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這座擁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城市，作為中國古代重要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蘊含著無數(shù)歷史故事和傳說。但在這些傳說背后，有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真的有五十萬大軍入嶺南嗎？廣州外僑真的有十二萬人嗎？十三行貿(mào)易制度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帶著這些疑問，我們不妨一起走進廣州歷史的深處，揭開那些被時間遮蔽的真相。

嶺南五十萬大軍入僑南之謎

說起廣州歷史，許多人對＂五十萬大軍入嶺南＂的說法并不陌生。這一說法最早見于《淮南子·人間訓》，原文描述了當年南下軍隊的情形：＂東萊其采聞，兄弟在田，＇正泰朔而出？＇因發(fā)車五十萬，從齊分，揚翁子將，就驕城（按：即過江南），而西至劉長卑，長城代你徨城，而馬亂流沙，北擊過水，東益如鮮，中國內(nèi)郡駕車而拾之。又利遂之厲前、莫黃、蒲芒、森羅，方夜荇府那婢聿五十萬為王年，一軍罷城之妖，一軍守北城之妖，一軍守南野之妖，一軍繞徐干之水。＂

但這段記載確實可信嗎？首先，對于《淮南子·人間訓》和《史記》的數(shù)字對比就能發(fā)現(xiàn)問題：《史記》說是三十萬人，而《淮南子》則說是五十萬人。此外，《史記》說時間不過一年，《淮南子》則說延續(xù)三年。

從軍事角度看，在古代出動五十萬大軍進行遠征是非常困難的。王翦率領六十萬大軍攻秦時曾說：＂今吾舉兵而西，則無所獲矣＂。也就是說，即便是強大的秦軍也需要慎重考慮后勤保障問題。

更重要的是，根據(jù)《漢書·地理志》記載：＂南?？?，戶萬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三。＂這是當時廣州地區(qū)的人口統(tǒng)計，全部居民（包括駐軍）不可能有十萬人。如果真有五十萬大軍入嶺南，那么在一夜之間，嶺南西至桂西，北至湖北，南至廣州，竟然全部被攻破，而且＂伏尸遍地數(shù)十萬＂。這在中外戰(zhàn)爭史上從未有過的慘劇！

實際上，秦始皇派遣的南下軍隊很可能是經(jīng)常性的萬人大軍而已。所謂＂五十萬大軍＂的說法，是《淮南子》的作者把實際轉移的軍隊數(shù)量進行了夸大，為的是渲染秦朝的暴政。

廣州作為國際著名的港口，大批外僑、外船前來貿(mào)易是歷史事實。但關于外僑、外船的具體數(shù)字，歷史記載卻存在很大分歧。

梁啟超根據(jù)阿拉伯人的《中國印度見聞錄》曾提出：＂廣州經(jīng)過唐宋鼎盛之亂，＇被殺之外國人多至十二萬，則其時外人僑居之多可想。＇＂從這以后，許多著作都認為唐朝廣州有十多萬外僑。

但這個數(shù)字真實嗎？首先，《中國印度見聞錄》的作者身份就有爭議。日本學者藤本勝次認為：＂原來的后半部分（即卷二）的作者是阿拉伯?萊義德，已不存在任何問題了。至于前半部分（卷一）的作者是誰，則迄今尚無定論。＂

許多學者懷疑這本書的真實性。比如法國學者伊夫·埃爾瓦認為，卷一作者是薩來曼。他說：＂薩來曼的名字，在卷一中出現(xiàn)過一次，但僅是這一點，還不能斷定薩來曼就是本書的作者。筆者認為，薩來曼這個人物，只不過是＇想象出來的人說＇或＇捏造報導提供情報者之一＇。這種猜測，王爾德早已指出。此后，索莫爾也認為，薩來曼充其量也只能是一個情報提供者。＂

對于這本書記載的十二萬外僑被殺一事，學術界有不同看法。藤本勝次認為：＂阿拉伯?萊義德關于黃巢之亂的記述，雖有若干失實之處，但卻包含了迄今中國史籍中也見不到的材料，如黃巢在廣州殺害伊斯蘭教徒及其他教徒十二萬人。虛待外國商人等便是。＂

