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家為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會拋棄良心，為壓下來成本，無底線的降低產品的品質。

偉大先哲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提到：面對翻了三番的利潤，他們就會泯滅所有的人性，敢于踐踏人世間的一切法律。

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有這樣喪心病狂的資本家，把這些摻了假的藥品賣到了前線戰場，把“不能救命的”救命藥給了生命垂危的志愿軍，如此漠視人命的后果，就是造成大量受傷軍人本應避免的犧牲。

前線指揮部接到戰地醫院的莫名異常的傷亡報告，司令員彭德懷親赴現場，選了一批藥品親自打開檢查，這一看可不得了，發現了大批的臨期、過期失去藥效的藥品，這些還不是最糟的。

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質量參差不齊的急救包，用的多是發了霉生了菌的紗布繃帶，大量用于戰場上負傷的戰士們的身上，非但起不了延緩傷病的作用，只能加速他們的病情，讓輕傷變成重傷、重傷變成死亡。

彭德懷心疼之余，十分憤怒，下令將這一批假藥打包回國呈報給黨中央處理。

看著呈遞上來因用了劣質醫療用品而無辜重傷、犧牲的所造成的志愿軍戰士，本可挽救的非戰斗減員，饒是毛主席也氣的漲紅了臉，下令立即徹查草菅人命的假藥供貨商，把這些個喪了良心的資本家就地正法。

此時，這一切的罪魁禍首，上海大康藥房的東家王康年對著伙計們吹噓著自己十分得意的“節約成本”、“處理庫存”、“精打細算”的“生意經”。

殊不知，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個草菅人命的奸商，從舊中國起家時一直以來都是賺著粘著人血的黑心錢，背靠著“保護傘”逍遙法外。

可現在是新中國，黨和人民可不會慣著你，公安部很快把目標鎖定了大康藥房，一定要鏟除如王康年這樣的黑心資本家。

王康年籍貫浙江杭州，出生于1924年，在那個戰亂不斷、朝不保夕的民國亂世出身富貴人家的他，從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不過此人心性不定、頭腦活絡，加上好逸惡勞、膽子很大、又有些小聰明、總是喜歡投機取巧。

17歲那年，在家人的幫助下，王康年在上海某得了一個電臺播音員的體面差事。

那時的廣播多是商業廣告、內容虛假低俗工作十分無趣，可就是這么一個差事讓王康年的“商業基因”開始覺醒。

時下老百姓還未完全適應商業社會對生活的沖擊，電臺時常要與商家合作，王康年經過多方打聽了解從生產端到的利潤大有可為，不備貨不生產作一個中介掮客也能賺得盆滿缽滿。

于是，一鼓作氣辭掉了鐵飯碗，準備下海創業，在租界里尋了一個鋪面開起了一個藥店。

王康年能做出這個決定，除自己的膽大心細，相信自己的“聰明才智”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倚仗，那就是有一個靠山——一個在上海租界橫行霸道、黑白兩道都要給幾分薄面的巡捕房巡捕。

他開著一個空頭藥店，不備貨不生產，只做倒買倒賣空手套白狼的無本生意。

幾年的時間，王康山就積累了一大筆的不義之財，靠著“坑蒙拐騙”的下三濫手段實現了所謂的“發家致富”。

被他坑慘了的供貨商和買到假貨、沒有用的藥品的消費者懾于王康山背后的“保護傘”，敢怒不敢言，好在這樣的“好日子”沒過多久，解放軍就解放了上海。

租界的屈辱歷史過去了，“保護傘”也成了一把破傘。

這是一些“頭鐵”的商人，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要和王康年打官司，想要要回自己的合法利益。

我黨是人民的政黨，建國之初，為了維護發達的商業城市上海和平繁榮的社會秩序，保障工商業的有序發展，主張資產階級的內部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舊賬不算、重新開業。

王康年就是這樣賴掉了債務，頭腦活絡的他假裝革命熱情“很高”，主動為我黨人民軍隊帶路，解放上海。

沒有完全認清他的丑惡面目的上海地方干部，以為這是個愛國革命紅色商人，多有合作。

春風得意馬疾蹄，一夜之間王康年自己成了自己的“靠山”，有了這一層官服身份，來自政府的訂單也就源源不斷，大量的訂單多到他吃不下，別人吃都吃不飽，他倒嫌棄肉太膩。

干脆坐地起價，將收購的價格壓的很低，供貨商為了保證利潤，泯滅良心以次充好賣給王主任。

王康年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要能賺錢過期的藥、假藥又如何，又不是自己吃，吃了也死不到自己頭上。

把良心喂給狗，大批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的藥品、器械通過政府的采購源源不斷的流入前線。

可憐了志愿軍戰士在戰場上英勇殺敵，光榮負傷，本想治好了身體繼續為國建功立業。

沒想到，自己英雄一世沒有犧牲在美軍和南韓偽軍的槍口下，倒是犧牲在這些黑心資本家昧著良心的偽劣假冒醫療用品上面。

好在正義永遠不會遲到，1953年，上海公安部門將這個惡貫滿盈的奸商王康年抓捕歸案，經過最高法的正義審判王康年被處以死刑，立即執行。

他這一死，雖不能彌補因他而犧牲的志愿軍戰士們的生命，也能讓抱著這樣“僥幸”心理的黑心資本家們敲響了警鐘，起到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