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胡宗南集結2個整編軍、6個整編師，合計15個旅14萬人，外加馬步芳、馬鴻逵、鄧寶山三支地方部隊，共計34個師旅25萬人馬，進犯陜甘寧解放區。

這是實力懸殊的一場攻防戰，我軍當時在陜甘寧只有2萬余人，敵我兵力比大概在10：1。

形勢危急，中央處于風雨飄搖之際，時任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彭德懷向中央主動請纓，“借”2萬人馬迎戰，并再三聲明：“賀龍一回來，我就還他。”

彭德懷為何如此做派？中央又是怎樣決斷的？

當時正值蔣介石的全面進攻戰略嚴重受挫，轉向對山東、陜北一帶進行重點進攻。

我軍在陜甘寧邊區的部隊，一部分是抗戰后期從晉察冀和太行調的，另外一部分是晉綏軍區調來——1縱和2縱（2縱還沒就位，正在西渡）。

統率陜甘寧部隊迎戰胡宗南的指揮官，本該是賀龍的。陜甘寧部隊隸屬于陜甘寧晉綏聯防軍，賀龍正是聯防軍司令。

可是當時賀龍正在晉綏前線，不在陜北，忙著整黨、整軍、土改。他在1945年8月被中央安排兼任晉綏野戰軍司令。

在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前，毛主席在延安小禮堂進行升帳點兵：聶榮臻重返晉察冀，劉伯承、鄧小平坐鎮晉冀魯豫，陳毅前往山東，101去東北等等。

見毛主席遲遲沒有喊到自己的名字，徐向前有些急了，主動來到小禮堂請命：“主席，還有我呢。”

毛主席笑道：“我沒有忘記，你現在身體不好，休養治病要緊，有你出山的時候。”

徐向前稱自己的病不嚴重了，可以帶兵打仗。毛主席想了想說：“好，山西、太原那一坨就給你吧。”

次日，徐向前就前往山西工作了。

而久經沙場的彭德懷，毛主席沒有點到；彭德懷也沒有主動找毛主席。

他們似乎早有預感，選擇默默等待一個機會：陜甘寧還沒安排上一個專門司職的軍事主官。

胡宗南部不斷向洛川、宜川集結，準備大舉進攻延安時，彭德懷受命前往南線視察防務和部隊。

結束視察回到延安后，彭德懷馬不停蹄地趕到中央駐地的窯洞，向毛主席、周恩來和任弼時匯報情況。

兵力處于絕對劣勢是眾所周知的，武器裝備差、槍炮少中央也知道，但從彭德懷的報告中，毛主席等人還了解到部隊彈藥少的情況：平均每人不到50發子彈。

這些問題不難解決，畢竟解放軍還沒打過什么富裕的仗，陜北缺槍炮、缺彈藥，那就想辦法從別的地方調過來，只是需要點時間罷了。

不過有一個問題，彭德懷說到了不得不馬上解決的地步：需要一個西北戰場的指揮機構，便于統一指揮陜北部隊。

周恩來說這個事有點難辦，自己幾人剛剛就在商討。西北戰場，賀龍自然是最合適的指揮官，但他走不開，況且后續陜北的彈藥、糧食、兵力補充、戰略聯系等等，都需要賀龍在晉綏幫忙策應。

毛主席、周總理等人早就想到了彭德懷，但考慮到種種，一時沒有吭聲。

最后是彭德懷，神情緊張地提出自己來指揮的建議。提建議前，彭德懷特地聲明：“我提這個建議，不是鬧情緒，也不是個人有野心。”

說完自己來指揮的建議，彭德懷又講：“我只是暫時代理，等賀龍同志返回延安，仍請他來指揮。”

彭德懷為何表現得謹小慎微？

這事得從1945年2月1日，在延安舉行持續5個多月的華北座談會講起。

彭德懷作為唯二的會議主持人，會上討論其報告時，遭到“清算”。客觀地講，有些批評是公允正確的，有些則是過火和報復性質。

彭德懷為此做了很多次當眾檢討，沒完沒了，惱火憤怒極了。

他可以明哲保身、裝聾作啞，但當時的情況舍他其誰。他擔心自己的主動請纓，又被人惡意曲解、扣大帽子，遂慎之又慎，不給授人以柄的機會。

而毛主席等人，之所以糾結是否安排彭德懷來指揮，也是擔心他有情緒。畢竟強扭的瓜不甜。

毛主席聽到彭德懷的臨危請命，心里一顫，激動地抓起他的手：“老彭啊，你這人總是在危難時把重擔往自己身上放，叫人佩服得緊哩。你這次不是鬧情緒、有野心，那些都是沒影的屁話。你這樣是為黨分憂、為我毛澤東解難啊。”

捅破這層窗戶紙后，大家都長舒一口氣，輕松不少。

當天，軍委發布保衛延安的命令：以張宗遜的1縱、王震的2縱、新編第4旅、教導旅，組成西北野戰兵團，彭德懷任兵團司令。

毛主席還把駐陜甘寧地方部隊，一應劃給彭德懷指揮。

彭德懷用幾個人，就組建起全國解放區中最微型的野戰軍司令部，以應對來勢洶洶的胡宗南等部。

不過兩個月時間，彭德懷就給中央交出一份完美答卷：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

蔣介石本欲如秋風掃落葉般橫掃西北，沒想到卻被彭德懷2萬人拖住，數十萬大軍難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