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37年7月28日，當地的日本軍隊發動總攻，7月29日基本控制了平津地區。此時，以石原為首的參謀本部仍然堅持不擴大的方針，指示把軍事行動限定在控制平津地區，作戰范圍為北平、天津西南的保定至獨流鎮一線以北地區。

但是，8月9日，上海發生了中國機場衛兵射殺兩名日本海軍特種陸戰隊隊員的事件，當地局勢也驟然緊張起來。上海的日本僑民多達大約2.6萬人，而保護僑民的海軍陸戰隊只有大約三千兵力。8月10日，日本海軍派出4艘巡洋艦、16艘驅逐艦及3000名陸戰隊隊員急赴上海。同一天，近衛內閣采納海軍大臣米內光政的提議，確定了在上海保護僑民的方針，并批準準備派遣陸軍部隊。

1、戰爭何以擴大？

針對杉山元陸軍大臣的要求，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認為，如果派兵不限定在華北地區，將有可能引發日中之間的全面戰爭，因此，他反對派遣陸軍部隊。但是，作戰課課長武藤章積極主張派兵，認為海陸軍必須采取一致行動，給中國軍隊以徹底的打擊。石原以上海地區的中國軍隊增強了防御為由，仍然不愿派兵。

石原一直堅持出兵應該限定在華北地區。對此，武藤認為，“青島、上海兩地擁有許多僑民”，完全“不予保護”，“值得懷疑”。

但是，后來在海軍的強烈要求下，石原也做出了讓步，不得已同意派兵。在8月13日的內閣會議上，決定派遣陸軍3個師團。同日晚，上海的日中軍隊進入了交戰狀態。8月14日早晨，中國空軍轟炸上海的日本艦隊和陸戰隊。日方也在14日、15日對南京、杭州、南昌等地的中國空軍基地連續兩天進行轟炸。

8月15日，近衛內閣發表聲明稱，為了“懲罰中國軍隊的暴戾行徑”，敦促南京政府反省，“將采取堅決處置(“膺懲暴支”聲明)。在13日決定派遣的3個師團中，2個師團編為上海派遣軍，剩下的一個師團計劃派遣到青島(日本僑民1.3萬人)。

兩天后的17日，在米內光政海軍大臣的主導下，內閣會議決定“放棄不擴大方針”。

另一方面，日軍在華北發動總攻后，中國方面決心全面抗戰。蔣介石認為已經到了“最后關頭”，決心全面抗戰。8月12日，蔣介石正式就任海陸空三軍總司令，以他為首的軍事委員會成為抗戰最高統帥部。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宣言，15日下達了全國總動令。與此同時，國共兩黨開始進行合作談判，9月23日，正式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

在上海方面，海軍陸戰隊遭到了兵力占有優勢的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在這樣的形勢下，8月23日，上海派遣軍在上海北部近郊登陸。但是，中國軍隊利用在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幫助下修筑的堅固的碉堡陣地和縱橫交錯的河網，進行了頑強的抗戰，日軍陷入了苦戰。

中國方面把上海近郊作為保衛南京的重點地區，在這里集中了以中央直屬精銳部隊為核心的大量兵力。上海派遣軍遭到了猛烈的反擊，損失慘重。從8月中旬戰斗開始到11月上旬上海附近的戰斗基本結束，日軍的傷亡人數超過了4萬人。

因此，參謀本部決定向上海增派3個師團，并于9月11日發出了派兵命令。這樣，日本向上海派兵達到了5個師團。起初，以石原為首的作戰部計劃將作戰重點放在華北，向上海方面只派出2個師團的兵力。但是，這些兵力已經無法應付上海的戰況。

2、石原莞爾的失勢

盧溝橋事件發生后不久，關東軍便向陸軍中央強烈要求動用內蒙古察哈爾省等地的兵力。參謀本部沒有批準關東軍的要求，但關東軍的一部分部隊不顧陸軍中央的制止，從8月5日起開始攻入察哈爾省內的多倫、張北地區。8月9日，參謀本部只得向關東軍下令發動察哈爾戰役。在此期間，石原站在不擴大事態的立場，反對發動這一戰役，但武藤強烈支持關東軍的要求。

