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亦

華中師范大學

社會學院教授

湖北省社會發展與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范文

上海財經大學

經濟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鄭恩營

北京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院助理教授

劍橋大學

商業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多重印記、制度積淀與組織演進

——關于大學組織的一項扎根理論研究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1期

作者 | 韓亦、范文、鄭恩營

責任編輯 |何鈞力

以大學為例，本文研究組織如何從自身的歷史中尋找其發展的制度資源。本研究使用扎根理論方法，在組織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理論和經驗數據之間對話，提煉關于組織演進的新模型。通過多案例研究的復制邏輯，本研究整合社會學新制度主義和組織印記理論，提出制度積淀理論。研究發現，大學在發展中主動建構制度資源，以強化其組織能力和潛力。本文以大學組織為研究對象，所提煉的理論也可以推廣到其他一些組織類型，用以理解并指導組織的積累式發展。

一、導言

社會學家通過研究大學組織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論貢獻，如組織分析的新制度主義的誕生（Meyer，1977；Meyer & Rowan，1977；Meyer et al.，2007），進而豐富了人們對多種組織活動的理解。然而，人們對組織特別是大學組織的認識仍然存在一些盲區。例如，早期的組織社會學家認為科層制組織的歷史越長就越會導致其程序復雜和結構僵化（Blau，1955），組織研究者迄今都很少挑戰這個理論命題。然而，作為科層制組織的一種，為什么大學能夠化解其歷史對組織活力的負面影響？為什么大學能夠重視其歷史傳承并實現積累式發展？

大學通常賦予其歷史極為重要的意義，在發展過程中重視保存其文化符號，例如有的大學會斥資修復原初的校園風貌（柯瑞思，2013），甚至為了保留此類文化符號的獨特性而不惜放棄地區多樣化的發展。這使得歐洲中世紀時期成立的大學成為存續歷史最長的人類組織之一。有學者統計，在超過500年歷史的組織當中，大學的比例超過80%（Kerr，2001：115）。大學組織中常見紀念館、博物館之類的承載其歷史的物質載體（迪馬吉奧，2008），以及記錄并傳達其歷史的文化符號和儀式典禮，如歷史文獻或回憶錄、非正式的傳說典故以及各類定期舉辦的活動慶典等,這些都是理解大學組織積累式發展的良好素材。

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理論側重于關注宏觀和組織外制度的影響，忽略了組織如何挖掘自身的制度資源。大學通常是高度制度化了的組織，本文從組織內部的微觀視角出發，通過研究大學來理解組織如何認識并建構其歷史，繼而從中獲得發展的動力。據此，本文期望對組織的制度化過程獲得更加深入的理解。

深入理解大學組織的發展機制不僅能夠更好地為大學發展服務，而且對理解組織如何影響社會發展也將大有裨益。進入21世紀以來，大學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規模和數量持續增長（Drori et al.，2003；Frank & Meyer，2007）。然而，大學的發展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有些問題是全球性的，需要深入研究大學組織運行規律以實現大學教育的提升和知識型社會的完善（阿伯特，2023）。研究大學的進步和發展以及大學在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可以為解決這類全球問題提供中國答案。

二、研究背景

從春秋時代到宋代，包括太學、書院、學堂、私塾在內的中國古代教育機構在建制上已經較為完備。到了明末，學校教育的意義被黃宗羲提升到“社會制度中心”（希爾斯，2019）的地步，例如他在《明夷待訪錄》中寫到：“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而后設學校之意始備”（黃宗羲，2011：37）。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并不是古代教育制度的自然延續，而是社會變革過程中國際制度傳播的產物。早期的西方大學并非創造和傳承科學技術知識的場所，直到18世紀大學才停止對科學研究的迫害（丹皮爾，2010）。百余年前中國學習西方大學時，正好趕上西方大學在科學技術創新上突飛猛進的時期，這也奠定了中國大學組織注重科技知識的精神氣質。

最早的中國大學堂建立于清代，此后又經歷了清末的政權更替、北洋政府的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及期間經歷的各種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后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等歷史變遷。大學組織可以跨越社會變遷而存在，本身也說明了大學的歷史韌性和相對獨立性。目前中國大學組織的發展又到了歷史關鍵時期，也是百余年來發展最快的時期，體現在學術成果（論文、專利）、國際排名和科研經費的迅速上升。

除了資金、設施、校舍等物質資源，制度也是推動大學發展的關鍵資源。中國大學在短短一百多年間走過了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到大、從大到較強的歷程，成為研究組織發展的一個理想場所。與國外特別是歐洲大學的歷史相比，中國大學的歷史不算長，但在科研成果的增速上已超過了一些國外大學，這對理解大學的歷史長短與其組織能力的關系會有新的啟發。

在經典社會學中，馬克思把大學和大學中的知識分子看成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知識分子受到社會和大學的影響，也同時對大學和社會的發展產生影響（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09：489）。韋伯（2006）研究他那個時代的德國大學，提倡把學術自由落到實處，并在研究大學中的社會科學學科時提出了學術研究中“價值中立”的重要性。大學受到各類科層制組織的影響，但大學本身應該遵循研究的邏輯和旨趣，履行教育的使命，保持大學組織的活力。涂爾干（2016）指出，大學的歷史不僅僅是外在因素作用的結果，更是內部制度化過程的產物。大學的演化不僅是對社會需求的回應，而且還包含其內部文化符號的自我建構，這些文化符號在大學內部生成、積累和再生產。涂爾干的思想激勵著社會學家研究當代社會重要組織的演化和實踐，而不僅僅是研究原始部落中的儀式活動（涂爾干，2011）。

