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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軍統頭子戴笠收到一份新四軍將領最新陣亡名單。

他如往常一樣拿著名單比對著這些人的職務和軍隊，突然他看到一個特殊的人名——田守堯，他盯著這個人名思索了一會兒，興奮地定下一個計謀。

不久后，延安總部的黨校內，迎來了一批軍官干部，邊區保安處長陳泊在整理中央領導日常安排工作時發現了一件事，毛主席接見名單上有一個叫做田守堯的旅長。

陳泊來延安時間晚，很多人他都不認識，所以對于每個人他都保持高度謹慎。

他通過各種資料尋找田守堯入邊區記錄，意外發現這個“田守堯”沒有介紹信。

通過介紹信深挖下去又發現他的入邊記錄和語言習慣也是疑點重重，這就是延安著名的“真假田守堯”案。

田守堯

那么，這個位田守堯旅長為何“死而復生”？最終陳泊如何破獲陰謀？

真假田守堯

1942年，延安保安處長陳泊策反了一個特務，并利用這個特務抓捕了約60名潛伏進延安的特務，他們潛伏在中央和地方的各個角落，范圍廣潛伏程度深，已經嚴重威脅到黨組織的安全了。

從他們口中陳泊獲取了一個重要消息：國民黨的軍統特意培訓了一個“漢中訓練班”，分批潛伏進來執行暗殺、制造混亂等任務，以達到配合胡宗南進攻延安的軍事計劃。

“漢中訓練班”事件驚動了中央軍委，軍委保衛處更是牽頭召開聯合會議，要從上到下對附近的軍統保持警惕，全面加強延安的防特反特力量，從各個途徑入手保衛中央領導人的安全。

保衛處這里需要嚴格監察主要領導人的日常活動，爭取不給敵人留一絲一毫的空隙。

1943年6月，陳泊如往常一樣查看中央領導的日常計劃安排，一天他看到這樣一條記錄：毛澤東同志將于本月22日上午，接見華中戰區的新四軍第三師八旅旅長田守堯同志。

陳泊不認識田守堯，他找來幾個主要領導身邊的工作人員詢問：

“你們誰見過田守堯旅長？”

幾人略微思索后搖頭：

“陳泊同志，我們誰也沒見田守堯旅長，不過我們聽說過他，是新四軍最善于打仗的將領”。

按照慣例陳泊對田守堯同志進行調查，他交上來的書面資料沒有什么大問題，陳泊隨后找到辦理田守堯保衛員詢問相關情況。

陳泊

保衛員說：

“田守堯旅長和我聊天時說過，他轉道去晉西北時因為丟了介紹信所以給中央軍委發過電報，聽說中央軍委也給他回了電報”。

電報在當時并不是一個安全的傳信工具，極易被敵人監聽，所以田守堯丟一個介紹信就發電報給中央軍委這個舉動格外怪異。

陳泊拿著田守堯的資料反復查閱，隨后向晉西北派去兩個士兵詢問田守堯過境情況，據晉西北那里回信，這幾個月里根本就沒有一個叫田守堯的戰友路過。

陳泊聯想到之前的“漢中訓練班”，立馬就明白了假田守堯的出處。

陳泊火速向保衛部部長錢益民報告了這件事，同時為了不引起混亂，他悄悄帶領助手將假田守堯控制起來進行單獨審訊，同時還搜出一把無聲手槍，這個手槍讓所有的人出了一身冷汗。

面對鐵證，這位“田守堯”旅長只好老實交代，原來他是戴笠精心挑選的特工，目的就是為了混進延安刺殺毛主席。

而反動派選擇利用田守堯的身份混進延安，也是看中了田守堯的特殊身份。

艱難百戰

田守堯1915年出生在安徽省六安縣一戶貧苦的佃農之家，家中姐弟眾多常年饑餓度日，田守堯從小就營養不良，后來靠給地主放牛混一口飯吃。

15歲時田守堯被共產黨的革命思想所折服，先是參加了六安縣的少年先鋒隊，協助黨組織宣傳革命和新思想。

16歲時跟隨毛正初參加農民反抗，因為表現勇猛田守堯成功加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

中國工農紅軍

一次次殘酷的炮火洗禮讓田守堯迅速成長，他從每一次戰斗中總結經驗和教訓，從班長到排長每一步都是傷疤積累下來的進步，后來他的戰功甚至得到了軍區首長徐海東的夸贊。

1935年，田守堯和軍區首長徐海東一起升任鄂豫陜省委委員。

5月，田守堯帶領戰士在鄂豫陜根據地迎來國民黨第一次圍剿行動，田守堯臨危不懼根據地形殲滅敵人一個旅，9月田守堯被升任十五軍區第89師師長。

紅軍長征后，田守堯帶領89師圍殲東北軍110師并取得勝利，110師是原張學良的王牌軍，這場大捷是紅軍會師后的第一場大勝利，不僅讓田守堯和89師一戰成名，還為其他紅軍來陜創造有利條件。