在東條英機參謀長的直接指揮下，關東軍正式開進察哈爾省。8月27日，日軍占領了察哈爾省省會張家口。此后，關東軍繼續向綏遠省、山西省方面發動進攻。石原等人最初想要把在華北的作戰控制在北平和天津地區，因而，他的意圖落空。值得一提的是，東條和武藤都屬于永田嫡系的統制派團體。

進而，在華北地區，8月31日，在已有的4個師團的基礎上，加上計劃派遣到青島的1個師團和從國內增派的3個師團，總共8個師團組建了華北方面軍。青島派兵，由于近衛內閣于8月24日決定撤回青島僑民而取消。此外，8月25日，在近衛文麿首相、杉山元陸相、米內光政海相、廣田弘毅外相、賀屋興宣藏相組成的五相會議上，決定不正式對華宣戰。這主要是為了避免美國啟動《中立法》。

因為日本進行戰爭所需的大量機械及戰略物資依賴于從美國進口，而《中立法》禁止向交戰國出口此類物資。

華北方面軍是日本為了盡早結束戰爭而組編的部隊，它的作戰目的是，在河北省中部的保定附近給中國軍隊以重大的打擊。保定戰役從9月中旬正式開始，但是由于中國方面采取了后退戰術，日軍沒有能夠打擊中國軍隊的主力。

在保定戰役中，石原等人也仍然堅持不擴大的立場，把作戰區域限定在保定至滄州一線附近，但華北方面軍把作戰區域進一步擴大到了南面的石家莊至德州一線。

石原作戰部部長和河邊虎四郎戰爭指導課課長等人主張，將界限劃在保定附近，穩定確保占領地區。但是，武藤章作戰課課長和田中新一軍事課課長等人主張，為了在短時間內擊敗國民政府，不拖入持久戰，有必要擴大作戰區域。這樣，陸軍中央內部就產生了意見分歧，因而不能統一領導戰爭。

在這種狀態下，陸軍中央難以控制華北方面軍等部隊，最終造成了當地軍隊的單獨行動。

中日戰爭事實上演變成了一場全面戰爭。在這樣的情況下，石原于9月27日辭去了作戰部部長一職，調到滿洲擔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據說，石原在離開參謀本部時，曾在他擔任過課長的戰爭指導課說：“最終還是被趕走了。”但是，此次調任似乎也是他本人因為沒有能夠貫徹自己不擴大的方針而提出的要求。

至此，石原在與以武藤、田中為首的擴大派的斗爭中失敗，離開了陸軍中央。

石原離開后，統制派的武藤章（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和與其關系密切的田中新一（陸軍省軍事課課長）在陸軍中央擁有了強大的影響力。另外，田中新一與統制派的前任作戰課課長富永恭次也是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的同期畢業生，而且二人曾在同一時期任駐歐武官，一同赴歐，關系相當親密。

此外，富永和同屬統制派的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聯系也非常密切。武藤、田中、富永、東條四人后來構成了太平洋戰爭開戰前后日本陸軍高層的核心。

3、進攻南京的緣起

不過，石原仍然對參謀本部具有影響力，例如，河邊虎四郎戰爭指導課課長、多田駿參謀次長等人都是他的勢力。由于今井清參謀次長病歿，多田駿于8月14日接任參謀次長一職。多田駿與石原都畢業于仙臺幼年學校，另外，石原在擔任關東軍參謀的后期，多田駿曾作為“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和他一同在滿洲任職，兩人關系親密。因此，一般認為，多田駿就任參謀次長一職，與石原的活動有關。此外，石原辭去作戰部部長后，擴大派的下村定戰史部部長接任了他的職位。

值得一提的是，日中戰爭爆發之初，永田鐵山嫡系的統制派主要成員中，除了作戰課課長武藤章之外，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關東軍參謀富永恭次、關東軍副參謀長今村均、關東軍參謀片倉衷、作戰課課員服部卓四郎、關東軍參謀部部員辻政信等許多人都屬于擴大派。相反，統制派成員中主張不擴大的，只有中國駐屯軍參謀池田純久、戰爭指導課課員堀場一雄等少數幾個人。在此之后，東條、武藤、富田等擴大派成為統制派的主流。

為了打破上海戰場的僵局，參謀本部已經決定向上海增派3個師團。武藤章向上級請求在上海南面的杭州灣登陸，進攻中國軍隊的背后，同時從華北方面軍調遣2個師團投入上海戰役。并且，由上海派遣軍和杭州灣登陸部隊等組建了華中方面軍。