教育社會學重視對大學與社會關系的研究，如研究大學教育與社會流動、大學與不平等，以及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等問題，從中抽象出文化資本（Bourdieu & Passeron，1990）、文憑社會（柯林斯，2018）等描述當代社會特征的重要理論和概念，呈現了社會學研究大學的豐碩成果。

本文關注大學作為一個現代組織的發展和演進，主要從組織社會學的視角出發研究大學，分析其自身的特點和優勢。從組織內部來看，麥克·科恩（Michael Cohen）等學者用計算機模擬的方法提出組織選擇的“垃圾桶模型”（garbage can model）。他們指出該模型對大學的適用性：大學組織具有組織目標不清晰、技術手段不明確、組織成員流動性高的特征（Cohen et al.，1972：11-16），這些特征為建構垃圾桶模型提供了假設條件；他們的模擬實驗顯示，現實中的組織活動很難被線性規劃，這是因為問題、解決方法、執行者的出現是無序的。

從組織內部的視角進行研究的還有詹姆斯·馬奇（James March）、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和周雪光對斯坦福大學發展的研究，通過分析這一所大學內部的正式文本資料，他們研究組織內正式規則的產生如何受組織歷史事件的影響并改變組織的行為（馬奇等，2005）。這些成文規則被創建、修訂和廢止的過程反映了組織面對各種內部和外部的制度要求的應對過程。在他們看來，成文規則是組織經驗教訓的儲藏所。在實證分析上，他們沒有討論具體的規則內容，而是著眼于規則的量化變化模式。至于這些規則是束之高閣的一紙陳文，還是成為組織活動的“工具箱”，仍然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大學也受其外部環境力量的影響。邁耶（John W. Meyer）和羅恩（Brain Rowan）提出了一個組織運作模型，他們描述的組織結構與制度環境同形（isomorphism）而與組織活動松散耦合（loose coupling）的事實就是對大學日常運作的真實描述（Meyer & Rowan，1977）。大學一般都會建立正式的組織結構，但老師和學生等大學核心成員并不直接受到正式結構的控制或者受其命令鏈的指揮，他們的活動常常和組織結構松散耦合，在若即若離中保持組織的凝聚力（Meyer & Rowan,1977:355）。大學本身也成了一種制度，影響著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Meyer，1977）。邁耶等人考察20世紀大學組織的全球化發展，把制度主義分析的邊界從國家社會推廣到了世界社會（Schofer & Meyer，2005）。他們認為，大學乃是世界文化組織的最佳范例之一，大學的組織結構和世界社會的新制度同形，它們的活動常常與本土的功能主義和功利主義要求脫耦（Frank & Meyer，2020）。

盡管松散耦合是大學組織的常態，但大學鮮有顛覆式發展的例子，多數大學重視自身歷史，采用積累式發展或演進式發展的策略，而組織社會學缺乏對大學的這種發展策略的研究。組織社會學中的演化理論比較注重企業組織的演進式發展（Aldrich & Ruef，2006），該理論以進化論的視角研究組織如何在環境中適應和選擇，且更注重外部資源環境，對組織內部的活動則關注不足。組織印記理論也關注過去的制度對當下組織活動的影響，強調組織創始期的重要性（Stinchcombe，1965），它隱含的假定是組織的誕生或者初創時期是最重要的時期，組織的早年歷史對它們現在的活動有持久穩定的影響。有學者修訂原初的組織印記理論，認為除了組織創始時期，組織后續的發展也存在一些印記“敏感期”（Marquis & Tilcsik，2013），這些歷史時期也很重要，為組織帶來了機會窗口期，管理者會引入外部制度資源或建構新的內部制度資源。組織發展中的多個歷史節點指明了多個組織印記加入的時機，促使組織形成多重印記。

大學的制度化過程更為復雜，既有初始時期的特征，又有歷史“敏感期”的作用。本文通過分析大學的制度化過程來促進新制度主義理論的整合和創新。大衛·庫珀（David J. Cooper）等人提出“積淀”（sedimentation）的概念來形容組織不同歷史時期的制度邏輯在組織內累加式內化的特征（Cooper et al.，1996）。米婭·雷納德（Mia Raynard）等人以一家中國國有企業為研究對象，分析該企業在創立期和后續敏感期的印記如何在組織內層積，幫助企業適應不同時代的制度環境，并把這種現象叫作“制度積淀”（institutional sedimentation）（Raynard & Lu，2017）。本文通過對大學的研究來對制度積淀概念做進一步的理論化工作。

對于組織的發展，資源、生態和制度都很關鍵，本文從新制度主義的視角來研究大學。和邁耶等人相比，本文采取更為微觀的視角，以期獲得對大學組織內的制度化的認識并作出理論創新。如朱克爾（Lynne G. Zucker）所言，“如果沒有一種堅實的微觀認知基礎，那么我們就不可能對組織層次上的制度化進行揭示……不能對制度化的過程提供系統的解釋，并可能把制度化和資源依賴混為一體”（朱克爾，2008：115）。