但我們需要考慮，這個數(shù)字是否符合歷史實際？早在1，100多年前，廣州全城居民沒有12萬人，而城外聚集一小塊地方卻有12萬外僑，這非?？梢?。

事實上，即便《中國印度見聞錄》非偽作，但該書所載胡說黃巢在廣州殺12萬外僑一事，可以肯定是在經(jīng)過多人轉述后的誤傳，不足為信。

外船數(shù)量問題的考證

關于來廣州的外國船只數(shù)量，也有類似爭議。據(jù)傳，唐宋時期每年來廣州的各國船只達到四千余艘。日本學者藏弘毅著《蒲芽蔽步》也持這種說法。許多作者都認為唐朝廣州每年有4，000余艘外船，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

首先，唐朝時代，外船運來的主要是高級奢侈品，如珠貝、象牙、犀角、邢瑁、琉璃，各種寶石和香料等，市場銷售有限。其次，當時海船航行主要靠風，春夏間經(jīng)南風來廣州，秋冬間經(jīng)北風回本國，每艘外船一年只能來一次；再次，當時與廣州有海上貿(mào)易的國家，見于記載的不超過40國，不可能每國有多達百艘的海船前來廣州。

更可靠的記載來自舊唐書《南蠻傳》：＂國朝設關之初，番舶入者僅二十余艘。＂直到今日，海運業(yè)高度發(fā)達，每年也沒有2，000艘外船前來廣州。綜上所述，唐朝廣州不可能有4，000艘外船前來貿(mào)易。

所謂唐朝廣州外船有4，000余艘，這個史料來自舊版《新唐書·李勉傳》，＂西南漢船罷寶才四、五，凱視首筆。凱蓬臟恬，又不量征，明年寶存乃四千余艘。＂（按：1975年中華書局標點，校勘出版的《新唐書》，其中《李勉傳》的＂四千＂已改為＂四十＂）。

《舊唐書·李勉傳》的記載是：＂前后西域航海者多才四、五，凱性悉恬儉，則來者斯眾。兩者對比，《史記》說是30萬人；《淮南子》則說戰(zhàn)斗力不過一年；《淮南子》則說延續(xù)三年。三，《史記》沒有說秦軍在嶺南接受總是，《淮南子》卻說收不戰(zhàn)而降秦，死亡數(shù)十萬，于是《淮南子》的五十萬大軍沒有被視為人證。

十三行起源問題

＂廣東十三行＂在我國海上貿(mào)易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在政治上，它代表著政府對外商進行管理，外商各種請求、陳述由十三行向政府轉達；在經(jīng)濟上，它擁有壟斷對外貿(mào)易的特權。明朝崇禎后，它的特殊地位才被清除。為此，中外學者對它的起源問題進行探討，意見很不一致。

梁方仲在《關于廣州十三行》一文中歸納了過去學者的意見：＂一、也是最早的意見，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廣州洋行商人組織公行的一年，認為是廣東十三行起始建立的年代。英國德斯，美國摩爾德支持這一說。后來梁嵩形著《廣州十三行志》已指出此說的弊端，認為＇康熙無非為十三行商始有共同組織（公行）之一年而已。＇二、認為廣東十三行出現(xiàn)在公行成立之年以后，如日本學者和可臺吾則以為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十三行迭成了公行的代行詞。這一說雖也是站不住腳的。三、認為廣東洋行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這是《廣東十三行志》的主張：＇粵海關關之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可謂匯乙右十三行。＇吳晗在介紹《廣東十三行志》所寫的書評中，基本上同意梁氏的說法。＂

經(jīng)過研究，可以看出，研究＂十三行＂的起源，不是考證＂十三行＂的稱謂在何時出現(xiàn)，也不是查明＂十三行＂在何時創(chuàng)立，而是主要探討了解清初各行的外貿(mào)組織在何時產(chǎn)生。＂十三行＂是管理對外貿(mào)易的行政稱稱，由于它具有管理性質，因而形成了專門對外貿(mào)易的特殊制度。

＂十三行＂并不滿足反映當時的數(shù)目，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設立海關關之時，只有幾家洋行（范應元等）組成。從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起，至乾隆戰(zhàn)爭的一年，即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119年間，只有嘉慶十八年（1813年）及道光十七年（1837年）兩年的商行為十三家。