其任務與華北方面軍相同，即打擊中國軍隊，削弱其抗戰意志，抓住機會結束戰爭。此時，武藤章自己提出擔任華中方面軍副參謀長，調離了陸軍中央。原來的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調任作戰課課長。同時，取消戰爭指導課，作為戰爭指導班并入作戰課。

1937年11月5日開始的杭州灣登陸作戰取得了成功。上海附近的中國軍隊腹背受敵，最終被迫全面撤退。南京政府最為重視的防線被攻破以后，于11月17日決定遷都四川重慶，但是，仍然表示將繼續抗戰。雖然上海戰役在戰術上取得了成功，但并未實現最初削弱國民政府抗戰意志的戰略目標。

日方在此之后繼續向中國增派軍隊，總共向華北方面派遣了7個師團，向華中方面派遣了9個師團，駐守本土的常設師團只有近衛師團和第七師團（旭川）。另外，為了防備蘇聯，日軍將精銳的常設師團部署在了滿洲，上海戰役中投入了一部分臨時編制的特設師團。特設師團的現役士兵比例少，編制裝備也比較差，所以在戰斗中傷亡慘重。同時，為了防備蘇聯，日軍采取了逐漸投入兵力的方法，這也是造成上海駐軍損失擴大的一個主要原因。

在華北地區，盡管以河內虎四郎為首的參謀本部表明了將軍事作戰區域限定在河北省的方針，但是，華北方面軍違抗參謀本部的指示，不斷擴大戰線，除了河北省以外，又向山西省、山東省發動了進攻。參謀本部沒有能夠對當地駐軍采取強硬手段，是因為陸軍中央內部圍繞戰爭指導方針存在意見分歧。

石原辭職后，河邊虎四郎作戰課課長、多田駿參謀次長仍然對擴大戰線持謹慎態度，但田中新一軍事課課長、下村定作戰部部長等許多幕僚持強硬態度，主張必須擴大戰線，直到給中國軍隊以決定性的打擊。

在華中地區，日軍控制上海附近以后，華中方面軍為了切斷中國軍隊的退路，要求發動追擊戰，而參謀本部在河邊為首的作戰課的主導下，把作戰區域限定在蘇州至嘉興一線以東。但是，武藤章副參謀長等華中方面軍首腦主張繼續向南京乘勝追擊。參謀本部的下村定作戰部部長也承認需要攻下南京。

而河邊作戰課課長、多田駿參謀次長反對擴大作戰區域和進攻南京，因此參謀本部內部圍繞撤銷限制線及進攻南京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最后，迫于華中方面軍的強烈要求和田中新一軍事課課長等多數陸軍中央幕僚的意見，參謀本部同意進攻南京。

這樣，從1937年12月3日起，華中方面軍的各個部隊開始對南京發起進攻。12月13日，日軍占領了南京，但由于當時幾乎沒有做好進攻內陸的戰前準備，兵站補給不足，在當地發生多起日軍掠奪食物和物資的情況。另外，在此過程中，不僅殺害了許多在戰斗中抗戰的中國士兵，而且殺害了許多敗兵、殘兵、俘虜和平民(南京大屠殺)。

4、反對進攻南京的聲音

河邊、多田等人之所以反對進攻南京，有其背景。

這是因為，當時日本正在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調停（陶德曼調停），河邊、多田考慮在兵臨城下的時候與南京政府舉行和談，對日本最為有利。

10月1日，正值上海的戰斗極其困難的時候，近衛內閣在首相、外相、陸相和海相出席的四相會議上決定，制定一定的媾和條件，爭取盡快結束戰爭。

媾和條件的主要內容包括：在華北、上海劃定非武裝地帶：承認“偽滿洲國”；簽訂日中防共協定；批準華北的鐵路、礦業及其他日中合資企業；等等。

根據這些媾和條件，廣田弘毅外相表示接受各國在日中之間進行和平調停。德國答應調停。德國一方面和日本締結了《防共協定》，另一方面向中國派出了軍事顧問團。德國對華貿易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位居第三，因此希望日中之間早日實現和平。11月初，廣田弘毅向德方提出了以四相會議上的決定內容為基礎的和平條件，陶德曼把它直接轉達給了蔣介石。