三、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需要和研究目的相適配（Ragin & Amoroso，2019：54）。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以大學為例發現組織演進的機制和對演進機制作出理論解釋，因此質性方法是達成這類研究目的的有效方法（Eisenhardt & Graebner,2007；Eisenhardt et al.，2016）。對于通過案例建立理論的質性研究來說，多個案例的使用就像重復實驗一樣，不同案例的重復結果代表了理論模型的穩健性（殷，2014，2017）。因此，本研究選取了多所大學作為案例，以便反復驗證模型的穩健性。

質性方法中的扎根理論法適用于從經驗中抽象出理論，這個方法由巴尼·格拉瑟（Barney Glaser）和安塞爾姆·施特勞斯（Anselm Strauss）在1967年提出，探索如何通過系統的數據收集和分析生成理論（Glaser & Strauss，1967）。這種方法強調在研究過程中不依賴預先設定的理論框架，而是通過不斷的歸納和比較，從數據中總結出理論。研究者在使用此方法的過程中逐步編碼和分類數據，通過對比和分析來發現核心概念與數據之間的關系，從而構建出符合實際情況的理論模型。扎根理論的特點在于其靈活性和探索性，適合用于探索新的解釋機制。

近年來一些學者致力于提升扎根理論方法的清晰化和程序化程度，如提出建構主義的扎根研究方法（Charmaz，2006；吳肅然、李名薈，2020）。這些方法論的創新使得扎根理論研究可以帶入理論的預設，研究邏輯也從歸納為主變成溯因分析為主（Flick，2019；Ragin & Amoroso，2019），這種分析能統合歸納和演繹邏輯，并能使用定性或定量的數據（陳茁、陳云松，2023）。本文運用程序化的、建構主義的扎根理論方法（Gioia et al.，2012）進行研究。

（一）研究設計

本文的總體研究設計是：用建構主義扎根理論方法得出結果，然后進行理論整合，使用程序化的質性研究方法來提煉新的概念和機制模型，從而建立以往文獻未曾揭示過的理論聯系（Lee，1999）。

組織研究者常以組織中的規章制度、儀式典禮、年報、成員訪談、領導者講話等作為研究的數據來源，例如馬奇、舒爾茨和周雪光對斯坦福大學的規章制度的研究（馬奇等，2005）。羅伯特·貝拉（Robert N. Bellah）提供過一個以組織領導者講話為研究對象的范例，并從中提煉出了世俗宗教的核心概念（Bellah，1970）。吉迪恩·昆達（Gideon Kunda）研究硅谷的高科技公司，發現這些企業組織不僅靠物質資源和理性行動來支撐其日常運營，宣講、聚會交流和討論等大量的儀式活動反而成了這類創新性企業常見的組織文化（Kunda，2006）。組織的領導者講話近年來得到了中國研究者的重視（例如于宏偉、王文煊，2023），這些組織內的活動和講話盡管可能有宣傳的成份，但可以像棱鏡一樣折射出組織內部制度的譜系（Sallaz，2006）。

大學的歷史資料一般非常齊全且較易獲得。相對來說，校史館資料和校慶講話的形式比較統一，適合做跨校比較。許多大學建立了校史館來記錄其歷史，強化其組織記憶，這些有形的場所是理解組織制度的重要信息來源（迪馬吉奧，2008）。大學的大型校慶是一項重要的儀式，其中校長講話是儀式活動的一個核心內容。校長講話的文本和錄像一般會被組織記錄存檔，成為組織的重要文獻之一，而且校慶講話通常不是校長一個人的即興發揮，在組織層面具有很強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我們研究中國大學的主要數據有：（1）大學校史。很多大學都正式出版了自己的校史書籍，特別是歷史悠久的大學在大型校慶之前都重視出版其校史資料。（2）校友回憶錄。各高校公開出版的校友回憶錄資料非常豐富，我們選擇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回憶錄。（3）大學校長訪談，這些均為正式出版物。（4）大學校史館資料，本文研究者參觀11所大學校史館的框架式記錄。（5）42所大學的校慶校長講話，共57份。

這些數據相互補充和相互印證，本研究根據它們特定的形式和內容，在研究的不同階段區別使用。校史出版物和校史館記錄為我們提供采集數據的框架，即哪些信息將被系統收集和處理，如重大時期、重要人物、重大成果等。校史館資料和校慶講話一般內容濃縮、形式較為統一，是我們做跨校分析的主要數據。校友回憶錄和大學校長訪談資料用于研究結果的補充和穩健性檢驗。

（二）樣本選擇

截至2024年，中國共有各類大學三千余所，這些大學在各個時期被中國教育部歸于各種分類之中，如“211工程”“985工程”“雙一流”高校，以及其他普通及民辦高校。本研究遵循分析歸納法的邏輯（Ragin & Amoroso，2019：124-130）,只選取有遠大愿景（如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大學組織，這樣我們的抽樣框主要限定在入選“211工程”“985工程”高校和進入“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名單的高校。定性研究的目的之一不是證明一個普遍性的規律，而是發現一種良性發展機制。在這樣的分析邏輯下，選擇“成功者”是可行的。

