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軍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得到絕大多數參會同志的理解和擁護，進一步鞏固了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彭德懷在會上慷慨發言：“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何謂“正確的領導”？在10月14日的會議中，毛澤東言簡意賅予以概括：“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 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

到六屆六中全會召開，中國革命已在驚濤駭浪、血雨腥風中歷經十七載崢嶸歲月。歷任黨、軍、蘇維埃重要職務的毛澤東，透過領導科學和領導藝術紛繁復雜的表象，切實認識到，出好主意、用對干部，正是成為優秀領導者的不二法門。這一簡潔的唯物主義認識論表達，至今仍值得廣大領導者深刻領悟、認真揣摩。

“提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

思深方益遠，謀定而后動。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忠誠信仰者、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堅定踐行者，毛澤東指出：“一切計劃、決議、命令、指示等等，都屬于‘出主意’一類。”要實施正確的領導、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決策，就“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

踐行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出主意“要摸清情況，要作調查研究”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1938年9月，埃德加·斯諾的夫人、美國著名女記者海倫·斯諾在其所作《續西行漫記》中寫道：“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頭腦冷靜的政治領袖，由于遠大的目光和對于局勢的正確估計，而成為共產黨杰出的人物”，“這位中國的列寧獲得了一個革命領袖特有的長期活動的經驗，有了這種淵博的經驗，他才能勝任目前的職位，這種淵博的經驗不讓任何天賦的才能”。從旁觀者視角，凸顯出實踐經驗對于中國革命領導者的重要作用。

對于如何通過實踐探索、正確開展工作，毛澤東提出，要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首先是要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因此要摸清情況，要作調查研究。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重要論斷，并在開展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逐步洞悉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客觀規律。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面對“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毛澤東愈發重視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以制定“農業四十條”為例，作為新中國第一個農業發展綱要，這是一個以總結實際工作經驗為基礎、基本從客觀實際情況出發的歷史文件。1955年11月17-18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山東、江蘇、浙江等9個省的省委書記及上海局書記開會，研究農業合作化等問題。會議開始時，他以商量的口吻，講了有關發展農業的十五條意見。說這十五條意見是他從北京出發，路經天津、濟南到達杭州，一路到各地進行調查研究，開了許多有各種人參加的小型座談會，才逐步形成的。20日中午在由杭州返回北京到達天津時，他又召集7個省市區負責同志開會討論，形成“農業十七條”。當年底，毛澤東起草《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要求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區黨委“召集所屬各地委書記和一部分縣委書記詳細研究”。1956年元旦，毛澤東與相關領導同志連續座談、討論，形成由十七條增加到二十二條的修改稿。5日至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市委書記會議，又由二十二條增至三十六條、三十八條、四十條，最終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農業四十條”。幾年后，毛澤東就此講道：“寫一個文件，沒有實際工作經驗是寫不出來的。‘農業四十條’是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七議八議議出來的，其中只有一條‘除四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別人的。”

踐行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出主意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推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并決定他為書記處主席。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指出：“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之，澤東同志為主席，會期不固定，得隨時由主席召集之。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兩個多月后，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下發全黨，要求：“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確立了黨開展正確領導的途徑和遵循。

◆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主持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

“遍地英雄下夕煙”。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毛澤東始終堅信：“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為了傾聽到人民的聲音，毛澤東將開展群眾性調查列為身邊警衛戰士的三項任務之一。他曾對戰士們形象比喻：“一個是我，一個是你們，一個是農民。你們見到了農民，我看到了你們，就間接見到了農民。就離這么遠。”除了讓戰士們回鄉搞調查，還提倡戰士們同家庭和親友多通信。毛澤東曾對警衛戰士們說：“你們要勤跟家里寫信，兩個月寫一封。內容是問有沒有吃的，生產情況，合作社情況。”還說：“要把信拿給我看。那我就消息靈通了。”