但是，蔣介石拒絕了日方提出的條件。當時，正在布魯塞爾舉行《九國公約》締約國會議，蔣介右正指望會議結果。但是，雖然會議通過了譴責日本的決議，卻沒有制裁日本，并于11月下旬無限期休會。

在這種情況下，12月初，蔣介石在與陶德曼會談時暗示在保證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前提下，接受以日方的和平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談判。這是蔣介石在日軍突破了上海附近最重要的防線并逼近南京的困境下做出的反應。

陶德曼在日軍占領南京之前把蔣介石的意見轉達給了日本政府。但是，日軍占領南京后的1937年12月21日，近衛內閣在內閣會議上決定修改和平條件，提出更加苛刻的條件。

新的和平條件在原有條件基礎上增加了以下條款：在華北、內蒙古建立自治政權；將華中占領區域變為非武裝地帶；在華北、內蒙古、華中地區駐兵；要求賠償；等等。

這是南京國民政府無法接受的條件，翌年(1938年)1月13日，南京國民政府再次向日方詢問和平條件的具體內容。

在此期間，參謀本部的河邊虎四郎作戰課課長、多田駿參謀次長等人判斷，即使南京淪陷，蔣介石政權也不會垮臺。他們認為，出于對蘇戰備的考慮，應該避免長期戰爭，因而主張以最初比較寬大的條件與國民政府媾和。但是，近衛內閣和陸軍省預測，南京淪陷后，將會削弱蔣介石政權，主張擴大媾和條件甚至停止談判。

一般來說，參謀本部依靠獨立統帥權，一般為強硬派，而陸軍省則相對謹慎。但在這一時期，陸軍省態度強硬，而參謀本部反而比較慎重。

5、武漢會戰前后日本戰略方針的轉變

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在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上，圍繞媾和問題一直進行反復爭論。1937年11月下旬日軍從杭州灣登陸以后，按照近衛文麿的提議，成立了大本營，作為戰時和事變的統帥機構。同時，還設立了由大本營和內閣組成的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這是國家層面的事實上的最高領導機構。

在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上，多田駿參謀次長作為參謀本部的代表，在河邊虎四郎作戰課課長等人的支持下，反復說明和平的必要性（參謀總長是皇族成員閑宮院，按照慣例不參與決策)。但是，不僅杉山元陸相，而且近衛文麿首相、廣田弘毅外相等人也主張對華強硬，多田駿近乎處于孤立境地。

當時陸軍省的核心人物由杉山元陸相、梅津美治郎陸軍次官、町尻量基軍務局局長、田中新一軍事課課長四人組成。町尻量基與田中新一都是一夕會成員。町尻量基在石原調任后出任軍務局局長，基本上尊重田中新一軍事課課長的意見（另外，町尻是公家華族，有一定的能力，但可以說是比較溫和的類型)。因此，不擴大派的柴田兼四郎軍務課課長沒有什么影響力，在陸軍省內部，主張對華強硬的田中新一軍事課課長擁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在這樣的背景下，杉山元陸相在聯絡會議上主張對華強硬。

1938年1月15日是日方設定的最后答復期限。當天，日本舉行了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近衛文麿首相、杉山元陸相、廣田弘毅外相等組成的內閣認為，中方1月13日詢問和平條件的具體內容事實上就是拒絕的答復，因而主張停止談判。對此，多田駿參謀次長一個人堅持反對停止談判。但是，米內光政海相支持近衛文麿等人的主張，并提到內閣總辭職的可能性，最終多田也只好同意停止談判。

1月16日，近衛文麿首相發表聲明稱，“帝國政府以后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將期待真正值得合作的“新興中國政權”的建立和發展。陶德曼調停宣告結束，日軍此后陷入了曠日持久的長期戰爭的泥潭。接著，1938年4月制定了《國家總動員法》《電力管理法》等法規，另外，前一年(1937年)10月，為了建立國家總體戰體制，設立了直屬內閣的企畫院。

值得一提的是，前一年的12月，當地日本駐軍在華北占領區建立了傀儡政權——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接著，在發表近衛聲明后的1938年3月，在華中占領區也成立了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另外，同月，成立了“華北開發”和“華中振興”兩家國策公司，以便進行華北、華中的經濟開發。這兩個國策公司的原材料和當地駐軍的所需物資基本上都由當地供應，而且費用都是以傀儡政府濫發的沒有實質擔保的紙幣來支付。可以說，這是占領之下事實上的掠奪經濟。

