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20年了，高校新聞關注得少，沒想到“文科生女生”這種梗。居然能堂而皇之進入頂尖高校的傳播體系，甚至被標榜為楷模。所謂受過高等教育的神仙眷侶，形成一套特定模板：男理工、女文科，男生孜孜不倦發頂刊，女生默默無聞做奉獻。

先是武漢大學推文《游戲少年逆襲發頂刊，武漢伢李展拿下雷軍獎！》介紹這位同學的“平衡術”，“一方面他重視感情生活的穩定，與文科生女友形成最佳拍檔。她包容他不同尋常的生活作息；包攬三餐家務，讓他無后顧之憂。李展則用理科思維影響女友，鼓勵她進行交叉學科的探索。”（這里再岔開一句，現在大學的推文標題里能不能少用點感嘆號，近10篇推文里有6篇標題里有感嘆號，隱隱有震驚體的風范，不止武大，不少頂尖大學都有這個風氣，咱文科教育不應該是這樣啊。）

然后是清華大學的推文《清華園的浪漫：當認真的她，遇到博學的他！》（又是感嘆號）這個不是文科女友，推文女主人公肖艷紅是復旦大學物理系教授，哈佛大學應用物理博士，哈佛-史密斯天文物理中心的原子分子部博士后。本來寫科學界的伉儷，結果標題里的女性只有一個“認真”的評語。推文中也提到，她“還需兼顧兩個孩子的日常生活和學習”。

原諒我的吹毛求疵。這種陳舊的敘事已經形成語言黑洞，是男主外女主內模式的變種，仿佛女性仍然是天然的綠葉，或者承擔家務和照顧孩子天然是女性的責任。

清華的推文瑕疵少一些，至少在努力營造夫妻都是頂尖科技人才的氛圍，但行文中沿用了母職專屬于女性的潛意識。如果從履歷看，肖艷紅的清華本碩和哈佛博士，并在麻省理工學院訪問，歸國后擔任復旦教授，比丈夫清華本碩博不遑多讓。只不過丈夫歸國創業，便擔負育兒職責，估計文章的編輯和男主人公都沒有覺得不妥，甚至我覺得女主人公也沒有覺得不妥。夫妻相處模式當然冷暖自知，人家覺得幸福就好，但作為推文的編輯，至少應該對這種性別分工敏感一些，一個至今仍然處于物理科研領域塔尖的女性，居然要把育兒任務作為功勛章。

而“認真”的評語最該被詬病，男主可以賦予“博學”的狀態描述，女主只能拿到“認真”的態度認可，對女性議題稍微有點認知都不會做此想，我看過推文后，拍著腦袋都能想出來可以替換的詞語：智慧、聰穎、睿智、聰慧……憑啥最后只剩一個認真？

武漢大學的推文更陳腐，能同時把文科、女性都得罪而不自知。在描繪其平衡術的行文中，“一方面他重視情感生活的穩定，與文科生女友形成最佳拍檔”，前一句仿佛男生重視換來了情感生活的穩定，難道不是因為女性的犧牲嗎？我也沒看出這個男生有任何“重視”。后一句強調“文科生女友”，這個描述隱含了一種性別與學科的相關性，雖然我這個文科生也覺得大量文科教育存在缺陷，但學科本身的價值沒有性別屬性，文科更不是生活的點綴。文科的問題在于文科教育，而不在于學科本身。

緊接著，女生就開始“包容他不同尋常的生活作息”，我想問：憑啥？這不是才談戀愛嗎，戀愛中可以不用男生哄著守著，但至少得平等吧。“包攬三餐家務，讓他無后顧之憂”，我又想問：憑啥？一個博士生比人家清華畢業的創業老板待遇還高，這是找女友還是找老媽子？還有他“用理科思維影響女友，鼓勵她進行交叉學科的探索”，我就想問男主咋不做交叉學科的探索，這爹味真是不分年齡段啊。

后邊又說他平衡術的另一方面是“打游戲”，我莫名驚詫，合著戀愛關系真的能跟游戲并列，都成為男生的“工具”，很多知名游戲的累計時長超過100小時，您有打游戲的時間，幫你女朋友做做飯不好嗎？再說了，大學有食堂，您二位去食堂不行嗎，非得標榜三餐家務都女生來做？

科研領域是性別問題的重災區，因為很多科學家被賦予光環，三過家門而不入、妻子默默承受一切成了光輝敘事后的陰影，才真是房間里的大象。

許知遠在《十三邀》里采訪中科院昆明植物科學院教授曾孝濂，同時采訪了他的夫人張贊英老師。許知遠問張老師跟跟曾老師在一起最開心的是什么，張老師的回答是“很少有開心的時候”。現實生活中的曾老師幾乎完全沒有生活自理能力，連收衣服都做不了，妻子要承擔剝橘子、倒水、泡咖啡等一系列工作。有篇文章提到一個細節，曾老師在食堂吃完飯，隨手把臟紙巾遞給妻子，張老師遲疑了一秒，在眾人面前接下來那張紙巾。張老師也是老一代的大學生，她本可以有自己的生活與事業，卻全部“奉獻”給另一個人，許知遠問她下輩子還跟曾老師一起過嗎？她說“不過，堅決不過，如果有來生的話，我絕對走我自己的路。”

我至今記得節目中張老師的淚水，她感嘆“好委屈啊”，那是一生的遺憾。

還有前不久，陳朗女士給去世的丈夫徐曉宏寫了一封信，徐曉宏是密西根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陳朗是哈佛碩士耶魯博士，最終為了丈夫在美國的事業，放棄香港大學的教職，還是承擔家務和育兒，荒誕的是，丈夫作為學者不僅研究宏大的社會議題，女性主義也是其研究領域，聽著丈夫在客廳與友人談論這些，陳朗女士的心情復雜。丈夫因癌癥逝世后，她寫到，“一個家庭里，總得有人管孩子、報稅、理財、做飯，于是這就成了一個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陳朗女士的信當然不是全然指責，而直接指向結構本身，男人某種程度上也是受害者，“男權的結構要他事業成功、養家糊口、揮斥方遒……它甚至告訴他身體疼痛的時候忍著不去看醫生。”

也許在一些人的眼中，這些知識女性有能力獲得獨立，只能怒其不爭。可常常忘了在這種結構性的拉扯中，人常常受困于內心的糾結而妥協，就像陳朗女士的感嘆，“人是很可憐的”。在遭遇家庭和事業、家務與丈夫的撕扯中，女性往往由于社會壓力、個人性格以及心底那一絲溫柔，而最終選擇犧牲。

這種結構性的悲劇并不鮮見，我們常常問為什么科學家中女性比例較少，不是因為女性不適合科學工作，大多因為對女性的刻板印象，比如女性該學文科、然后相夫教子；或者因為女性在婚姻中成為被犧牲的一方，她們被畸形的歌頌裹挾著，難以活出自己的人生。

可如今的高校學術傳播窗口，竟然仍在復制這種模式，這種語言黑洞仍然大行其道，那些甘于犧牲的高知女性一臉幸福，還有更多的女性學生看到這樣的文字會作何想？如果越來越多的女性憧憬這樣的生活，我除了感到悲傷，只能祈求她們不會有張贊英老師的委屈和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