毛澤東經常教導領導干部要走好群眾路線。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回憶，1958年10月，在一次去地方短期調研前，毛澤東叮囑：“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只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就不要找干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同級干部如此，上級干部更如此）。找群眾談話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干部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總之要了解各種人的真實想法。助手中可以選一兩位女同志，那樣同農村婦女談話比較方便。”言簡意明，凝聚了毛澤東幾十年走群眾路線的智慧結晶。

踐行馬克思主義發展觀，出主意要不做“小腳女人”、通過逐步改正“以歸于正確”

出好主意基于正確的認識，而正確的認識往往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結果，充滿曲折以至反復，是一個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的過程。1965年，毛澤東重讀30多年前所撰寫的《長岡鄉調查》，寫下一段頗具理論色彩的批注：“人類總是要犯一些錯誤才能顯出他們的正確。對客觀必然規律不認識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觀外界的奴隸，直至現在以及將來，乃至無窮，都在所難免。”“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如果說有一天認識完全了，社會全善全美了（如神學所說那樣），那就會導致絕對的主觀唯心論和形而上學，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世界觀。”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這是一個成功領導者必備的膽識和氣魄。毛澤東籌劃事業有勃勃“虎氣”，敢于向未知挑戰。當革命只有“星星之火”時，他就宣告“可以燎原”，并指出：“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新中國成立后，當“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他告誡廣大領導干部，不要做“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前怕龍后怕虎的態度不能造就干部”。

誠然，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通道路。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頭版刊發題為《乘風破浪》的社論，號召全國人民“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乘壓倒西風的東風前進”！不久，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兩年后，1960年6月8日至18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第二個五年計劃后三年補充計劃的14項指標，作了較大幅度的降低。會議最后一天上午，毛澤東寫下《十年總結》指出，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于正確”。他還從理論層面總結：“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完成的”。

踐行馬克思主義矛盾觀，出主意要“單打一”、抓主要矛盾

毛澤東思考發展問題、進行工作擘畫往往著眼中心工作、聚焦主要矛盾，突出重點、抓大放小，這是他作為領袖的突出特點之一。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打了抗美援朝戰爭以后，我就把軍隊工作的事推給彭德懷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單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鉆進去了。我也提倡這個方法。有本書叫《香山記》，講觀音菩薩怎么出身，別的我都忘記了，頭兩句叫作“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我就采用這兩句作為方法，這幾年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就只唱一本別的戲，軍事，我就沒有唱了。這個方法是不壞的。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為了指導蘇維埃政權建設，毛澤東教育干部：“要懂得抓緊每一時期內的中心工作，把這些工作提到代表會議上去討論，而不應該只忙一些零碎事務，把中心工作丟掉了。”延安時期，他指導全黨：“在任何一個地區內，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中心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個地區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斗爭歷史和斗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無計劃，只按上級指示來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亂無秩序的狀態。”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圍繞不同工作重點，作決策、想辦法。1950年秋至1951年，工作重心是抗美援朝戰爭；1954年春，集中精力抓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起草；1955年秋冬，主要工作是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1956年春，毛澤東用43天時間連續聽取35個部委的工作匯報，在此基礎上撰寫《論十大關系》；1957年春，重點關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1958年冬到1959年上半年，集中思考和解決已發現的“大躍進”中“左”的錯誤問題；1959年底至1960年初，集中時間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思考對社會主義建設中一些問題的認識；1961年春，推動全黨進行調查研究。面對各階段主、次要工作之間的矛盾，毛澤東指出：“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走“任人唯賢”的正確干部路線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領導者要想把擘畫的藍圖一步步變為現實，就需要有一支如臂使指、苦干實干的干部隊伍。毛澤東就指出：“一切主意見之實行，必須團結干部，推動他們去做，屬于‘用干部’一類。”并提出“任人唯賢”的正確干部路線，即“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