符合資料收集條件的大學總共65所，其中全文公布校慶校長講話的高校共42所。在這42所高校中，大部分高校只公開發布了一份重要年份的校慶校長講話，其中有12所高校發布了2～3次校慶（如100、110、120周年）的校長講話。

（三）定性數據收集和處理

本文研究者首先參觀了11所大學的校史館，著重記錄校史館中的重大歷史分期、重要人物和關鍵活動的展示內容。之后，本文研究者對比這些大學的校史出版物，重點收集了出版物中對這些主題的詳細描述，以及對現狀的評價和未來展望。通過對校史館實地考察和校史出版物的對比分析，我們能夠更加全面地理解各大學對自身歷史和組織記憶的不同建構方式及其敘述特征。

學界對中國大學發展的歷史分期有多種方式。本研究不按照現成的分類方式來引導數據分析，而是從校史資料中提煉信息，以理解大學自身對其歷史分期的詮釋。這些重要的歷史節點包括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社會變革，高等教育中院系調整、雙一流建設等政策變動，以及建校、遷址、改名和機遇期等根據學校自身發展定義的重大時間節點。除了歷史分期，校史館中也記錄了重要人物、重大成果、現狀和對未來的展望，這些記錄為我們從校長校慶講話中收集數據提供了基礎參考。這種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能夠更好地反映每所大學對自身歷史的獨特理解和敘述特點。

我們先整體研讀校慶講話資料，然后將各個學校的資料按時期分類。在研究初期，我們采用溯因分析，通過在校長講話、校史館記錄和組織理論之間反復對話來動態調整分析策略。在溯因分析中一般使用流動的而非固定的分析框架（Ragin & Amoroso，2019），這種方法旨在避免現有理論先入為主地干擾，讓數據本身說話，以揭示大學在歷史變遷中的獨特敘事。

在形成一定的理論方向之后，我們開始對校長校慶講話進行編碼工作。本文的編碼采用二階段方式（Maanen，1979）。有些研究強調選擇性編碼，用三階段編碼，即開放性編碼、主軸編碼和選擇性編碼，這其實與二階段編碼沒有原則性的差異（Gioia et al.，2012）。

四、經驗發現與理論建構

通過對大學案例的分析歸納，本研究分別對大學校慶校長講話資料進行編碼和概念抽象。在第一階段，我們用開放式編碼來發現講話中浮現的主題。我們逐行閱讀校慶校長講話，了解校長們如何在歷史中挑選關鍵的年代、人物、成就與經驗，特別是他們如何認識這些關鍵節點和事件點，如積極還是消極、縱向歷史比較還是橫向全國比較（能進行國際比較的大學到目前為止不多）。我們對校慶講話的數據和校史館的數據進行了三角驗證，以增強所獲信息的效度。從22萬字的原始素材中，我們以校史館記錄點為基準，獲取了1380條關鍵原始語句，從中總結了63個直觀概念，通過對直觀概念進行比較和提煉，將指向共同核心概念的直觀概念進行歸納，形成6個軸心主題。

在第二階段，我們進一步用主軸式編碼來獲得主題之間的相互關聯和理論上的邏輯關系。在這個階段，我們致力于探討從數據中得來的概念范疇如何與已有的理論進行印證，以及如何發展出新的理論視角。完成編碼過程之后，我們畫出數據結構圖來顯示如何從原始信息一步步抽象到概念、主題和理論維度。這個過程類似于涂爾干從事實中發現社會事實的思想活動（迪爾凱姆，1995）。在研究中，我們平衡了理論和經驗資料，并且在理論和經驗之間反復對話。在讓數據“說話”時，我們暫時忘記理論；在用理論解釋數據時，我們重視那些從未獲得解釋的經驗數據。在這一階段，我們從六個軸心主題中明確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形成軸線，歸納出三個理論維度。

本文歸納得出三個理論維度，分別是：歷史節點、積淀載體和組織能力，進而在三個理論維度之間建立過程模型，對核心理論維度進行初步的理論化（見圖1）。

（一）從概念抽象到理論維度

1.歷史節點

自然時間的刻度是均勻的，但歷史中的每一個時間點對組織發展的影響并非均勻一致的。有些年份是特殊的，如大學成立的年份、改制改名的年份。有些日期是特殊的，如大學的校慶日，這些時間點是組織自身建構的。在大型校慶中，校長講話一般不可能描繪出大學組織發展的編年史或者年譜，他們會挑選一些有意義的年份和時間點作為歷史敏感期（Marquis & Tilcsik，2013）。除了大學自身發展史上的重要年份，還有一些年份也對大學的發展理念或者制度資源有非連續式的影響，如1952年在教育部主導下的大學院系調整。借用政治學制度主義的概念，這些年份是“關鍵轉折時刻”（西倫，2010：23），在這樣的時刻組織會以各種方式接受新的外部制度環境的影響。大學自己建構的歷史敏感期和社會的關鍵轉折時刻是考察制度影響的刻度，我們在此將這些組織內、外部的關鍵年份和時間點總稱為歷史節點。