11月下旬田守堯在毛主席、周總理的指揮下再次打響直羅鎮戰役，周總理甚至在24日親臨指揮部參與這場“欲擒故縱”的計劃，田守堯嚴格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在包圍圈的西面“放水”，全殲闖入布袋陣的東北軍109師，活捉師長牛元峰。

此戰意義更加重大，毛主席高度評價：

“鎮羅鎮大捷從根源上鞏固了陜甘蘇區，是中共中央把大本營轉移到西北地區的一個奠基禮”。

1934年11月田守堯所在的十五軍開始從鄂豫陜根據地向陜甘蘇區進行戰略轉移，作為黨中央的先遣隊，田守堯直面蔣介石的主力部隊，每走一步都有國民黨軍隊的重重阻礙。

田守堯不敢有一絲一毫懈怠，每一仗都關乎紅軍的生死存亡，可以在戰斗中示敵以弱但不能讓敵人抓住任何破綻，就這樣田守堯經歷1年轉戰于鄂、豫、皖、甘、陜五個省一萬多公里，先后六次受傷最后到達陜北根據地。

“七七事變”后，國共開始第二次全面合作，田守堯所在的紅十五軍改為八路軍一一五師第三四四旅，田守堯擔任第六八八團副團長，9月來勢洶洶的日軍沿平漢、隴海、津浦線向山西腹地進犯。

國民黨第二戰區的第6、7集團退守雁門關、茹越口、平型關附近，他們準備以這里的天然地理優勢來阻止日軍的進一步進攻，田守堯所在的八路軍一一五師趕往平型關附近，配合第6、7集團的這次保衛山西腹地軍事計劃。

為了這次合作，朱德等人和國民黨第二戰區長官閻錫山多次協商作戰方案。

688團作為預備役，被部署在東長城村附近全面協助友軍作戰，24日夜平型關下起瓢潑大雨，戰士們為了到達既定的作戰目標，不得不深夜冒雨穿過崎嶇的山路和叢林。

暴雨不僅帶來了寒冷還帶來了洪災，比如有一個團走過一半路就被山洪沖沒了，很多戰士和設備被山洪沖走了，就這樣688團被迫停在原地等山洪退去。

率先到達戰場的戰士們身著單衣潛伏在濕地、山巖上，直到25日凌晨5點平型關戰役正式開始，田守堯的688團配合主力殲滅兇殘的日軍，大戰經歷了幾天幾夜也徹底結束，田守堯也因為身先士卒光榮負傷。

不幸犧牲

田守堯是一個積極向上的紅軍將領，黨組織也十分看重田守堯的成長潛力，先后三次安排田守堯前往延安學習。

第一次是紅軍東征以后，田守堯系統地學習文化來適應逐漸發展的新趨勢。

第二次是1939年，當時田守堯因為優異的表現榮升第三四四旅副旅長，這次學習讓田守堯不僅提高政治覺悟，還進一步提升自己軍事指揮能力。

第三次是1943年抗日戰爭迎來新形勢，中央領導再次組織高層領導干部來延安深造。

這次學習除了田守堯以外還有他們第三師參謀長彭熊、張赤民支部書記、一部分女同志，他們扮作商人十分低調地從蘇北鹽河口乘船出發。

他們原本計劃是經黃河在蘇魯交界處轉道去延安，結果于河面上遭遇日軍的巡邏艇，日本人肆無忌憚沖向田守堯他們的木船，以槍支脅迫登船檢查。

田守堯

原本彭熊還想周旋過去，不過自大的日本人卻蠻橫的要上船搜查，考慮到船上女同志的安全，彭熊果斷發動戰斗的命令，所有同志拿出掩藏在身邊的武器和日軍的巡邏艇硬剛。

日軍的小隊長和翻譯官率先陣亡，失去主心骨的巡邏艇轉身就逃，不過巡邏艇在距離木船四百余里時利用機關槍掃射，雨點一樣密集的子彈封鎖了所有人的逃生之路。

船夫死了，木船擱淺。

日本的巡邏艇再次追了上來向船上的紅軍戰士掃射，田守堯和張赤民組織沒有受傷的戰友一邊躲避子彈一邊救助受傷的同志，他們沿著河岸向水淺的河灘游去，身后只留下一片片殷紅的血色。