辨清本色，用干部以理想信念堅定為根本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對于不忠誠于初心的變節者，毛澤東曾評價汪精衛：“‘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殺宣統皇帝的保護人——攝政王。他在那時候是非常英勇的”，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奮斗比較差，沒有‘永久奮斗’的精神”；批評張國燾：“是向黨中央鬧獨立性的！結果鬧到叛黨！做特務去了”，“實行‘任人唯親’，拉攏私黨，組織小派別，結果叛黨而去”。并以此告誡黨員干部，要堅持革命，“我們要走下去，不半路上開小差，不像張國燾半路上忽然不見了”。汪精衛、張國燾之流，歸根結底都是缺少堅定信仰信念的恒心、缺失扎實干事創業的決心、缺乏理想必將實現的信心，以此辨清一個干部的本色，為領導者選人用人，提供了一把“根本標尺”。

毛澤東對于黨員領導干部忠誠的詮釋理解，跳出了儒家文化對“忠誠”的狹義解釋，將其凝煉、升華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的根本宗旨，并以此考察干部。對于領導干部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毛澤東指出：“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絕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對于培養革命接班人，毛澤東提出很重要的一條標準就是“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

廣泛吸納，用干部不論“山頭”、不問出身

毛澤東用干部有大胸懷、大格局。他曾指出：“為了勝利，就是要人多一點了”，“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個山頭或者哪一個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還是多團結一點人好，還是少團結一點人好呢？總是多團結一點人好”。他還教導高級領導干部，選人用人“完全的純是沒有的”，“不純是絕對的，純是相對的，這就是對立的統一。掃地，一天到晚掃二十四個鐘頭，還是有塵土。你們看，我們黨的歷史上哪年純過嗎？但是卻沒有把我們搞垮”。因此，“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井岡山時期，他就批評建議解除袁文才、王佐隊伍武裝的同志：“你們太狹隘了，度量太小啦。我們不能采取大魚吃小魚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還多呢！歷史上有哪個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滅掉？三山五岳聯合起來總是大隊伍。”

毛澤東不拘一格降人才。1928年春，紅四軍新城戰斗勝利后，有人發現在國民黨軍俘虜中有個青年在唱《國際歌》。經詢問，唱歌的青年名叫譚甫仁，曾參加過彭湃領導的二次東江起義，正是在革命隊伍中，學會了唱《國際歌》。但起義失敗后，譚甫仁為了糊口，無奈之下只能去軍閥部隊當兵。此事報告毛澤東后，毛澤東高興地說：“這是一棵紅色的苗子哩，現在該讓他歸隊了，要把他留在革命隊伍里！”正是毛澤東慧眼識才，譚甫仁后歷任連政治委員、團政治委員、師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員、縱隊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省軍區政治委員、武漢部隊第二政治委員、工程兵政治委員等職務。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1964年，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宴請農業戰線模范陳永貴、邢燕子。

1964年3月，毛澤東南下途中聽取地方負責同志匯報。匯報中，時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介紹了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相關工作情況。毛澤東饒有興趣地問陶魯笳：“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字不識字？”陶魯笳當即在紙條上寫了“陳永貴”三個字，并說：“他42歲掃盲，今年50歲，現在能讀報，還懂得什么叫邏輯。不久前他在太原作報告，趙樹理聽了很佩服，對我說，陳永貴的講話，沒有引經據典，但他的觀點完全合乎毛澤東思想和辯證法。”聽到這些情況，毛澤東贊賞道：“窮山溝里出好文章。”這之后，陳永貴先后擔任黨的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至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來北京工作后，陳永貴先在京西賓館、后在釣魚臺居住，但他都認為太奢侈、太浪費了，于是向毛澤東寫信，說自己多年在農村，對城里的生活不習慣，時間長了與外界隔絕。為了同下邊保持接觸，掌握情況，不脫離群眾，請毛主席批準他搬出釣魚臺，實行“三三制”。為此，毛澤東專門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在和陳永貴握手時說：“永貴呀，你那個‘三三制’很好嘛！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國，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釣魚臺啦，那里沒魚可釣。”（楊銀祿：《庭院深深釣魚臺——我給江青當秘書》，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頁）1986年3月26日，72歲的陳永貴逝世，《人民日報》刊文評價：“他始終嚴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國農民固有的勤勞、樸實、節儉的傳統美德。”