哪些時期是敏感期？我們從大學校長校慶講話中摘取表述年代的信息來分析。如果校慶講話中提到一個年份，并著墨較多或者飽含情感，我們就把這個年份編碼為一個敏感（窗口）期，編碼中將其定義為印記敏感期。

校長在校慶講話中幾乎都會強調創立時間，并著重強調這個時間點的特殊性。由于不同大學的創立時期制度環境差異較大，其特殊性也相應有所不同（以下引文中的**代表大學名稱，引文后大寫英文字母代表樣本大學的案例編號）。

120年前的今天，**大學的前身——**在清末維新的背景下宣告成立。從這一天開始……瑯瑯書聲向世人發出了復興中華的時代宣言；從這一天開始，奮戰在艱辛初創中的求是先賢為后人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精神力量。（ZU）

不但新式文化的學術和思想影響大學創立，科技本身也成為一種組織印記特征。科技創新成為某些大學初創期的一種制度來源：“1958年，為了響應黨和國家‘向科學進軍’的號召、為研制‘兩彈一星’培養尖端科技人才，老一輩革命家和科學家親手締造了**這所紅色的大學”（US）。

除了創始時期，中國大學在歷史發展中也經歷了不同的印記敏感時期，其中有些印記敏感時期對大學發展的重要性甚至會超過創始時期。

新中國的成立使**得以迅速崛起。**把握住了一次次歷史性機遇，帶來一次次大發展。院校調整，名師云集，團結合作，向科學進軍，學校實力倍增。改革開放，**大踏步走向世界，學習交流，拓展視野。新世紀初，**和**強強聯合，組成新的**，交叉融合，快速發展，開始了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的偉大歷程。（FU）

在社會層面，印記敏感期比較容易界定，一個時代的結束和開端一般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記。在組織層面，組織會有自己獨特的印記敏感期，比如“第一次招女生”“制造中國第一臺計算機”等。有些講話將社會層面的印記敏感期轉化為與大學直接相關的印記，表明大學是教育領域制度創新的直接參與者和推動者：“1983年，老校長……建議中央選擇部分高等學校列入國家重點建設項目。‘211工程’和‘985工程’成為中國高校發展的里程碑”（TG）。

大學開設某些特別課程的時期以及在學科建設和科研方面取得突破性成就的時期，都是其自身的印記敏感期之一。當一所大學首次設立跨學科課程，或在某一學科領域取得顯著科研成果時，這些時刻不僅是組織記憶的一部分，也可能成為推動該學科或領域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契機。

大學組織會在社會層面的印記敏感期引入新的制度邏輯，也會在它們自己定義的印記敏感期引入或者強化某種制度邏輯。對每一個組織來說，歷史節點既有普遍性的影響，也有其特殊的影響，從而使得大學各具特色。

2.積淀載體

制度的傳承（積淀）需要載體。正如科爾曼（James S. Coleman）在論述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系時指出，倫理制度的載體是個人，個體通過職業流動把制度帶入新的組織（Coleman,1986）。制度積淀是杰普森（Ronald L. Jepperson）解釋的制度化過程：當制度被生產或者再生產時，“其持續存在的原因在于相對的自我激活的社會過程”（杰普森，2008：157）。但是，本文強調的制度積淀包含多個而不是單個的制度化過程。

在組織的早期階段，創始人及早期領導者是原初印記的帶入者（Marquis & Tilcsik，2013），他們也是制度積淀的最早載體之一。這些領導者的決策和價值觀深刻影響了組織的制度框架和文化，并以此來招募和社會化新成員，形成持續的制度影響。

歷史節點是制度生產的活躍期，一個歷史節點一般會產生一系列的重大組織活動。組織會以它自己的解讀生產或者帶入新的制度，這些制度會為它直接所用或者成為“文化工具箱”（斯威德勒，2022）。威廉·休厄爾（William H. Sewell）對歷史事件與制度形成的過程進行了理論化的分析：重大活動成為歷史事件，歷史事件成為儀式活動，儀式活動轉化成制度（Sewell，1996）。據此，大學發展史上的一系列成就和教訓也可稱得上是制度化的載體。

人才培養是大學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這既是大學自身發展的核心任務，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過程中，大學不僅傳授知識和技能，還通過塑造學生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推動社會的創新和進步。因此，大學的教育理念和實踐不僅受到歷史節點的影響，而且也在不斷回應外部環境和內部需求的變化，從而形成獨特的制度積淀。

迄今，**大學共為國家培養了近12萬名高級專門人才，培訓了近8萬名各種專業人員，他們之中絕大多數具有良好的品德、堅實的基礎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成為我國各條戰線的骨干，一部分已成為各有關領域的杰出人物。（PU）

大多數校長講話都只匯報積極的成果，也有一些大學校長談到歷史發展中的失誤和教訓，這種反思同樣有助于塑造大學的制度邏輯：“追溯當年，學校受‘左’的思潮影響，曾經使某些青年才俊離校而去；曾幾何時，也有過對學術不端行為的容忍……學校對人的關注也時有不夠”（HS）。

