使節作出答復后，再決定日本的態度。”

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視蘇聯的態度，是注意到，波茨坦公告較之開羅會議宣言，將“日本無條件投降”改變為“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對于日本所十分重視的天皇制是否保留問題未作明確規定，日本認為這可能是蘇聯參與的結果，因此繼續乞求蘇聯斡旋，并企圖以其結果作為是否最后投降的依據。這一判斷和結論都是錯誤的。

但是，這一本身是錯誤的決定，由于對公告“不予拒絕”，也同樣遭到頑固堅持戰爭立場的軍部及其他強硬派的抵制與反對。他們以各種方式，企圖使日本繼續進行戰爭。首先是關于對公告的新聞報導問題，按好戰派主張，“為保證士氣”對公告進行刪節后才發表，并在發表后加以附注：“政府似對同盟國的公告不加理睬。”實質是宣布日本將繼續進行戰爭。

其后，軍部四巨頭，即兩大臣和兩統帥部長聯合行動對鈴木首相施加直接壓力，于7月28日同鈴木進行“會談”，“總理終于被強硬派的意見所打動”，當天下午對新聞界發表談話：“我認為那份公告不過是開羅宣言的翻版。政府認為并無任何主要價值。只有對它置之不理。我們只能為戰爭到底向前邁進。”

顯然是公開拒絕了公告并宣告要將繼續進行戰爭。

盟軍根據日本拒絕公告的態度，按預先的警告繼續實施攻擊。

8月6日上午，美軍在日本軍工基地廣島上空投下一顆相當于2萬噸TNT炸藥的原子彈，這不僅是日本，也是人類社會自己第一次體驗原子彈爆炸的痛苦。這一次爆炸使34.3萬人口的廣島死亡7.8萬，失蹤及負傷5.1萬，房屋大半被毀，罹災人數達17.6萬人，超過半數。

原子彈爆炸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巨大反響，8月8日下午天皇表態：“敵人既已使用這種武器，繼續戰爭越發不可能了。為爭取有利條件，不可錯過結束戰爭的時機。”

鈴木首相也決定立即接受公告。同天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按計劃召見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宣布蘇聯對日宣戰。

8月9日到14日，時斷時續地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軍部仍然不愿完全接受公告，要求實現體面的投降，至少要堅持4個條件：

(1)國體問題即保留天皇制問題；(2)戰犯問題由日本自主處理或盟軍保證公正審判；(3)解除武裝最好由日方自主解除；(4)盟軍進占日本問題，最好不讓占領，即令萬不得已也應將東京除外，作象征性駐兵。軍部主張，這些條件如得不到滿足，日本就應“一億玉碎”，戰爭到底。

會議召開進行討論的第一天中午，美軍在長崎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8月10日會議起草一份議案，附上軍方的四項條件上奏天皇，經天皇裁決，放棄了盟軍方面不會同意的四條件方案，另由，外務省起草制定《關于接受美、英、中三國共同公告的照會》，由駐瑞士駐瑞典公使轉達美、英、蘇、中四國，要求迅速得到答復。

其內容為：

“日本政府準備接受中美英三國政府首腦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發表、后經蘇聯政府贊同的聯合公告所列條款，而附以一項諒解，即上項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損天皇為最高統治者權利的要求。日本政府竭誠希望這一諒解獲得保證，且切望迅速得到關于對此的明確表示。”

12日美國作出廣播答復：

“自投降時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即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的命令。最高統帥將行使認為適當的權力，實施投降條款。…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的最終形式將由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愿來確定。盟國武裝部隊將留駐日本，直到實現波茨坦公告規定的目的為止。”

對此復文日本內閣仍議而不決，外務省主張全盤接受，軍部表示如不明確國體則要繼續進行戰爭。首相鈴木的表態也大體傾向于軍部。同時在皇宮內還召開了皇族會議，以統一思想。美軍對日施加壓力，繼續轟炸日本關東及東北地區，還將日本的復函在日本各地上空播撒，以揭穿日本軍政當局對民眾的欺騙宣傳。

14日決定召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成員及內閣成員舉行御前會議，這種大型會議為1941年12月1日決定開戰后所未曾有過，亦是最后一次御前會議，會上天皇揮淚表態：

“不管我本人如何，也要營救國民的生命，…如果需要我向國民呼吁，我隨時準備站在麥克風面前…必要時，由我親自曉諭也行。”

由于天皇直接表態，才平息了各方面的意見分歧，最后決定接受公告，無條件投降。

翌日播放由天皇親自宣讀的停戰詔書，16日大本營向各地駐軍下達停戰命令。日軍少數極端好戰分子曾策劃發動兵變，槍殺了執行命令的近衛師團長，試圖搶奪天皇講話錄音磁帶。失敗后兩名策劃分子自殺。8月27日盟軍海軍進入東京相模灣，28日首批占領軍在厚木機場著陸，30日麥克阿瑟到達日本。9月2日，在停泊東京灣的密蘇里軍艦上舉行了日本向盟軍投降的簽字儀式。

侵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于9月9日上午9時在南京舉行。地點在黃埔路陸軍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禮堂。由侵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代表侵華日軍（不含東北關東軍）及北緯16°線以北的法屬印支日軍簽署投降書。各地日軍分批在中國15個城市及河內向中國政府投降。日軍計有1個總司令部、3個方面軍、10個集團軍、36個師團、41個獨混旅團及其他警備隊、海軍陸戰隊等共128萬余人，偽軍95萬余人。在東北地區的關東軍已被殲滅，不在投降之列。駐河內日軍（北緯16以北）由中國受降。香港原決定由中國受降，但因為英國堅持，中國被迫讓步由英軍受降。

中國除了在中國戰區受降，還根據盟軍統帥部決定，派出部隊加入盟軍占領軍進駐日本。國民政府選定榮譽第二師擔任駐日任務。1946年6月，榮二師先遣部隊曾抵達名古屋，籌建營房。后因國內戰爭爆發，未能實行。淪陷半個多世紀的臺灣回歸中國，駐臺日軍投降簽字儀式于1945年10月25日在臺北進行，其后決定以10月25日為臺灣光復日。

至此，由日本發動的長達15年的侵華戰爭，終以日本的完全失敗而結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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