清初《東莞新志》卷15《貨稅》說：＂洋船爭出入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經(jīng)廣裰好，銀錢推行十三行。＂說明清初已有十三行之稱。同書又說：＂東西之貨，出于九郡海自《廣貨》，出于番州海日《番貨》，亦日《十三行貨》。＂則＂十三行＂之義僅僅解釋，清梁廷桂《海關關志》說：＂國初沒關之初，番舶入市僅二十余艘，示則歲以十商，今歲行業(yè)之，示日＇十三行＇。帳長日太師，次日二師，得居仁十三行、季常守舨。＂由此可見，明朝已有十三行之名。

明朝呂種《客桂林雜記》說：廣府官山（按：即現(xiàn)廣正）泊船出入港嵬，每一船至，常持仿金，倚靠外埠并諸物，多有至數(shù)萬金者，完報法本縣中達雷鼓。會舶客（按，相當于清粵海關監(jiān)督）問其官覽驗，各有長例。而轄外陸涵，所得不賅，代捉官綱禁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統(tǒng)而三十六行綱稅，授舉率十而取一，蓋腸腸而無清蒼貲之勞。＂據(jù)此可見明朝經(jīng)濟對外貿(mào)易的管理已有官商性質。但是一些人對于三十六行有不同看法，只略在《廣東十三行志譯》中提出：廣東洋行有36個行，因即稱之為＇十三行＇。＂李元洪《明代廣東三十六行考略》則說：＂明代廣東三十六行是明朝所留三十六行中之十三個行，因即稱之為＇十三行＇。＂

＂也許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中之十三個行，因即稱之為＇十三行＇。＂李元浩《明代廣東三十六行考略》則說：＂明代廣東三十六行足組織于工業(yè)生產(chǎn)，并將產(chǎn)品非法出口的手工業(yè)和對外貿(mào)易相結合的行業(yè)，不具有牙行性質。＂

上述我認為是屬于猜測之說，李元浩并不排除明朝有牙行組織，只是認為三十六行并非牙行而已。問題的關鍵是，明朝廣州是否出現(xiàn)＂官商＂，即＂官設牙行＂，妻于稱為＂三十六行＂或＂十三行＂都無關重要。據(jù)《續(xù)文獻通考》卷26《市賦考》說：＂神宗萬歷二十七年二月，分通中官領浙江、福建、廣東前司。自嘉靖末年，福建開而復禁，至是復通福建互市，推舉市鋪黃而已。兩市船只悉復，以中官領職如故。王折日：＇今之論者，一日市舶當開，一日市舶不當開，皆非也。責舶與市舶一事也。凡外貨東資者，皆設市舶司領之，許帶他物，官設牙行，與民貿(mào)易，謂之互市。是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會＇。＂明朝已有＂官設牙行＂，不是很清楚嗎！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海道副使汪棟在廣州設立＂客綱＂、＂客紀＂，多由廣州、徽州、泉州商人主持，類似牙行性質。因山官所設，稱為＂官綱＂，行商也稱＂官商＂，負有代官府監(jiān)督商人納稅的責任。它后來發(fā)展下去，代市舶司主持貿(mào)易。清朝＂十三行＂中有環(huán)繞自交紕，福建商人經(jīng)營，這顯然和明朝的＂客綱＂、＂客紀＂有關。

一種制度或一個組織出現(xiàn)后，它必定要隨著時間的轉移而不斷變化。因此，根據(jù)上述記載，清朝的具有官商性質的十三行起源于明朝的官商制度，當是沒有疑問的。

結語

通過對廣州歷史幾個問題的質疑，我們可以看到，歷史研究需要批判精神和實證態(tài)度。＂五十萬大軍入嶺南＂、＂十二萬外僑＂、＂四千外船＂等數(shù)字都經(jīng)不起推敲，它們或許只是歷史傳說中被夸大的部分。而十三行制度的起源則需要放在明清貿(mào)易管理制度的轉變中去理解。

歷史研究不應囿于成見，而是應當不斷對史料進行審視，只有這樣，才能逐漸接近歷史的真相。廣州作為中國古代重要的對外貿(mào)易港口，其歷史發(fā)展脈絡值得我們深入探究，而對歷史的理性認識，也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座城市的過去與現(xiàn)在。

參考資料

梁嵩， 《廣東十三行志》

《淮南子·人間訓》

《漢書·地理志》

梁方仲， 《關于廣州十三行》

李元浩， 《明代廣東三十六行考略》