他們這里的槍炮聲也引來了岸邊的民兵組織，他們三三兩兩拿著武器跑來支援。

當確定田守堯是來延安學習的新四軍后，更是招來更多戰友救下他們一行人，田守堯和妻子陳洛蓮本來可以被救，卻因為一個漲潮被雙雙沖走了。

這場從凌晨到黃昏的海戰奪去了16位高級干部和28位船員、其他工作人員的生命。

由于當時延安的情報和交通條件都相對比較落后，延安方面對于田守堯同志犧牲的細節也無法在第一時間獲悉，所以這才讓戴笠給鉆了空子。

英雄已逝，軍統勢力卻偽造英雄的名義來延安搞刺殺，實在讓人不恥！

好在被毛主席稱呼為“延安福爾摩斯”的被陳泊識破，還世人一個真相。

陳泊的火眼金睛曾經數次識破軍統潛伏進來的特務，為延安革命根據地的安全建設立下汗馬功勞。

延安的福爾摩斯

延安這名叫做陳泊的保安處長，出身廣東省漁民家庭，年少時念過幾年書，經歷過社會的黑暗后毅然投身于革命，是我黨歷史上最為傳奇的偵查專家。

1926年，陳泊因出色的表現成為共產黨黨員，1927年他報名參加瓊海工農紅軍，后來大部隊在攻打博鰲時失了利，家中也遭到叛徒出賣只有陳泊一人逃了出來。

此時陳泊孤苦無依，為了活命，他乘船跑到印度尼西亞尋找開餐館的三舅。

三舅心疼陳泊家破人亡，不僅供他吃喝，還給他聯系學校上學，陳泊課業之余和幾個同樣流亡海外的戰友找到了共產黨海外組織。

1939年，馬來黨組織安排陳泊擔任稽查總隊隊長，負責共產黨海外的保衛和鋤奸工作，為了個人安全他給自己取了“布魯”的代號，“布魯”來自馬來語意為螺絲釘。

1931年馬來西亞共產黨中出現叛徒，隸屬于新加坡區書員記李錦標被捕后投靠敵人，還親自帶領敵人抓捕當地的共產黨員，為了保護新加坡黨組織，一場鋤奸行動勢在必行。

李錦標不是傻子，他一直跟在英國政治偵探長身邊，加上敵人嚴密的保護，三次刺殺都失敗了，最后黨組織把這項艱苦的任務交給了陳泊。

陳泊收到命令后就拿著自制炸彈追蹤李錦標的行蹤，不過他手里自制炸彈卻意外爆炸，讓執行任務的陳泊暈了過去，陳泊的左眼、左手還有臉部都受了嚴重的傷，被前來抓捕的警察關進監牢。

陳泊自然不能承認自己是去殺人的，他謊稱自己路過酒店時，突然看見一個炸彈被扔進房間，隨后他就不省人事了，甚至他還情緒激動地要求警局嚴查兇手。

警察審訊過他多少次，他都堅持自己最開始的說辭，沒有露出半點破綻，于是他的案子被拖了一年之久。

警方雖然不相信陳泊的說辭，但是也找不到任何罪證，一直關在監獄里也不好交代，于是以“危險分子”的名義把陳泊等一批人送回大陸。

陳泊重獲自由后第一件事就是尋找組織，組織看到陳泊是個生面孔，就將他先后安排至廈門、上海和西安等地從事相關工作。

1937年2月，鑒于陳泊的優良表現，黨組織決定把陳泊送到延安紅軍大學進行系統性學習。

“七七事變”后，陳泊和很多人一樣不得不提前結束學業投入到抗日事業上來。

領導根據陳泊的日常表現，把他分配到陜甘寧邊區負責保衛偵查，因為陳泊不僅膽大心細還有很強的邏輯推理能力。

陳泊很喜歡這個工作，他每天都懷著極高的熱情投入到偵查這份事業中來，甚至不顧安危獨自前往邊境的情報點檢查日常工作，雖然十分辛苦陳泊每次也能從各站點帶回豐富的情報信息。

一次他們抓捕了中統潛伏過來的臥底，陳泊靈機一動打算喬裝成特務混進中統內部，翌日陳泊穿上特務的衣裳，大搖大擺地來到附近的縣城要見書記長，書記長和陳泊對上暗號后兩人就大魚大肉地吃上酒席。

席間一壺小酒下肚，書記長和附近的官員就把他們搜集共產黨的情報點、情報暗號、途徑說了個遍，若是遇到含糊其辭的，陳泊就擺官威對其進行訓斥，一頓飯下來陳泊收獲良多。

陳泊膽子更大了，他用同樣的法子在附近六個縣如法炮制，安全歸來后他將所有資料歸集報告給上級，很快保衛部門按照他的線索抓捕特務多達四十名，一下子肅清了延安附近的敵特力量。

毛主席聽說這件事也是連連夸贊：

“這個布魯，奇才呀，是延安的福爾摩斯，只是可惜我們也只有他一個布魯，要是來上十個布魯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