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Does MAGA Have Against Europe?

來源：WSJ 翻譯：保守主義評論

這條短信本不該被公眾看到。副總統JD萬斯與特朗普政府的其他高級官員通過加密通訊應用Signal，秘密商討一場針對也門胡塞武裝的軍事打擊行動。胡塞武裝長期襲擾紅海航運，而紅海是一條至關重要的商業航道，尤其對歐洲而言。

“又得給歐洲收拾爛攤子，真是受夠了。”萬斯在短信中寫道。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迅速附和道：“完全理解你對歐洲搭便車行為的不滿，這太可悲了。”

由于《大西洋月刊》主編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被意外拉入這次Signal加密群聊，這些私密對話得以曝光。這一事件清晰地揭示出特朗普2.0時代正在顯現的一個鮮明特征：對歐洲近乎本能的敵視。這種情緒可被定義為“反歐洲主義”，某種意義上，它是歐洲反美主義的鏡像。值得注意的是，歐洲的反美主義主要植根于左派，而美國的反歐情緒則深深扎根于右派。二者都依賴刻板印象和夸張描繪——但往往含有某種程度的事實。

即便是那些自認為已經為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做好充分準備的歐洲政要，也被事態發展的迅猛程度所震驚。美國新政府上任的頭兩個月，就接連采取了一系列令歐洲措手不及的行動：作為全球貿易戰的重要一環，宣布對歐盟加征關稅；在俄烏戰爭問題上采納俄羅斯的立場；繞過歐洲，直接與莫斯科展開停戰談判；并削弱對歐洲盟友的防御承諾。“如果他們不付錢，我就不會保衛他們，”特朗普3月初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對記者表示，“想想看——我們承擔了他們100%的軍事防務，他們卻在貿易上占我們便宜。”

為了確保歐洲能夠收到這個“訊息”，特朗普還希望丹麥把格陵蘭島交給美國。

真正令歐洲人——乃至許多長期支持跨大西洋聯盟的美國人——感到震驚的，與其說是政策劇變，不如說是那種毫不掩飾的輕蔑態度。這種充滿敵意的言辭攻勢始于2月，當時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講話。這次會議原本旨在討論Russia擴張主義的威脅，但萬斯卻在會上發起了一場文化戰爭，猛烈抨擊歐洲政府壓制言論自由，特別是針對那些反對移民和墮胎的保守派人士。

不久之后，當英國和法國討論向烏克蘭派遣維和部隊時，萬斯不屑地表示：“隨便派2萬來自某個三四十年沒打過仗的國家的軍隊？這根本不現實。”這番言論立即在英法兩國引發軒然大波，畢竟在過去的阿富汗戰爭中，兩國曾派出數萬士兵支持美國的軍事行動，其中有數百人死于戰場。面對強烈反彈，萬斯急忙澄清自己的言論并非針對英法兩國。

特朗普和萬斯在白宮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訓斥，是迄今為止對來訪歐洲領導人最具羞辱性的一次會面，但這并不是唯一的案例。波蘭總統杜達千里迢迢飛赴華盛頓，卻只得到10分鐘的會面時間；更令人咋舌的是，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卡婭·卡拉斯——這位在蘇聯占領下成長起來的愛沙尼亞政治家——專程赴美磋商，竟遭到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的無故爽約（事后盧比奧辦公室以“日程沖突”為由搪塞過去）。

歐盟是漫長的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結果，而美國從20 世紀50 年代起就一直是這一進程的重要推手。然而，特朗普卻聲稱：“歐盟的成立就是為了坑美國。”因此，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至今仍無法與特朗普政府的高級官員進行面對面會談，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特朗普的親信——億萬富翁金主馬斯克與國家情報總監圖爾西·加巴德——也從社會和文化層面對歐洲發起猛烈抨擊。MAGA的領袖們認為歐洲在地緣政治上無關緊要，經濟上停滯不前，道德上腐朽墮落，而由于出生率下降，它在人口上也注定走向衰亡。他們還指責歐洲背棄基督教傳統，任由自己被穆斯林移民淹沒。萬斯本月早些時候在福克斯新聞上表示：“歐洲正面臨文明自殺的風險。”

這些泄露的短信內容清楚地表明：針對歐洲的抨擊絕非簡單的政治作秀。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說道，“在慕尼黑會議上公開指責歐洲，那或許只是作秀，但當你在Signal上私下交流，自以為不會被外界知曉時，流露的可是真實想法。他們（特朗普團隊）對歐洲大陸充滿了仇恨、怨恨和憤怒——而這個歐洲實際上還是一個民主大陸。”

火星對抗金星

歐洲與美國之間的文化摩擦幾乎與美國的歷史一樣悠久。18 世紀，美國將自己定義為自由、進步、充滿希望的新世界，與專制保守的舊世界形成鮮明對比。美國人對歐洲的傲慢充滿戒心，而歐洲人則蔑視美國的粗俗與物質主義。

二戰后，跨大西洋關系逐漸升溫，美國推動西歐的重建和民主化。盡管歐洲左派仍然批評美式資本主義，但蘇聯的威脅促使美國和歐洲政府攜手組建了北約，這一聯盟也成為歷史上最成功的聯盟之一。

冷戰結束后，共同敵人的消失不可避免地使歐美之間的緊張關系浮出水面。1990年代，歐洲領導人未能阻止南斯拉夫內戰，這讓華盛頓感到沮喪。而隨著美國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歐洲在數字技術上的緩慢進步，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歐洲僵化落后的看法。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法國、德國等國的反對引發了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歐美沖突。小布什總統的強硬政策和笨嘴拙舌，加深了歐洲人對美國“粗魯牛仔”的刻板印象。而與此同時，美國人則指責歐洲人姑息養奸，甚至嘲諷法國是“吃奶酪的投降猴”，這個帶有戲謔意味的侮辱性稱呼源自美劇《辛普森一家》。

