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達邦這個名字對于多數國人來說都是非常陌生的，但提起他的妻子趙一曼則是婦孺皆知的抗日女英雄，

1936年，趙一曼被日軍抓捕后殺死，但此時她的丈夫和兒子都不知道她犧牲的消息，直到1950年，拍攝電影《趙一曼》時，父子二人才獲知，原來這位女英雄就是他們的親人。

趙一曼祖籍四川，在家鄉時她的本名叫做李淑寧，在遠赴蘇聯留學后，改名李一超，在這里他和黃浦六期的畢業生陳達邦相識相愛，并結為夫妻，但美好的生活并沒有過了太久，李一超受共產國際委派，化名趙一曼回到了中國進行革命活動，
在宜昌，她生下了唯一的兒子趙掖賢，她在回國前，夫妻兩人就商量妥當，生下孩子后送到重慶，交給陳達邦的大哥陳岳云，由他代為撫養，但這母子卻從此陰陽兩隔。

1936年，趙一曼被捕，很快就被處死，行刑前，她寫下遺書，希望兒子長大后不要忘記他的母親是為國家，為民族解放而犧牲的。

時間轉瞬來到了1950年，幾經波折，組織上確認在北京工學院任教的陳掖賢就是趙一曼的兒子，對于陳掖賢來說，這一年太不尋常了，他從未見過面的父親也從蘇聯回國，現在又收到了母親犧牲的消息，這讓自幼性格孤僻的他又驚又喜又悲，組織上給他送來了烈士撫恤金和榮譽證書，但陳掖賢沒有要錢，而是將那份證書珍藏了起來，那是母親用生命換來的，自己以后要好好報效祖國，為黨服務，為人民服務，

沒過多久，陳掖賢的父親陳邦達也來到北京工作，他被調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印刷局擔任綜合科科長，具體負責人民幣的印刷工作。

建國初期，我國還沒有能力自己印刷人民幣，都是由蘇聯印刷廠代工，這就需要懂俄語和印刷的人才，而陳邦達恰好精通此兩項業務，他負責審批、繪制到正式定稿、與蘇方聯絡等事宜，這份工作讓陳邦達這位老黨員又找回了當年的熱情，所以他工作十分認真，但父子二人卻因為近三十年未曾謀面顯得非常生疏，加上陳邦達又再次組建了家庭，所以陳掖賢和父親來往的次數并不多。

雖然陳掖賢擔任老師，每月的工資相當可觀，但卻因為不善于過日子，導致他的生活拮據，常常入不敷出，在1958年，還因為運動被下放農場兩年，也讓他剛剛組建的家庭破裂，不過很快他就因為烈士遺孤的身份被平反，又回到了學校工作，也正因為這次的波折，陳邦達多次奔走呼吁，才讓兒子得到了平反，也讓父子的關系緩和，他們的來往變得多了起來，

可隨著1966年的到來，這次輪到了陳邦達經歷暴風驟雨的洗禮，運動開始后，陳邦達就被打倒，當年他留學蘇聯的經歷成為了黑歷史，作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陳邦達被打成王明留在大陸的死黨，蘇修特務，勾結蘇聯篡改人民幣上題字和圖案，企圖用錢幣煽動群眾，隨時準備叛國投敵，

這些大帽子扣到頭上，讓陳邦達感受到了死亡的氣息，一輪又一輪的批斗讓他的生命走向了終點，臨終前，他喊來兒子，向他交代，我這一生都忠于黨，忠于人民，你要相信父親的政治立場和人品，他們所說的我擅自更改人民幣圖案和題字，都是子虛烏有的，我只是一個科長，沒有上級的批示怎么敢擅自更改，現在受到冤枉是因為有壞人在其中作梗，清者自清，你要做一個和你目前一樣的堅貞的黨員。

陳邦達死后，陳掖賢四處為父親鳴冤，在那個年代，為一個蘇修特務喊冤是要付出代價的，他被關入牛棚，隨后又一次被下放，并一直沒能再回到北京，這期間妻子與他離婚，兩個女兒也留在了四川，許多年也沒有和他再見過面，這讓陳掖賢的意志消沉，隨著三中全會的召開，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開始昭雪，陳掖賢又開始寫信，希望組織為父親和自己平反，但都石沉大海，1982年，遲遲等不來平反消息的他在家中用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命運坎坷的他算是得到了解脫，沒能等到云開月明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