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可能反令美國陷入困境。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所長亞當·S·波森（Adam S. Posen）在《外交事務》，強調中國在關鍵產品供應上的主導地位使其在中美貿易沖突中擁有升級優勢，警告美國貿然挑釁中國，極可能引發經濟滯脹、投資下滑與國際信任危機。人大重陽第31期“速讀美國頂級期刊”欄目（）特編譯該文，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研究參考。（全文約3000字，預計閱讀時間8分鐘）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曾在2018年發推稱：“當一個國家（美國）在與幾乎所有貿易伙伴的交易中都損失數十億美元時，貿易戰是好事，而且很容易贏。”四月的第二周，特朗普政府對從中國進口的美國商品加征超過100%的關稅，點燃了一場更為危險的新貿易戰。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對此作出類似辯解：“我認為中國升級對美國的反制措施是個大錯誤，因為他們握在手里的只是“一對兒二”（a pair of two，意指中國在這場博弈中“牌面”很弱，只是一對最小的對子）。他們提高關稅對我們又能造成多大損失？我們對中國的出口只有他們對我們的五分之一，中國打的是一手必敗的牌。”

簡而言之，特朗普政府認為自己在對華貿易沖突中擁有“升級優勢” 。用蘭德公司一份報告里所描述的話來說，“升級優勢”指的是“沖突一方具備將對抗升級的能力，使得對手承擔更大損失，而對手無法對等還擊。”如果美國政府的邏輯成立，那么無論是中國、加拿大，還是其他對美貿易順差國家，只要針對美國征關稅行為進行報復，最終都只是在打一手輸定的牌。

然而，這一邏輯是錯誤的：在這場貿易戰中，真正擁有升級優勢的是中國。美國從中國進口大量關鍵商品，這些商品在短期內無法替代，若轉向本土生產則成本高昂到近乎不可承受。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也許是一個合理的戰略目標，但如果在尚未實現這一目標之前就貿然挑起沖突，其結果幾乎必然是以高昂代價走向失敗。換用貝森特的話來說：真正把全部賭注押在輸局上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

亮出底牌

美國政府的論斷至少在兩方面站不住腳。首先，貿易戰對雙方都會造成損害，因為雙方都會失去各自經濟所需、人民和企業愿意為之付費的產品和服務。貿易戰如同真正的戰爭，本質是破壞行為，也會殃及發動者自身：如果防守方不相信自己具備反擊能力、不能有效反制對手，它就會選擇投降。

貝森特用撲克類比的說法具有誤導性，因為撲克是一種零和博弈：你贏就意味著我輸，我贏也必須你輸。而貿易實則是正和博弈：在大多數情況下，你的收益提高，對我方也有利，反之亦然。在撲克里，只有贏了才能拿回你押上的籌碼；而在貿易中，你的投入會立刻以購買到的商品和服務的形式回饋回來。

特朗普政府認為，一個國家進口得越多，在貿易戰中所受牽連就越小——美國與中國存在貿易逆差，美國進口的中國產品和服務遠多于向中國出口的美國產品和服務，因此美國的脆弱性較小。這種看法并非觀點之爭，而是客觀事實錯誤。限制貿易往來會削減一個國家的實際收入和購買力：國家之所以出口，是為了賺取收入，用以購買自己缺乏或本地生產成本過高的商品。

此外，即便（如特朗普政府所執著的那樣）僅從雙邊貿易平衡的角度來看，美國在對華貿易戰中也并不占優。2024年，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與服務出口為1992億美元，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和服務價值達4625億美元，逆差為2633億美元。如果說貿易平衡能夠預示誰會在貿易戰中“取勝”，那么勝算應在順差一方，而非逆差一方。順差國中國所放棄的是銷售額，也就是金錢；而逆差國美國所放棄的則是自身無法有效或根本無法生產的商品和服務。貨幣具有可替代性：一旦收入下降，可以削減支出、尋找其他市場、在全國范圍內分攤損失，或動用儲蓄（例如通過財政刺激）。中國與大多數貿易順差國家一樣，儲蓄超過投資，從某種意義上說儲蓄“過剩”，所以調整起來相對容易。中國不會面臨關鍵物資或服務短缺，而且可以通過增加國內消費或出口至其他國家，替代部分原本對美出口的份額。

而像美國這樣的貿易逆差國，則是支出多于儲蓄。在貿易戰中，這類國家將不得不放棄或減少對關鍵產品的供應（因為關稅導致其成本上升），而這些產品不像貨幣那樣可以輕易替代或調劑。因此，沖擊往往集中在某些特定產業、地區或家庭，甚至涉及短期內無法替代的必需品。同時，逆差國也依賴資本進口——這使得美國更容易受到關于其政府可信度和營商環境吸引力變化的影響。當特朗普政府武斷地決定對制造業供應鏈加征巨額關稅，并制造高度不確定性時，所面臨的結果將是其他國家削減對美投資，以及聯邦債務利率上升。

關于逆差與主導權

簡而言之，如果特朗普政府維持對華目前高達100%以上的關稅水平，就會構成一場大規模的對華貿易戰，而美國經濟將遭受巨大沖擊。事實上，美國經濟所受損害將超過中國，并且，如果美方進一步升級關稅措施，損失只會更加嚴重。特朗普政府也許認為自己在以強硬的態度示人，但實質上卻是將美國經濟暴露在中國反制的風險之下。

美國將面臨關鍵投入品短缺——從大多數藥品的基本原料，到汽車和家電中使用的廉價半導體，再到用于工業過程（包括武器制造）的關鍵礦產。一旦像特朗普聲稱的那樣大幅削減，甚至完全中斷中國進口，所引發的供應沖擊將帶來滯脹。這一宏觀經濟噩夢曾在20世紀70年代和新冠疫情期間上演，彼時經濟萎縮與通脹上升并行發生。在這樣的局面下（這種局面可能比很多人預想中來得更快），美聯儲和財政政策制定者將面臨左右皆輸的選項，除了進一步推高通脹之外，幾乎沒有辦法避免失業率上升。

在真正的戰爭里，當你擔心可能被入侵，且在還未完成武裝前，就挑釁對手，無異于自殺，而這正是特朗普發起這場經濟攻勢所帶來的風險。考慮到美國經濟在許多關鍵商品上完全依賴中國（包括藥品儲備、廉價芯片和重要礦產），在未確保替代供應商或本國足夠產能之前就切斷貿易，是極為魯莽的行為。這波反向操作的結果恰恰是促成了政府原本想要避免的那類損害。

盡管特朗普和貝森特言行反復，不免讓人懷疑這一切或許只是談判策略的一部分；但即便從這一角度看，這樣的策略仍然弊大于利。正如我去年10月在《外交事務》所警告的那樣，特朗普經濟戰略的根本問題在于，它為了展現威懾力，必須作出足夠自殘的威脅，而這反過來會導致市場和民眾對未來充滿不確定預期。無論是美國人還是其他國家的人，都會因此減少對美國經濟的投資，也不再信任美國政府有能力，或有意愿履行任何協議，從而使得談判解決或者緩和沖突變得愈發困難。

其最終結果將是：美國的生產能力不增反減，而這只會加強中國和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影響。

特朗普政府正走上一次經濟版的“越南戰爭”，這是一場出于選擇而非必要的戰爭，最終將陷入泥潭，不僅在國內動搖人們對美國政府公信力與能力的信任，也在國際社會引發同樣的質疑。而我們都知道，那場戰爭的結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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