除了人才培養和科研成就，大學還有其他積淀載體，本文不在此詳盡匯報。

3.組織能力

在本文中，組織能力的理論維度不僅包括了組織當前的能力，還涵蓋了組織潛在的發展空間。在大學的發展過程中，多重組織印記的累積導致制度積淀的形成，而這種制度積淀又會影響組織的當前行為和未來預期。

大學作為知識傳承和創新的核心，培養人才和科技成果是其重要的產出。在這一過程中，積淀載體不僅影響大學的教學和科研方針，還可能影響其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例如，大學通過與產業界的合作和科研項目的實施，不斷調整其教育理念和實踐，以適應快速變化的社會需求。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大學還注重與國內、國際的大學進行對比，如重視大學在國內外的綜合排名和學科排名，這實際上為大學增加了新的組織目標（UE-60校慶講話資料）。

除了對大學現在能力的介紹，對大學未來產出的目標要求、愿景展望也是校慶講話中的“重頭戲”。盡管這些目標尚未達成，但從新制度主義理論的視角來看，它們同樣表達了組織的忠誠和信心（Meyer & Rowan，1977）。為了簡化分析，我們把這部分內容也歸納到組織能力這個范疇中：

到“兩個一百年”中國夢實現之時，也就是我校建校150周年之際，將**大學建設成為優勢學科國際一流、特色鮮明的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學，進而建設成一所特色鮮明的世界一流大學。（HA）

物質資源是大學組織能力提高的堅實保障，這些內容在校慶講話中也經常被提及。因為科研界能者多得（Merton,1968），大學吸引物質資源的能力一般是對其過去的積淀載體的一種肯定。

（二）建構一個組織演進的過程模型

在我們總結的三個理論維度中，積淀載體（即制度積淀的載體）與其他兩個維度有結果和前因的關系，是本文關于組織演進的理論化的核心概念，可以用它來強調組織發展過程中制度邏輯的層疊。

制度積淀一旦形成，新的制度邏輯不會完全替代原有的制度邏輯，而是疊加在原有制度邏輯之上。新的制度邏輯自然最吸引大多數大學成員的關注，但舊的制度邏輯也會時常被激發出來，成為當下和未來行動的依據。

為了理論化制度積淀的視角，我們先考慮歷史節點、積淀載體、組織能力之間的因果關系，主要采用如下幾種方式。一是找出每個理論維度的“觸發因素”（Corley & Gioia，2004）,不但在理論維度之間，而且在這些觸發因素和理論維度之間都有先后的邏輯和歷史順序。二是仔細分析校長講話中這些維度的先后順序和措辭聯系，并在前一種方式的基礎上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抽象（Corley & Gioia，2011）。三是使用扎根理論方法的逐次比較法，每加入一個案例，就把它和其他的案例做比較，采用案例研究中的復制邏輯（殷，2017），把每一個案例當作一個實驗，逐一觀察這三個維度在案例中的表現，并統計出它們在每一個案例中出現的頻次。

前文的圖1顯示了從原始信息到理論維度的數據結構，其中歷史節點是大學的印記敏感期，每個歷史節點都可以看作是一個儀式。儀式形成的情感能量需要一定的文化符號承載下去，如關鍵人物和組織成果長期存在于大學歷史中，既作為過去的制度邏輯的載體，也對現在的組織活動產生影響，并對未來活動產生潛在影響。大學組織的發展不是單線統一的，而是各具特色，一方面因為它們各自的歷史不同，另一方面源于大學發展的策略建立在對積淀下來的各類制度資源的不同組合之上。

前文的圖1最右一列呈現了以上討論得出的一個組織演進的過程模型，是數據結構的進一步發展，將理論維度之間的因果關系抽象化（Gioia et al.，2012），這種因果關系是新制度主義理論所關注的建構意義上而非實在論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弱因果關系，其中組織這樣的行動主體不是被動接受外來的制度要求，而是主動建構因果鏈和制度傳播途徑，從而主動掌握發展方向。

這個模型整合了新制度主義理論和組織印記理論。歷史節點產生組織印記，組織印記導致制度積淀，制度積淀促進大學組織能力的提升和發展。我們的研究從新制度主義理論開始，引入了組織印記理論分析大學組織，強調多重印記對組織的持續作用。和新制度主義理論一樣，我們的模型強調制度對組織的建構式影響，不過我們在現實制度的基礎上更關注過去的制度的持續影響。

我們的理論模型建立在組織印記理論和新制度主義理論之上，和已有的重要組織發展模型有所不同。例如，歷史制度主義的組織發展模型也注重組織歷史發展中的大事記，但該模型沒有把歷史節點看成是新的制度生長力量，而是強調路徑的進程。并且，歷史制度主義的模型更強調外部驅動式的因果機制（西倫，2010）。而本文提出的制度積淀的理論模型則強調內部積累式的組織文化動力。本文的理論模型與經濟學新制度主義的組織發展模型也有所不同，我們強調印記帶來的制度力量，這不同于強制和規范同形帶來的強因果關系，也不同于組織場域內的模仿同形機制。

五、對制度積淀的進一步分析及應用

從歷史節點到積淀載體、再到引出組織能力的過程是制度積淀理論的核心。本節選擇12所有多次校慶講話的大學，以此進一步闡明制度積淀的形成機制。

一所大學在重大校慶活動中的校長講話也可能形成新的印記和制度積淀。對一所大學的多次校慶講話的分析可以顯示制度積淀的積累過程。例如，通過接力賽式的前進發展，過往的文化產物（目標、理念、章程等）可以成為后來辦學的組織保障和社會條件。

