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德讓剛2023年，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愛麗舍宮設立一個“總統科學委員會”二戰末期，通過回形針行動被帶到美國的104名納粹德國火箭專家，攝于德州布利斯堡

特朗普又揮刀了，這次，不是揮向對外關稅，而是揮向了美國科研界的命根子。在華盛頓用“削赤字”的名義大肆砍科研預算、清洗高校體系的同時，一場悄然上演的“人才大逃亡”正從學術實驗室蔓延至大西洋彼岸。

對歐洲而言，這是一場意外的“腦力饋贈”；但對美國來說，卻是自斷脊梁。

快餐總統，砍科研砍得比誰都狠

2025年2月，僅上任幾周的特朗普政府就火速啟動了大規模科研預算削減計劃。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成為首批試刀對象，不僅凍結項目撥款，連處于試用期的研究員也遭“閃電解雇”——西班牙裔海洋生物學家大衛·德讓剛在邁阿密安頓下來，就收到了一封命令他在90分鐘內清空辦公室的郵件。

這位愛吃快餐的總統，治理國家也照搬“速食哲學”：不問邏輯、不講代價，只圖短期刺激、立竿見影。他的政策風格就像一份美式快餐——營養稀薄、后患無窮。科研這種需要耐心打磨、長期投入的系統性事業，在他眼里不過是“成本高、回報慢”的負資產，砍掉最省事。

而這場寒潮很快蔓延至美國頂尖高校。

耶魯、哥倫比亞、約翰斯·霍普金斯等名校接連被卷入風暴，研究撥款被凍結，項目被叫停。與此同時，特朗普高調指責大學“過度多元化”，指控高校未能保護猶太學生，學術自由被裹挾進政治斗爭，一場學術清洗悄然鋪開。

白宮則依舊高冷回應：“我們優先投資能為納稅人帶來回報的科研項目。”翻譯成人話就是——凡是特朗普看不懂的，全砍。

歐洲張開雙臂：要資金？我來補；要平臺？我來建

美國科研界人人自危，歐洲卻“聞雞起舞”。

法國、德國、西班牙等13個歐盟國家在3月聯名上書歐盟委員會，呼吁加速設立“科學人才接收機制”。歐洲研究理事會已將每位搬遷至歐盟的研究人員補助金額翻倍至200萬歐元，還貼心提供建實驗室、搬遷家屬的全套“落地服務”。

德國政府干脆把“接收1000名美國科學家”寫進聯合執政談判文本，荷蘭則宣布建立“人才引進基金”，將之前削掉的5億歐元科研經費原路退還。比利時兩所大學聯手推出36個博士后崗位專供美國科學家申請，連一向高冷的英國帝國理工也新開設兩個氣候研究崗，專招“美籍早期學者”。

馬賽大學甚至在3月7日上線了名為“科學避風港”的項目，首期投入1500萬歐元，專為因政治審查而失業的美籍科研人員敞開大門。截至目前，已有來自NASA、斯坦福等美國高校的120名研究人員主動聯系申請加入。

就連德國“下一任總理”梅爾茨也忍不住放話：“這是我們歐洲的大好機會！”

美國正在陷入歷史回響

1945年二戰期間，美軍尚未徹底熄滅柏林的硝煙，卻早已悄悄為“科學戰利品”留好了位置。“回形針行動”，一個聽起來溫和無害的名字，實則是冷戰前夜最鋒利的戰略賭注——超過100名納粹德國的火箭專家被秘密送往德州布利斯堡，其中便包括后來主導阿波羅登月的沃納·馮·布勞恩。

正是這一批“異見科學家”，為美國鋪就了通往太空的跑道，也奠定了日后在科研、軍工、航天等領域的全球霸主地位。可以說，美國科技帝國的骨架，很大一部分是由外來者構建的。

然而歷史最喜歡開反轉劇本：曾經敞開大門的美國，如今卻忙著焊死鎖鏈。一個曾依靠吸納全球智慧而騰飛的國家，正親手將它最優秀的科研力量推出門外。

美國政府嘴硬，科研人員腳投票

白宮辯解說：“即便削減預算，美國仍是全球科研經費投入最多的國家，歐洲無法填補這個真空。”2023年，美國的科研經費總額達9400億美元，而歐盟僅為3810億歐元；哈佛大學的捐贈基金是532億美元，而牛津只有83億英鎊。

但紙面優勢終究比不上現實出走。僅路透社采訪的13所歐洲科研機構就發現：越來越多美國科研人員開始聯系歐洲、表達“意向移籍”。曾任職哥倫比亞大學的麻醉學助理教授霍爾登·格羅夫斯直言：“我在歐洲的工資恐怕會打對折，但沒辦法，現在的問題是，在美國我們連工作都保不住。”

華盛頓大學神經科學教授約翰·塔西爾的實驗室有17人，三分之二的經費來自NIH（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如今NIH撥款凍結，他連2027年之后的研究項目都無法規劃，只能琢磨著全家搬去歐洲。

更直接的是海洋漁業研究員莎拉·魏斯伯格：“我從沒想過要把事業帶到歐洲。現在我別無選擇。”

特朗普真的懂“戰略競爭”嗎？

他口口聲聲要與中國展開“全面對抗”，卻似乎忘了，真正決定一國興衰的，從來不是關稅表上的百分比，而是實驗室里的專利數、芯片里的制程節點、學術圈的人才流動。國力的積累從不是靠“聲音大”，而是靠“根扎深”。

現在的局面是：美國科研系統元氣大傷，歐洲順勢補位，中國也早已不是那個被動挨打的技術追隨者。在這場由特朗普親手導演的科研自殘中，“讓美國再次腦干萎縮”比他那句“讓美國再次偉大”更貼切得多。

從快餐總統到科研掘墓人，特朗普正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把“科學大國”活生生變成了“學術戰場”。短期看，他或許省了幾張預算表上的零頭；但長期看，美國將失去一整代的知識資本與全球影響力。

此刻的北京，是否正默默注視著這場風暴帶來的空窗？面對美國放棄的精英與技術，中國是否也能像當年的美國一樣，成為“科學流亡者”的新歸宿？

也許下一個“馮·布勞恩”，就在航班落地浦東的那一刻，開啟了一個新的全球格局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