這份近衛聲明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國際社會都具有不可輕視的意義。在當時構成東亞國際秩序的華盛頓體系中，有關保持中國領土完整和門戶開放的《九國公約》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作為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中國合法政權，自20世紀20年代末以后，南京國民政府均為繞不開的前提。而日本事實上否認了南京國民政府，表明要求成立新的中央政府。這說明，日本在挑釁以往的東亞國際秩序。這引致后來關于“東亞新秩序”的聲明。

占領南京后，當地日軍為了消滅華中地區北部的軍事要地徐州附近的中國軍隊主力，制定了徐州作戰方案。它的目的在于連接華北和華中的占領區，南北夾擊和消滅徐州附近的中國軍隊。但是，以河邊虎四郎為首的作戰課按照不擴大戰線的方針，不同意發動徐州戰役。此時出任作戰部部長的橋本群也贊同作戰課的想法。當地的日軍派華中方面軍副參謀長武藤章前往東京，堅持有必要進行徐州戰役，但作戰課沒有同意。

然而，1938年3月，河邊虎四郎被免去作戰課課長的職務，由軍事課高級課員稻田正純就任作戰課課長。

稻田受到屬于擴大派的田中新一軍事課課長的影響，作為作戰課課長批準了徐州戰役。這樣，隨著不擴大派的核心人物河邊虎四郎的免職，陸軍省、參謀本部全部由擴大派占據了要職，這些人在陸軍中央開始擁有強大的影響力。

4月上旬，大本營發動了徐州戰役。此時，武藤章似乎在考慮，如果能夠殲滅中國主力部隊，也許能夠抓住機會結束戰爭。但中國方面避免決戰，而是選擇了退卻，5月中旬，日軍占領徐州，但沒有能夠給中國的主力部隊以決定性的打擊。

接著，當地的日軍和陸軍中央決定向華中的漢口和華南的廣州發動進攻，前者位于長江中游流域的軍事要地，后者是國際貿易的中心城市。當時，國民政府的主要機構臨時設在漢口，而廣州則是國民政府主要援助通道——香港通道的一個物資運輸據點。當時，日軍考慮，如果攻下這兩座城市，便能夠實質上控制中國的主要城市，以軍事手段解決事變。

1938年10月下旬，日軍占領了漢口和廣州。但是，已經遷都內陸腹地重慶的蔣介石國民政府仍然堅持抗戰，基本上不能指望用武力讓國民政府屈服。

截至1938年7月底，日本陸軍由34個師團組成，其中，向滿洲、朝鮮派遣了9個師團，向華北派遣了9個師團，向華中派遣了14個師團，日本本土只剩下2個師團。而且，派往中國大陸的許多兵力不得不用于維護占領區治安。

因此，日軍占領漢口、廣州以后，主要負責在剩余的廣大地區積極進攻的野戰軍，只有據點設在漢口附近的第十一軍(7個多師團，約20萬兵力)。

因此，即使野戰軍攻取了新的重要地區，部隊也不得不返回原駐地。于是，中國軍隊采取了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戰術。日本的現有兵力不足以對幅員遼闊的中國實行軍事統治。當時擔任在華日軍要職的武藤章曾經回憶說：日軍的控制只停留在城市、鐵路、公路等“線的統治”，并非“作為面”來控制占領地區。而且，當時除了配備精銳部隊的滿洲之外，在派往中國本土的兵力中，只有大約10%是現役士兵，而90%是預備役和后備役士兵。

可以說，隨著戰線的急速擴大，士兵的質量也出現了脆弱的一面。

這樣，日本方面當初盡早解決日中戰爭的計劃，已經幾乎沒有了可能性。這場戰爭變成了石原擔心的曠日持久的戰爭。

1938年12月上旬，陸軍中央決定了新的戰爭指導方針。其內容是：當前要著眼于維護現有占領地的治安，全力恢復當地的治安和消除殘余的抗日勢力；不擴大新的占領地，對中國軍隊的進攻予以反擊，但避免毫無準備地擴大戰線。

這一指導方針改變了一直以來“削弱中方的抗戰意志，抓住機會結束戰爭”的作戰目標，從持久戰的角度把重點轉移到了穩定占領區的統治上面。此后，日軍基本上一直維持這一方針。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