勤以教導，用干部注重教育訓練、日常養成

毛澤東晚年曾總結：“我歷來是當教員的。”從“第一師范”走出來的毛澤東，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大課堂，為黨培養了萬千優秀干部。革命根據地初建，毛澤東就提出：“必須向部隊源源不斷地輸送經過學校培養的軍政素質好的紅色指揮員”，“國共合作時有黃埔，我們現在要辦一個‘紅埔’”。繼而，1931年11月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決定建立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長征到達陜北剛剛站穩腳跟，紅軍大學隨即開辦，毛澤東兼任政委。他不僅到校授課，還經常去看望學員，鼓勵他們：“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們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煉’吧！天下無事，你們就在這里‘參禪悟道’；天下大亂，你們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難。”（《緬懷毛澤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中國傳統教化講究“致廣大而盡精微”“日用而不覺”。毛澤東正是在點滴間，對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言傳身教。鄧小平就說：“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在他的領導下成長起來的。”例如，新中國成立前夕，方志敏烈士的堂弟、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之一方志純南下江西前向毛澤東辭行。一見面，方志純就說：“今天，一是來向主席辭行，二是來向主席請教，請主席對我多提要求，多作指示。”談話中，毛澤東遞給方志純一支煙，又點燃了自己手中的煙，說道：“幾十年來，我們黨的工作重點一直在農村，現在，已經開始轉到了城市”，“我們面臨著嚴重的、艱巨的經濟建設任務啊！”方志純和毛澤東熟識，坦率答道：“經濟工作我沒搞過，不熟。”毛澤東接過方志純的話題說：“誰熟？我們都不熟！”“只要善于學習就不怕！什么工作都是從不熟到熟，從不懂到懂，從外行到內行，誰也不是天才。”他還教導方志純：“進城以后我們要保持共產黨人的光榮本色，不許講享樂，不許搞腐化，不許以功臣自居，時時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千萬千萬不要脫離群眾！”幾年后，毛澤東來到江西，一見到方志純，就提醒他：“治國安邦，不讀點書，怎么行吶？”這都讓方志純受益匪淺，之后逐步成長為江西省省長。

寬以待人，用干部不責全求備、“政治上愛護”

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但人都是“短中有長，長中有短”，不能因此責全求備、一葉障目。毛澤東就提出，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他曾告誡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一個指揮員指揮打仗，三個仗，勝二個，敗一個，就可以當下去。打主意，對的多，錯的少一點，就行了。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總是認為只有自己才行，別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羅榮桓元帥加入革命隊伍之初即參加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那時他是初出校園的大學生，思想很單純，致使負責保管的裝有起義部隊經費的錢箱被兩個兵痞騙走。但毛澤東注意到這個憨厚老實的青年干部，帶兵能夠以身作則、嚴守紀律，沖鋒沖在戰士前面、吃飯吃在戰士后面。一段時間后，評價羅榮桓“是個人才，一位很好的領導干部”。多年后，毛澤東在與羅榮桓夫人林月琴談到羅榮桓被騙的舊事時，說道：“你看，他非常老實，可又善于總結經驗。他從這件事就悟出一個道理，因此，他對是非、對正確與錯誤，鑒別得特別分明。”1963年，羅榮桓去世，毛澤東痛書“國有疑難可問誰”。

對于犯了錯誤的干部，作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曾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就指出：“愛護干部主要是政治上愛護。干部犯了三分錯誤，你把他當作十分，這是不對的。但是，完全不批評他，縱容錯誤，也不對。”毛澤東一貫主張“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提出：“必須善于愛護干部”，“對于犯錯誤的干部，一般地應采取說服的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只有對犯了嚴重錯誤而又不接受指導的人們，才應當采取斗爭的方法”。老年時，毛澤東更如長輩般諄諄教誨領導干部：“大家要謹慎小心”，“不要心血來潮的時候，就忘乎所以。從馬克思以來，從來不講什么計較功勞大小”。“個別實在不行的，勸他退出。極少數的人，可能要采取紀律的處分了，黨章規定了的，是不是呀？還要經過支部大會，上級批準。總而言之，要采取謹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謹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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