歷史學家羅伯特·卡根曾用一句雋語概括了歐美分歧：“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他的意思是，歐洲相信一個由規則和多邊機構治理的世界，而美國則認識到國際事務的無政府本質，認為赤裸裸的權力才是關鍵。

卡根回憶道，當時大多數美國人并不憎恨歐洲，真正的敵意主要來自歐洲。但如今情況正在改變，MAGA共和黨人將歐洲視為藍州美國的延伸——充滿了喝拿鐵的進步派，崇尚高稅收和開放邊界。

“當他們說‘歐洲’時，他們指的是自由派的歐洲。”卡根解釋道，“這主要是由美國國內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斗爭驅動的。”他指出，特朗普及其高級幕僚對歐洲的本土主義者——如匈牙利領導人歐爾班或德國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并沒有任何意見。至于特朗普對俄羅斯的轉向，卡根認為：“對普京的親近，部分原因是他是一個反自由主義的世界領導人。”他說，“特朗普和他的團隊已經決定，這就是他們的立場，而他的支持者也會跟隨。”

歐洲的民主國家并非特朗普的唯一指控對象，加拿大和墨西哥對此也深有體會。事實上，特朗普的反歐洲情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長期以來的不滿，尤其是北約內部防務開支不均的問題。長期以來，美國保守派一直認為，歐洲之所以能負擔起慷慨的福利體系，全賴美國為其安全買單。但這些批評者——包括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等共和黨人——通常仍然強烈支持北約，他們的訴求只是希望歐洲能承擔更多責任。

蔑視自由派精英

特朗普的蔑視更深一層。早在競選總統之前，他就認為美國充當世界貿易和安全的守護者，并不符合美國人的利益。1990年時，他就抱怨美國正被“所謂的盟友”剝削，并點名批評德國和日本，指責它們在美國市場上銷售過多汽車。本周，特朗普基于這一長期不滿，宣布自4月3日起對所有汽車進口征收25%的關稅。他在記者會上表示：“坦率地說，‘朋友’很多時候比‘敵人’還要糟糕。”

對于特朗普及其核心圈子來說，歐盟是全球主義精英的心臟，他們認為這些精英操縱全球貿易規則，損害美國工人利益，同時信奉多元文化和覺醒主義。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亞集團的分析師穆杰塔巴·拉赫曼（Mujtaba Rahman）表示，MAGA 陣營中許多人都希望更多歐洲國家效仿英國脫歐（2020年脫離歐盟）的道路。他說：“他們信奉強大的民族國家，主張削弱布魯塞爾（注：即歐盟）的權力。”MAGA 更傾向于在歐洲看到與自己理念相近的右翼盟友上臺執政。

萬斯和其他歐洲批評者表示，他們反感的是歐洲的統治精英，而不是普通民眾。保守派作家、副總統萬斯的長期好友羅德·德雷爾（Rod Dreher）說：“我認為萬斯是真心熱愛歐洲的。”他回憶稱，2018 年帶萬斯游覽巴黎時，對方興奮不已。但他補充道：“任何美國人看到歐洲在移民問題上的束手無策，都會很難保持樂觀。”

MAGA評論員認為，脫離現實的技術官僚精英正在錯誤管理歐洲，并對本國選民心懷恐懼。如今，歐洲選民越來越多地轉向極右翼政黨，如德國選擇黨。去年11月，羅馬尼亞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極右翼候選人在總統選舉中意外勝出，但該國憲法法院隨后以“俄羅斯干預選舉”為由宣布選舉無效。對許多右翼民粹主義者而言，這再次證明歐洲精英漠視民意。

文化戰爭與現實戰爭

然而，事實上，許多歐洲問題——包括長期低迷的經濟增長、沉重的福利國家負擔和軍事弱點——實際上是民眾政策的結果。許多歐洲國家的選民長期以來對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和增加國防開支持懷疑態度。

歐洲政治中的真正痛點是移民問題。大量來自貧困和戰亂地區的難民和經濟移民涌入歐洲，選民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推動了歐洲各地反移民政黨的支持。馬斯克屢次預言，歐洲的本土居民與激進化的穆斯林移民之間將爆發暴力沖突：去年8月英國發生反移民騷亂期間，他就在自家社交平臺X上發文稱，“內戰不可避免”。盡管歐洲確實存在移民整合不良的問題，但絕大多數歐洲人仍認為這種預測純屬危言聳聽。

最讓美國的歐洲盟友感到恐懼的，是特朗普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轉變。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來，美國一直在減少軍事承諾，但現在它正在積極尋求與莫斯科的和解。歐洲擔心這會鼓勵Putin的野心，以犧牲烏克蘭的主權和歐洲安全為代價。

歐洲領導人認為，特朗普政府正在改變美國對現實戰爭的政策，以反映其在文化戰爭中的偏好。但對于MAGA來說，它并未批評俄羅斯，這似乎意味著自由主義的歐洲對自由的威脅，與Putin的政權一樣嚴重。

“這里有一些更為根本的東西，展示了特朗普總統和萬斯副總統為之奮斗的價值觀，與許多支持澤連斯基的歐洲國家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和分歧，”圖爾西·加巴德在澤連斯基被白宮嚴厲批評后對福克斯新聞表示，“他們聲稱捍衛自由，但他們的行為講述的卻是另一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