以一所綜合性大學PU為例，校長在110周年校慶講話中主動提及了各個歷史節點和學校在節點的制度變革，如“創立初期、五四時期、院系調整、世界一流大學目標確立、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初見成效”等，以及創立初期和過去的重大校慶提出的各種規劃和預期成果的實現情況。

我們聯想到C校長對**發展的種種規劃和對一流大學的向往。在**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會上，C校長曾提到柏林大學和萊比錫大學，當時德國的大學，代表了世界一流的水準。但是，當時的中國，沒有條件支持**發展。（PU-110）

回首十年，**得到了建校以來最有利的內外部環境，實現了最快最平穩的發展，為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PU-110）

到了該校120周年校慶，新校長幾乎重申了這所大學的歷史節點和積淀載體，并且呼應前任校長在110周年校慶講話中提出的目標正在變成現實（PU-120校慶講話資料）。

以一所理工科大學為例，校長在該校建校65周年的講話中，不但指出建校60周年時的目標已達成，還在當下成就的基礎上展望了建校70周年時的新目標。這位校長直接說出了精神積淀的重要性，并將這種精神積淀視為大學內部的一項制度資源。

**有著獨特的辦學情懷與精神積淀。京華肇始，為實現民族復興、攀登科學高峰，第一代**人繼承**傳統，乘著永恒的東風，踏上了勤奮刻苦、紅專并進的報國之行。南遷堅守，第二代**人于艱難困苦中，重建校園、再次創業，為國家創寰宇學府，為民族育科教英才，贏得了海內外崇高聲譽……**精神歷久彌堅，由**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和老一輩科學家精神共同構成的**精神譜系，深深融入**人的血脈，成為**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US-65）

本研究對其余10所大學的多次校慶講話進行分析，最終都顯示了大學校慶不單是重申和強調組織印記和制度積淀的過程，重大校慶活動本身也可能成為一種制度積淀。

大學組織在不同歷史階段通過制度載體積極創造組織印記，形成制度積淀層累效應的過程，可以借助溫迪·格里斯沃爾德（Wendy Griswold）的文化鉆石模型（the cultural diamond）來形象描繪。文化鉆石模型提出了創造者、接受者、社會世界和文化產物作為文化的四個要素，由此構成文化鉆石的四個端點，它們之間兩兩相連形成一個鉆石形狀的結構（Griswold，1994：15）。格里斯沃爾德指出文化鉆石模型可以在任一端點向外擴展，這樣擴大了模型的分析范圍和幅度，強化了其作為文化分析工具的重要性。

大學組織的管理者、教師、學生等組織成員，以及校園環境、校園文化和知識產物是大學最重要的元素，也是制度積淀的重要載體。這些要素也是文化鉆石模型所描繪的文化生產和傳播模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用擴展的文化鉆石模型（圖2）來表示一個大學組織中的制度積淀過程。

本文基于實證資料，在圖2“創始期”這一層，從文化產物（對應于“原始組織印記”）這個端點開始向外擴展。大學在創始期的創造者主要是其創始人，接收者主要是其創始團隊，社會世界是當時的社會條件。這個時期的文化產物表現為原初的組織印記，如大學的理念、理想以及最初的校園位置及布局等。在創始期之后，大學進入發展期或者變革期，原初的組織印記至少部分達成而轉化為社會現實，成為這段時期的一個社會世界或者說社會條件。待變革期結束，這個時期的文化產物又至少會部分成為當下的組織發展的社會條件。對于“現在”階段，“組織目標”就是大學努力追求的文化產物，一旦實現，便可以成為下一個歷史階段的新的組織印記。圖2是片段式的示意，變革期只畫了一個層級，但對于歷史悠久的大學，變革期層級可能更多。

如上分析，擴展的文化鉆石模型可以從一所大學的多次校慶講話中得到印證。校慶不僅是對過去成就的回顧，更是制度積淀和文化傳承的重要時刻。由此提出組織如何激活其制度資源的命題。

命題1：大學的組織儀式活動有助于激活其制度積淀的載體，從而激活其過去的制度資源。

不同類型、不同歷史長短的大學可以使用的內部制度資源不盡相同，我們將大型校慶的校長講話中體現“歷史節點”和“積淀載體”的直觀概念進行了類型統計。“歷史節點”包含“創始時間”中的兩種類別（追溯起源、建校時間）和“歷史發展”中的12種類別（如更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遷址、院系調整等）。“積淀載體”包含“人物”中的5個類別（政治領導人、創始人、校級領導、教職員工、在校學生和校友）和“標志成果”中的4個類別（如國內首創教育類型、某些領域的先驅地位、科研學術上的開拓性貢獻、人才培養成果）。校慶講話中只要提及一個類別，就在其使用的制度工具類型數上加1（重復出現的類型不重復計數）。本文將大學使用的制度工具類型數對應于高校的建校歷史，繪制了散點圖，如圖3所示（數據截至2022年）。

為了便于在同等辦學層次進行比較，圖3中的樣本高校均為“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從圖3中可以看到，大學建校歷史越長，它們可以使用的制度工具數量就越多。由此提出組織如何積累其制度資源的命題。

命題2：大學的歷史越長，其歷史節點和制度積淀的載體越多，它們的制度工具就越豐富。

從圖3中得到的另外一個重要啟發是：成立時間較短的大學也可以主動“制造”歷史節點和積淀載體，以此形成更加豐富的制度資源。比如一些建校時間較短的理工科大學就較好地發揮了制度積淀的效用。制度積淀視角強調組織的演進式發展，但它不是一種主張自然演進的理論。該視角認為，大學組織不但可以利用內部的物質資源，還可以尋求甚至主動制造新的歷史節點，在動態中尋求新的制度資源。由此提出組織如何發掘其制度資源的命題。

命題3：大學可以主動發掘其歷史節點和制度積淀的載體，從而豐富其制度工具。

本研究運用的制度積淀理論以及提出的三個命題并不追求理論的“反直覺”，而是把一種未被理論化的機制揭示出來，以建立新的理論（Ragin & Amoroso，2019：54）。

六、結語

本文從大學的歷史越長卻越有活力這樣一個常見卻容易被忽略的組織現象出發，通過經驗研究和理論整合發展新制度主義理論的視角，提出了一個微觀視角的制度化模型。大學的主要職責在知識傳承和創新，本文強調了其中的文化符號和儀式活動的重要性。這些文化符號和儀式活動是大學激活其內部制度資源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學克服了科層制的僵化趨勢。

本文提出的制度積淀理論反映了大學發展的共性，同時也能解釋大學組織的趨異現象。這些差異不但由于創始年代的不同而帶有不同的時代特征（韓亦、鄭恩營，2018），而且還源自大學在豐富的制度資源中的不同選擇和組合。例如，有大學在多次校慶中強調其在1919年“五四”時期的引領作用，也有大學在校史上強調其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所大學的意義。這些歷史制度資源和現在建立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制度安排結合起來，讓這些大學不但在專業設置上有所不同，而且在組織文化上也有很大區別，不同大學的組織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新的成員，讓其成員的精神氣質產生差別，從而形成不同的大學傳統。

制度積淀模型也可能為其他類型組織的積累式發展帶來啟發，比如企業和政府組織。企業也有“老字號”，但比起那些有數百年歷史的大學來說，企業對歷史制度資源的調用無論在頻度還是深度上都要遜色得多。企業組織如果能通過制度積淀激發其內部的活力，就有可能獲得額外的制度資源，這既有利于其長期存續，也可能有利于其創新。有些政府和政黨的歷史資料并不缺乏，若能從制度積淀的角度加以分析，也可以指導這些組織的積累式發展。

限于本文的研究設計和數據，我們沒有深入探究其他一些有價值的大學組織的理論視角，有待未來的研究深入討論，這些視角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實在論的視角。本文采用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的視角，研究大學的一項儀式活動。但大學的發展有更加實質的內容，無數人的默默奉獻盡管沒有轉化成創新的成果，也沒有在校長講話中出現，但不可否認都是大學活動的堅實基礎，他們構成了大學精神的內核。本文沒有從文化鉆石模型的“社會世界”的端點出發，而是從“文化產物”的端點出發來擴展模型。未來的研究可以強調組織印記如何轉化為物質條件，從資源依賴的角度補充研究大學的積累式發展。

（2）組織外部的視角。本文聚焦于大學內部的制度視角，但大學外部的制度視角也值得重視，特別是在大學教育和學術研究越來越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強調組織內部視角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不關注組織外部的事情。例如，我們收集的研究資料中包括了一本對國外著名大學校長訪談的公開出版物，一些國外大學校長對中國大學發展現狀進行了診斷，提出中國大學的一些問題，如領導力不足、國際交流不充分、原創力不足等，這些同樣值得傾聽并應該成為中國大學制度創新和積淀的一個來源（寇海明等主編，2021）。

（3）利益相關者的視角。本文發現大學的儀式化活動可以折射出大學所珍惜的內部制度資源并予以激活，這些活動主要是大學管理層的工作。教師、學生、校友等成員也是大學組織的利益相關者，師生對大學制度的貢獻有些未必體現在校慶講話中，但也是大學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并不成為史料的故事、慣例、校園掌故，乃至關于校園里樛木和喓喓草蟲的傳說，都可能成為校園的默會知識，甚至成為大學發展的制度資源。校友的回憶記錄有時比校史的記載和官方的講話更加生動，更能激活大學的精神（張中行，2024）。正是這種對過去校園文化的追憶和反思，讓大學能在創新的同時保持自己的印記，并把組織印記建構成為一種堅實的制度力量。正如一位教師對母校的評說：

這真是一塊圣地。數十年來這里成長著中國幾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先于天下的嚴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這更是一種精神合成的魅力。（謝冕，1988）

大學組織在歷史發展中可以形成制度積淀效應，其歷史越悠久，歷史節點和積淀載體越多樣化，制度工具就越豐富。這不但使得大學這樣的人類組織基業長青，而且也讓大學經常成為世界社會中制度創新的先行者，從而讓關于大學的理論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